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谂笥训陌镏拢窗炝送说幕乇ā豆饷鞅ā罚⒈砹送酥闪⑿院驼胃倭欤酥沃髡拧４耸铝罟竦炒笪栈穑粤杭“侔愕竽选⑼病⒗眨菏贾詹晃�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光明报》才被迫停刊。梁漱溟亦历经艰险，经澳门返回桂林。
抗战胜利后，梁漱溟二访延安，在国共两党之间斡旋，希望维持国内和平。1946年，他出任民盟秘书长，参加旧政协，并担负起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调停人之重任。尽管他多方奔走，尽心竭力，却因国民党多次背信弃义，屡起事端而终未能扭转政局。梁漱溟痛感和平无望，回天乏术，遂在1946年10月力辞民盟秘书长一职，并公开宣布退出民盟，离开政治舞台，并申明从此以后对国“只言论，不行动”。梁漱溟于11月6日离开南京，来到重庆，在他创办的勉仁书院，一面讲学授业，一面撰写《中国文化要义》一书，“冀以我对于老中国之认识，求教于世。”1949年6月，此书写成并正式出版。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面对这个历史巨变，梁氏并未感到不安。他自认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并为中国的前途操过心、尽过力的炎黄子孙，一生所行，问心无愧。为此，当有人力劝其远赴香港时，他坚决拒绝，执意留在了大陆。
新中国并未忘记梁漱溟这位爱国人士，就在1949年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的庄严时刻，周恩来还在天安门城楼上，颇有感慨地对各界朋友说：“今天梁漱溟先生没有来，很遗憾！”毛泽东亦有同感，并指示有关部门务必尽快把梁漱溟请到北京，共商建国大计。
1950年1月，梁应中国共产党之邀，离渝赴京，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但他对毛泽东邀请他参加新政府一事，却以“如参加政府就不便说话”为由，敬辞不受。后接受周恩来之建议，从4月到9月，梁漱溟到华北、华东、东北等地参观，深感新中国气象万新，遂渐改初衷，表示愿与共产党共事。1951年，梁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
梁漱溟作事极为认真，秉性刚直，敢于发表不同意见，是党和政府难得的诤友。1953年9月16日，梁以政协委员资格列席中央人民政府第27次会议，会议主旨是讨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梁漱溟联系自己的所见所闻，就“总路线”中过分突出重工业而忽视农业、轻工业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并针对当时社会上已相当明显的“工农差别”，提醒共产党不要“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而应适当照顾他们的利益。但遗憾的是，梁漱溟的耿耿直言，却招致众口批判，毛泽东更作《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公开发表，从而把梁漱溟推入了一场以他为主角的批判运动大潮中。各种批判文章和专著接踵而出，铺天盖地而来，步步升级，并无限地“上纲上线”。这是梁漱溟始料所不及的。但他对这些批判心不悦，口亦不眼，并以沉默作为回答！
1966年，中国大地开演了一场旷古绝后的大悲剧！在这场大悲剧中，年逾古稀、息居多年的梁漱溟再次罹难。不但家被抄了，三代珍藏的古籍、字画和手稿被烧个精光；连衰朽之躯也倍受折磨、白天拉出去游街、批斗不说，晚上还被锁在一间小屋里，勒令写“交代”，交代一生的“罪行”……梁漱溟身锢陋室，面对一叠白纸，思潮起伏，感慨万千！但萦绕他脑际的却始终是这样的信念：“书籍烧了，但思想是销毁不了的！”正是凭着这一信念，从1966年9月21日开始，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情况下，凭其渊博的学识和惊人的记忆，用写“交代”的纸、笔，偷偷地撰写《儒佛异同论》，历时月余，全文四万余字。接着又马不停蹄地撰写《东方学术概观》。1986年，巴蜀书社终于将这两部著作合而为一，正式出版。
1973年10月4日，是夏历重阳节，梁漱溟刚在家中寂寥地度过他的80寿辰。中国大地又狂飙突起。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怀着卑劣的政治目的，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批林批孔”的运动。梁漱溟对此深不以为然，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他只能“腹非”，而不便“明言”。故在政协、民主党派的学习会上。他虽每会必到，却只洗耳恭听，缄口不言。一他不愿随流而进，讲违心话。然而，树欲静却风不止，沉重的政治压迫和某些与会者的软硬兼施。逼得他非开口不可。君子坦荡荡，言则言矣，何惧之有！他明确表示：“我对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持保留态度！”并在次年2月24日、25日，以81岁之高龄，手拿皮包，身穿长袍，衣冠整洁仪态庄严地站在政协会议室的讲台上，就像当年在北京大学授课那样，以《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为题，绘声绘色地讲了两个半天，为孔子辩护。并在最后公开宣称：“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
梁漱溟这番“反动”言论的直接后果，是招致了长达七个月的“批梁运动”，他再次成为运动的“主角”。但他唯一的反抗武器是：沉默！直到9月23日，在专门针对他召开的一次总结性批判大会上，在主持人的一再逼迫下，梁漱溟打破了长时期的沉默，将满腔义愤与坚定信念融铸在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中：“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此言一去，即令在座诸人瞠目结舌，茫然失措。
1976年，随着“四人帮”的垮台，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和全国人民一样，梁漱溟为祖国春天的到来而欢欣鼓舞，但他考虑更多的却是中国未来的建设与发展。1980年，他在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的同时，又被选为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致力于使国家走上法制建设的道路。80年代初，他还以90高龄，担任了全国最大的民间学术机构中国文化书院主席，并重登讲坛，发海潮之余音。以其大哲之哲，启后学之思。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梁漱溟虽在耄耋之年，依然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人心与人生》、《我的努力与反省》、《东方学术概观》、《忆往谈旧录》等著作。尤其是1984年自费出版的《人心与人生》，历时半个世纪始才完成。它是继《中国文化要义》之后，总结其一生思想的结晶之作。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梁漱溟在为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殚精竭虑，劳攘奔波近一个世纪之后，终于感到累了，该休息了。1988年6月23日凌晨，这位爱国老人平静而安详地告别了这个喧闹纷攘的世界！
二、探人生真谛 究东西文化
梁漱溟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而真正萃集其思想精华的主要是以下五部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和《人心与人生》。这五本书并非单纯的学术著作，而是他面对其当下直接的问题（即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由烦闷而苦索，进而提出答案并付诸实践的一个完整的过程。
对于梁漱溟一生而言，其思想虽迭有修正，但其思想之根抵与理论架构则奠立于《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此书是他的文化哲学与其人生哲学、历史哲学交织融铸而成的一座思想丰碑。它的出版，标志着梁氏哲学思想体系的正式建立。在此书中，他首次提出并阐述了他的人生哲学、文化哲学、历史哲学和解决中国文化危机的纸上方案。在这一博大而庞杂的体系中，建基于本体论之上的人生哲学是其文化哲学的理论基石和逻辑起点，文化哲学是人生哲学的逻辑推论，而历史哲学则贯穿于其对东西文化的具体阐释过程中，体现着他本人对文化历史发展的根本看法。三者互相涵摄、相互交融，构成了梁漱溟哲学思想的有机整体。
在梁漱溟的早期思想中，以“生活”（或“生命”）、“意欲”为中心范畴的宇宙论，构成了梁氏哲学体系的理论基础。他从西方非理性主义哲学（主要是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中得到启发，先验地设定了一个具有本体意义的概念“意欲”作为其一切理论的根基。他认为，所谓宇宙就是“生活”，而生活又是什么呢？就是那“没尽的意欲”。意欲乃世界万物产生的本原，意欲的发用流行即形成“生命之流”，而宇宙就是这“生命之流”所形成的一个大生命。在他看来，宇宙并非一静态的固定体，而是一个“动态的相续”，是一超越物质的精神存在，其本质特征就是纯粹的变化。而要认识这变动不居的宇宙，就必须首先认识作为万物之原的“意欲”。但如何才能认识这个作为本体存在的“意欲”呢？只有通过非理性的直觉体悟。为此，他引入了柏格森的直觉主义认识论。并把它同佛家唯识理论探合起来。他认为，人类认识世界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理智的方法，一是直觉的方法。前者是一种纯粹“静观”的方法，犹如在活动的电影中截取其中的一张胶片，它无法获得运动实体的本质，而只能认识那静止的物质世界，而只有直觉才能勘知那永恒流转的宇宙本体。他说：“直党所得到的意思是一种本能的得到，初度一次就得到如此的意思，圆满具足，无少无缺。”显然，梁氏的这种直觉认识方法乃是一种超越实践、超越感性乃至理性思维的一种内心体验，表现为一种神秘的顿悟和飞跃。
正是基于这种“意欲”生成万物的宇宙论和直觉主义认识论，梁氏建构了他的文化哲学。
梁氏对文化的界定是以他的“意欲”说为基础。他认为，所谓文化，“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而生活又是什么呢？“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在他看来，人类各民族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生活样法（或生活态度），而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