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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对传统的历史观进行了总结式的大清理。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以“五行”解释历史，认为每个朝代都代表五行中的某一德，由于五行相胜，历史就按土、木、金、水、火的顺序，五德“相次转用事”，并不断循环往复。夫之对这一遗毒既广且深的谬说深恶痛绝，他抨击道：“五德者，邹行之邪说，以惑天下，而诬古帝王以征之，秦汉因而袭之。大抵皆方士之言，非君子之所齿也”（《读通鉴论》卷16），一针见血地揭破其蒙昧主义本质。董仲舒承袭邹行之说，略加改头换面，提出“三统循环”论，认为黑统、白统、赤统分别代表某一朝代的特性，历史就以三统依次嬗递的方式周而复始；朝代更迭，典章制度方面也要有相应的改变，即所谓“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意。对此，王夫之指出：“历虽精，而行之数百年则必差；……若夫服色，则世益降、物益备，期于协民瞻视，天下安之而止矣”（卷19），比如自隋文帝定黄色为帝服之色，以后各代相沿不改，无非是因为黄色“明而不炫，韫而不幽”罢了，与所谓“天志”毫不相干，也不包含什么神秘的暗示。王夫之还力斥所谓“正统”论，否认“统”及“正统”的存在，他说：“天下之势，一离一合、一治一乱而已。离而合之，合者不继离也；乱而治之，治者不继乱也。明于治乱合离之各有时，则奚有于五德之相禅、则必取于一统之相承哉？”“有离，有绝，固无统也，而又何正不正邪？”（卷16）同时，王夫之认识到，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与自然界一样，也是“新故相资而新其故”（《周易外传》卷5《系辞上》）的，所以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今胜于古，有力地批判了邵雍、朱熹的复古论调。
王夫之还建立了“势、理、天合一”的历史哲学体系。“势”即历史发展的趋势，“理”指这种趋势中蕴含的规律性，“天”就是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在这一体系的规范下，夫之力图从人的精神动力背后去探求追索历史发展的深层次动因，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夫之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答案，最终仍然陷入不可知论与神秘主义，把“造命”的希望寄托于“贤而秀”的后来者身上。
此外，王夫之的《永历实录》，可以说是永历王朝的“当代史”；《莲峰志》则是一部地方史，都有其不可多得的价值。
王夫之对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也颇多建树。夫之自16岁时开始学习“韵学韵语，阅古今人所作诗不下万首”（《年谱》），一生从奔走国事到隐居著述，其间所感所怀发而为诗、词、文赋，留下了大量文学作品；尤其诗歌，大都出自肺腑胸臆，继承骚、雅传统，饱含浓厚的时代气息和现实精神，在清初的诗坛上有重要的地位。因之，夫之的诗歌理论是建立在丰富的创作实践和深刻的鉴赏体验的坚实基础上的。他认为，诗歌应以抒发和表现情感为其特有的内容，一长吉永叹，以写缠绵徘恻之情”（《姜斋诗话》卷2）；而且“诗不可伪”，应是“曲写心灵”、发自真情，反对“硬架而无情”（《唐诗评选》卷4）的“昧心之作”。对诗歌创作中的情与景，夫之认为两者是相互融合、彼此包容的关系：“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明诗评选》卷5）。夫之还特别强调诗人应充分发挥自己的创作个性，施展自己的才情，显现自己与众不同的创作风貌；如果附宗派、随流俗，就会失却“本色”，陷入雷同化的泥淖。他的这些见解以及对诗歌抒情特征和艺术规律的精辟论述极大地丰富了古代文学理论，对后世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创作的发展功不可没。
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学者，王夫之的学术思想和理论体系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缺陷，有的甚至是严重的缺陷，他毕竟不可能彻底干净地扔掉传统的枷锁，他“只是个儒教异端，而不是彻底的叛逆者”（任继愈语），我们不能、也不必苛求于古人。而且，暇不掩瑜，船山先生留给后人的仍然是“一座宝贵的矿藏”（嵇文甫语），有待于我们的进一步发掘和批判继承。
（常金仓 邱进之 撰）
主要参考书
1．《船山公年谱》，王之春辑，清光绪鄂藩使署刻本
2．《读四书大全说》，中华书局本
3．《张子正蒙注》，中华书局本
4．《清儒学案新编》（第一卷），杨向奎，齐鲁书社
5．《王船山学术思想讨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叔世硕儒 戴震
（1723—1777）
戴震是清代中叶最具个性的儒学大师，他在学术上、思想上的卓越建树，对他生活的时代以及后世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如梁启超说：“苟无戴震，则清学能否卓然自树立，盖未可知也。”＇注＇胡适也认为，“戴震的哲学，从历史上看来，可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注＇戴震在批判宋明理学的基础上，主张治学须“志存闻道”、“求之《六经》”，回归儒学原旨，重建儒家“人学”，在中国儒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上篇：几番科场坎坷 一代朴学大师
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隆阜（今屯溪市）人。生于清雍正元年，卒于乾隆四十二年。休宁这个地方向来人文荟萃，商贾云集。戴震的祖上没有什么显赫的人物，父亲是一个商人，走南闯北，很见过一些世面。
文献记载戴震大器晚成，10岁时才开始说话。为他作《年谱》的戴门弟子段玉裁解释说“盖聪明蕴蓄者深矣。”就在这一年，他去拜师读书，无非是《四书》、《五经》之类。他的记忆力非常出众，能达到“过目成诵”的境界，每天能记诵数千言甚至更多些。＇注＇这表明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
戴震自幼养成了独立思考、盘根问底的学习方法。当时学子都要读《四书》、《五经》。《大学》是《四书》之一，宋代理学家极力表彰，朱熹并作《大学章句》，将《大学》一篇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并移易旧文。从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至“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朱注云：“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如左。”对于朱烹区分经传，虽然有人提出过怀疑，但五百多年来，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占据了统治地位，人们也就相信了朱熹的说法。可是戴震是不相信的。有一天塾师讲授《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戴震问：“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塾师回答说：“此朱文公所说。”又问：“朱文公何时人？”回答说：“宋朝人。”“孔子、曾子何时人？”“周朝人。”“周朝、宋朝相去几何时矣？”“几二千年矣。”“然则朱文公何以知然？”塾师无法解答，只得夸戴震说“此非常儿也。”
的确，戴震小小年纪就敢于怀疑，不盲从，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一面，这对他后来倡导朴学、批判权威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戴震读书，有一种“每一字必求其义”的习惯。塾师授课，讲以下引文凡见于《年谱》者不再注出处，凡见《戴震集》者仅注篇名。解前人的传注训诂，戴震往往不明其义。他不喜欢人云亦云，何况前人传注中往往谬误百出。因此，他要探本溯源，花了三年功夫穷究近代字书及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把握了其中的精髓。在此基础上，他“又取《尔雅》、《方言》及汉儒传、注、笺之存于今者参伍考究，一字之义，必本六书，贯群经以为定诂，由是尽通。”这样，为以后学术、思想更上一层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先通训诂”成为戴震及其后学的一个很重要的治学方法。
《十三经注疏》卷帙浩繁，达数百万言。可17岁的戴震已能“全举其辞”。他后来对段玉裁说：“余于疏不能尽记，经注则无不能倍（背）诵也。”又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辞也，所以成辞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乃可得之。”他曾在给段玉裁的一封信中说：“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揖，欲登高而无阶梯也。为之三十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在他看来，宋儒重义理而轻文字、音韵、训诂，专尚空虚无用之学，是没有在基本功上用力。他对为学先后的看法、对宋儒的批评虽然定型于晚年，但在17岁左右的读书实践中就已经萌芽了。
这以后，戴震随父亲在江西、福建、南京等地经商，广泛接触到社会生活。同时，他的经学也日有进步。20岁那年，回到故乡，此时他已经是一位饱读诗书的青年学者了。戴家小少爷的名字慢慢地被当地的一些名流所知。同邑的程询很喜欢这位还有些稚气的年青人。他说：“载道器也。吾见人多矣，如子者，巍科硕辅，诚不足言。”他看出这位博学的后生有着过人的才华，擢高第、取显宦，如探囊中之物。但戴震的前程果真能够顺利吗？
离休宁不远的婺源县有一位老先生姓江名永字慎修，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治经数十年，精通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以及步算、钟律、声韵、地名沿革，“博综淹贯，岿然大师”，戴震久闻其大名，就拜在他的门下，“取平时所学就正焉”。当时歙县大商人汪梧凤建不速园，广置图书，招揽学者，戴震与同县人郑牧、歙县人汪肇龙、方矩、程瑶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