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1906年，梁漱溟考入北京顺天中学堂，开始了长达五年半的中学生活，现代著名学者张申府、汤用彤都是他这时的同学。学校所开科目除国文外，还有英文及数理化各科。在班上，梁的学习虽不算太好，但却是一位肯独立思考、富有个性的学生。他在自述中说：“回想我从读小学起一直到现在，似乎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主动的，无论思想学问作事行为，都不是承受于人的。”（《朝话》）比如他在作文时，就从不落俗套，喜欢独出心裁，做翻案文章。对此，有的老师非常讨厌，一位姓王的国文先生就曾愤而写下“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的批语；而有的老师则非常喜欢、倍加赞赏，一位姓范的国文老师就在惊叹之余，写下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赞语。
在中学时代，课堂讲授远不能满足他那强烈的求知欲。于是，他把大量精力用在了课外阅读上。他在中学时的课外读物是得天独厚的，这包括：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壬寅、癸卯、甲辰三整年六大册和《新小说》全年一巨册，《立宪派与革命派之论战》一厚本，以及《国风报》、《民主报》等报纸。他对于这些难得的资料反复阅读，寝馈其中达三四年。在这些资料中，梁启超那淋漓晓畅、饱含激情的文风，深邃通彻的思想，有如一股清泉，滋润着梁漱溟的心田。他在后来一篇纪念梁启超的文章中写道：“我早年是感受任公先生启发甚深之一人”，“至今想来，我还认为是我的莫大幸福。”而革命派那激进的主张和昂扬的斗志，又如一股飓风震荡着梁漱溟那敏感的心灵。
特殊的教育方式和特殊的学习条件，造就了梁漱溟特殊的认知能力。使他很早就形成了自己对于人生与社会的独特认识。他自己后来说，对人生问题的探究，使他成为了哲学家，而对社会问题（即中国问题）的探究，又使他成为社会活动家。其一生行事治学，皆是围绕着这两个问题来展开的。
1911年，梁漱溟中学毕业，由于正值辛亥革命爆发，便毅然放弃升学机会，到他早先即加入的同盟会京津支部的机关报《民国报》当记者。整日出入总统府、国务院、学校、团体与街头巷尾，目睹风云诡谲的政情。1913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梁因与国民党政见不合，遂离开了报社。
同他父亲一样，梁漱溟开始亦倾向于立宪派，但不久即转向革命派，并积极投身于革命运动之中。但是，辛亥革命并未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帝制，国家反而因军阀割据混战而变得一天比一天糟，这使热心革命的梁漱溟极为失望，并引起了他对人生感到厌倦和憎恶，渐由一位热心革命的青年转变为一个虔信“人生是苦”的佛教徒，整日沉迷佛典，醉心佛法。甚至一度悲观厌世，曾两次企图自杀。尽管他后来出佛入儒，结婚成家，但却终生保持着茹素不荤的习惯。
1916年，袁世凯帝制失败，梁漱溟也度过了自己的精神危机，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他终于出佛入儒，选定儒学作为自己的哲学信仰。这种思想转变最终在他任教北大期间完成。
1917年10月，梁漱溟因《究元决疑论》（发表在《东方杂志》第5、6、7月号上）而得识于蔡元培，并受蔡之邀到北大担任讲师，主讲印度哲学。他到北大的第一天就向蔡元培慎重声明：“我此来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他在北大先后开设了印度哲学概论、儒家哲学、孔学意旨等课程。其讲授深入浅出，说理透彻，见解精到，常发人之未发，决世人未决之疑，深受学生欢迎。后来成为一代宗师的冯友兰就是他这时的得意门生。
在进入北大的第二年，他就开始了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工作。到1920年秋，他就开始在北大系统地讲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他首次运用比较方法学，对中国、西方、印度三方文化产生的历史渊源，它们各自的哲学根据及它们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作了全面而系统的分析。并在最后大胆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1921年暑假，梁漱溟应山东省教育厅的邀请在济南讲授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连讲了40天，最后由陈政、罗常培将记录整理成文，不久即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此书一出，即因其全新的理论视角和独到的见解，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到1929年，此书即已印行八版，并被翻译成12国文字。此书的出版，把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之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同时，也标志着一种新的治学方向即现代新儒家哲学的产生。
1924年夏，梁漱溟为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而辞去北大教席，远赴山东曹州中学试办高中部，并想以此为基础成立曲阜大学。但不到一年，他又怀着失望的心情回到北京，先客居清华园，编印其父遗稿。后又与十多位从山东追随而来的学生在什刹海共住共读，互相敬勉。在这段时间里，形成了梁漱溟独特的教学方式——朝会。他后来回忆说：每天清晨，天将明未明之时，师生共在月台上团坐。其时疏星残月，悠悬空际；山河大地，一片寂静；唯间闻更鸡喔喔作啼。身处此境，顿觉心地清明、精神振奋，且有众睡而我独醒之感，并由此而倍感自身于世人于社会责任之重大。大家或讲话或沉思反省，尽情地利用这人生最可宝贵的一刹那，抑扬朝气，锤炼心志。朝会制度从此开始，以后他在山东主办乡村建设研究院时仍坚持不懈，后来还将朝会所讲辑成《朝话》一书出版。
1927年5月，梁受友人李济深（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之邀，赴广东任广州政治分会建设委员会主席，筹办乡治讲习所，并任省立一中校长。在这里，他首次明确地提出并阐述了自己的乡治理论，主张从乡村自治入手，改造旧中国，建立一个新中国。简而言之，就是“以农立国”。1930年1月，由他参与筹办的河南村治学院开学，梁担任教务主任并主讲乡村自治组织等课程。是年暑假，又应邀到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作题为《中国问题之解决》的讲演。阐述他的“村治主义”。他明确指出：“我眼中的乡治，是看作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的一新方向”，乡村运动的实质就是一场文化复兴运动。
1931年，因蒋冯间中原大战。河南村治学院停办。同年1月，受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之邀，梁漱溟带领部分同仁赴山东筹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并以此为中心，以邹平县（后增至14县）为基地，广泛地展开了他的“乡村建设实验”。他主张以“乡学”代替区公所，以“村学”代替乡公所，建立教育和行政合一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实际上，所谓“乡村建设”就是他的新孔学思想在政治方面的贯彻。
自1931年至1937年，梁漱溟以一种近乎传教士般的自我牺牲精神，与一批志同道合者在山东邹平度过了2500多个日日夜夜。在这期间，他还先后写作并出版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2）、《乡村建设文集》（1934）、《乡村建设大意》（1936）、《乡村建设理论》（又名《中国民族之前途》，1937）等著作，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乡村建设的理论及其具体实践方案。他试图通过乡村建设这一带有宗教意味的群众运动，藉着创造根本的道德共识和精神凝聚，重整业已崩溃的乡村社区，以达到复兴中国固有的伦理社会结构，挽救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落后状况的目的。
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的隆隆炮声中断了他那田园牧歌式的乡建运动。一浪高过一浪的救亡呼声，使他再也无法沉醉于他那块藉以恢复“圣道”的乐土，而毅然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开始他长达十余年的为国事奔走的传奇。
是年8月11日，梁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怎样应付当前的大战》一文，提出抗战“要实行系统化、民主化、国力化”的观点，并提出了实行战时教育制度改革的14条具体主张。8月14日，应蒋介石电邀，赴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议参议会，共商国事。山东沦陷后，又亲率山东乡建院之学生两百余人投入军事委员会战干团第一团，在武昌军训后遂组成军委会政治部直属第三政治大队，开赴山东抗日。1938年1月，梁漱溟又以“国防参议员”的特殊身份赴延安考察、访问。他访问延安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看共产党转变得如何，二是希望同中共领导人就实现国家进一步的统一交换意见。在三周时间的考察访问中，延安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极苦的物质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活泼，精神确是发扬……事实上证明，他们是成功的。”尤其令梁漱溟难忘的是与毛泽东的八次长谈（其中两次竟是通宵！）内容广泛涉及中国的现实命运与前途及未来新中国的建设问题。谈话气氛极为和谐、融洽，最后虽未达成完全共识，却坚定了梁氏抗战的信心，加深了对中共的了解，相信中国共产党反对内战、主张联合抗日是坚决而真诚的。
1939年2月，梁又以国民参政员的身份与著名军事家蒋百里一起巡历华北华东各山地，长达八月之久。途中历经千辛万苦，曾几次与日寇遭遇，险遭不测。在这次考察中，他痛感国共摩擦严重，深为统一战线内部隐藏的危机而忧虑，尤其是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使形势更加严峻，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41年3月19日，以梁漱溟、张澜、黄炎培等人为首，秘密成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民盟”之前身），旨在联合各民主力量，促进国共合作与团结，黄炎培被推为主席，梁漱溟作为发起人，既是13位中央执行委员之一，也是5个中央常委之一。1941年5月，梁漱溟受“同盟”委派，克服重重困难，冲破国民党设置的各种关卡，只身一人远赴香港，在朋友的帮助下，创办了同盟的机关报《光明报》，公开发表了同盟之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