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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以后，戴震学术大进，尤其是在筹算、名物、训诂等方面的研究上，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22岁时，写成《筹算》（后更名为《策算》）一卷；23岁撰成《六书论》三卷；24岁撰成《考工记图注》；25岁时写成《转语》20章；到27岁左右，撰成《尔雅文字考》十卷。作为一位青年学者，已在学术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学日进而遇日益穷”，戴震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29岁时、他被补为休宁县学生。
乾隆十七年（1752年），戴震30岁，进入而立之年。这一年，休宁发生大旱，“斗米千钱”，戴震家中乏食，于是与面铺相约，“日取面为飨餐，闭户成《屈原赋注》”。当时戴震在学术界虽小有名气，但毕竟还算年轻。因此他又作《屈武音义》，假名汪梧凤。另有《勾股割圜记》”一书，利用西洋算法进行注解，假名吴思孝。这两个人都有一定的影响。
一场家族财产纠纷迫使戴震入京避祸。乾隆二十年，戴震状告一个家族中强横子弟侵占祖坟，不料这个强横子弟倚仗财势打通关节，反诬戴震不法，县令准备抓他治罪。戴震闻讯，“乃脱身挟策人都”，只带了一些书籍和本人的著述，其他行李、衣服都没有。他寄旅于歙县会馆，“是时纪太史陶、王太史鸣盛、钱太史大听、王中翰昶、朱太史筠，俱甲戌进士，以学问名一时，耳先生名，往访之。叩其学，听其言，观其书，莫不击节叹赏，于是声重京师，名公卿争相交焉。”京师之行，是戴震学术生涯中的一件大事。纪昀、王鸣盛、钱大昕、王昶、朱筠、秦蕙田、姚鼐、王安国、卢文（弓召）等一大批学术名流都与戴震相识。这些人对戴震的学识都很推赏，为他广为延誉。戴震与这些堪称海内硕儒的人交往，扩大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学术上也更为成熟。
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姚鼐是安徽桐城派古文巨子，这时为孝廉。他倾心于戴震之学，写信给戴，欲奉其为师。但戴震虽然学高天下，却不好为人师。他回信给姚鼐予以拒绝说：
至欲以仆为师，则别有说，非徒自顾不足为师，亦非谓所学如足下，断然以不敏谢也。古之所谓友，因分师之半。仆与足下无妨交相师，而参互以求十分之见，苟有过则相规，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谓，固大善。
作师不如作友，这是戴震的看法。后来姚鼐不满戴震之学，转而大肆批评。此次戴震拒绝为师，使姚鼐免却背师之讥，这是后话。在这封给姚鼐的信中，戴震还谈到了治学方法：
凡仆所以寻求遗经，惧圣人之绪言暗坟于后世也。然寻求而获，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闻见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寻，循根可以达抄，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以此治经，失不知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识者之辨之也＇注＇。
在这里，他提出了治学须有“十分之见”，“巨细毕究，本末兼察”，不留余义，这样所得的结论才有坚实的基础。
在京师期间，戴震出入名儒硕彦之门，朝夕讲论。他写了《周礼太史正岁年解》二篇，又有《周髀北极（王玄）玑四游解》二篇，这些都是他的重要著作。他还写了不少书信，在这些书信中，他反复阐述了自己的学术主张。此外，他应王安国之邀，到其家塾课其子念孙。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后来蔚为一代考据大师，与戴震的影响分不开。
戴震在京师滞留了两年，声誉鹊起，名扬海内。乾隆二十二年（1757），南还，在扬州结识了惠栋。惠栋是清代汉学吴派的开创者，而戴震则是皖派宗师，二人在学术见解上有很多相似之处。戴震说：“惠君与余相善，盖深嫉乎凿空以为经也”＇注＇、当然皖派与吴派在治学方法上有一定的分歧，但这只是清代汉学内部的分歧。章太炎、梁启超都曾对戴、惠之间的差别有所论述。章太炎说：“惠氏温故，故其徒敦守旧贯，多不仕进；戴氏知新，而隐有所痛于时政，则《孟子字义疏证》所为作也。”＇注＇梁启超以“译言”为喻，说明皖、吴二派之差别：“惠派之治经也，如不通欧语之人读欧书，机译人为神圣，汉儒则其泽人也，故信凭之不敢有所出入。戴派不然，对于译人不轻信焉，求原文之正确，然后即安。惠派所得，则断章零句，援古正后而已；戴派每发明一义例，则通诸群书，而皆得其读。是故惠派可名之曰汉学，戴派则确为清学，而非汉学。”＇注＇章、梁二人的论述非常确切。
扬州的学术空气非常浓厚，是当时的一个学术中心。戴震结识惠栋以后，钱穆认为他的论学宗旨发生一大变化，“其先以康成、程朱分说，谓于义理制数互有得失者；今则并归一途，所得尽在汉，所失尽在宋。义理统于故训典制，不啻日即故训即典制而义理矣。”＇注＇戴震在扬州客居达4年之久。
戴震虽然博学多闻，名满海内，但科举之途对他来说却比登天还难了直到40岁时，才考中举人。以后六次入京参加会试，但每次都名落孙山。毕竟科举考试所需要的是能够作八股文的“人才”，戴震重经学、讲训诂，作出来的八股文未免多了一些学究气，因而不被考官青眯。
从31岁到41岁，戴震撰写了一系列学术著作，比较重要的有《原善》上中下三篇，《尚书今文古文考》一篇，《春秋改元即位考》三篇。据段玉裁记载，戴震曾说过：“作《原善》首篇成，乐不可言，吃饭亦别有甘味。”又说：“作《改元即位考》三篇，倘能如此文字做得数十篇，《春秋》全经之大义举矣。”又说：“《尚书今文古文考》，此篇极认真。”可见戴震对自己这些作品的重视。
戴震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是《孟子字义疏证》。该书撰成于乾隆三十一年，戴震44岁之时。关于他的写作动机，段玉裁是这样说的：
盖先生《原善》三篇、《论性》二篇既成，又以宋儒言性、言理、言道、言才、言诚、言明、言权、言仁义礼智、言智仁勇，皆非《六经》、孔、孟之言，而以异学之言揉之。故就《孟子》字义开示，使人知“人欲净尽，天理流行”之语病。所谓理者，必求诸人情之无憾，而后即安，不得谓性为理。
可知戴震此作，是要从根本上抽去宋德性理之学的哲学基础。如果说戴震的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一方面是为了打倒理学权威而作的基础工作，另一方面是为了建构新的哲学体系而进行的必要准备，那么《孟子字义疏证》一书就标志着戴震哲学体系的形成。
戴震精通舆地之学。在京师期间，他应直隶总督方观承的聘请，纂修《直隶河渠书》111卷。此书尚未修成，方观承就去世了，接任者对戴震不能礼敬，他于是辞去此事。后来又游山西，修成《汾州府志》三十四卷及《汾阳县志》，“其书之详核，自古地志所未有”＇注＇。
由于屡试不第，戴震只好南下，主讲浙江金华书院，这一年他已50岁了。他从37岁参加乡试，40岁时才考中举人。以后十年之间，他汲汲科举，希望能在科场上获得成功。但每次都失望而归。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戴震的命运才稍稍有些转机。
早在乾隆三十七年，清高宗弘历（乾隆帝）打着“稽古右文”的旗号，命各省督抚、学政购访遗书，第二年，又命儒臣从《永乐大典》等书中钩辑佚书，并开四库馆，准务修纂《四库全书》。四库馆网罗了一大批著名学者。戴震当时已名重海内，连乾隆帝也风闻过他的大名。这时，纪购、裘修等人在乾隆面前力荐，于是特召戴震入京，充四库馆纂修官。
戴震进入四库馆后，参加了校订群书的工作。当时由于大量书籍已经散佚，而明代所修《永乐大典》保存了大量的珍贵文献，由此《四库全书》中很大一部分书籍都需从《永乐大典》中辑佚。”戴震于乾隆三十九年中成《水经注》的校勘工作。他分别经、注，并归纳出三种原则，订正经、注之互伪。《永乐大典》本《水经注》较胜各本，又有部道元《自序》，他用以校勘通行本，凡补其缺漏者2128个字，删其妄增者1448个字，正其进改得3715个字＇注＇。该校本颇获乾隆帝的嘉赏，当戴震把它进献给他后，他龙颜大悦，这位爱附庸风雅的皇帝亲撰御诗褒扬说：
悉心编纂诚堪奖，触目研摩亦可亲。
设以《春秋》素臣例，足称中尉继功人。
戴震除校勘《水经注》外，还校勘了《九章算术》等古代数学著作。他在四库馆中所校之书还很多。据段玉裁《年谱》，从乾隆三十八年戴震入四库馆，到乾隆四十二年戴震去世，这5年时间里，他还校勘了《海岛算经》、《仪礼识误》、《周辟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仪礼释宫》、《五曹算经》、《仪礼集释》、《项氏家说》、《蒙需中庸讲义》、《大戴礼》、《方言》等官书，并撰写《提要》。戴展所校官书大体上都是天文、算法、地理、水经、小学、方言、礼制诸书。他的校勘态度非常认真，悉心考订，正伪、补脱、删衍，力求其实，堪称乾嘉学风的榜样。
即使进入了四库馆，戴震仍然没有放弃作为一个读书人的理想目的——考取进士。乾隆四十年，他已经53岁了，这年秋闭，他去会试，但命运仿佛偏要捉弄这位名重一时的著名学者，他又一次落第。这一回，乾隆皇帝格外开恩，准许他与本年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