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缎率卵怠罚�1940年）、《新原人》（1943年）、《新原道》（1944年）、《新知言》（1946年）。这六部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冯先生将这些著作总称为“贞元之际所著书”或“贞元六书”，表示其中华民族一定要复兴的坚定信念。关于冯友兰著此六书的深意，他在《新原人》自序中曾有明确的表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水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日能之，愿学焉。此《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及此书所由作也。”这充分展现了冯氏的宏大抱负和深切愿望。
1946年，西南联大因抗战胜利而解散，清华大学亦迁回北京。同年，冯友兰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赴美作为期一年的讲学，讲授中国哲学史，并将讲稿整理成《中国哲学简史》一书由纽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在美讲学期间，冯友兰深深感到：“我在国外讲些中国的旧东西，自己也成了博物馆里的陈列品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当时我想，还是得把自己的国家搞好。我常想王粲《登楼赋》里的两句话：‘虽信美而非吾土兮，夫胡可以久留？’”1947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冯友兰生怕新中国成立后中美断交，于是，婉言谢绝了至亲好友的挽留，毅然决然地返回了祖国。
1948年秋天，冯友兰回国后，当选为南京中央研究院院士，并被选为院士会议评议会委员。1949年初，冯友兰辞去本兼各职，专任教授。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他调至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授，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组长，还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常务委员，还先后被选为第二、三、四、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然而，在学术上，冯友兰却很不顺利。在刚刚解放的1950年，哲学界即展开了对他的批判。在解放初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以及后来的历次反右运动中，冯友兰都首当其冲。不但其思想被当作唯心主义的代表而屡遭批判，其人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成为批斗的重点对象，倍受折磨。直到1968年秋，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提到：北大有个冯友兰，搞唯心主义，我们若要懂点唯心主义，还要找他；还有个翦伯赞，搞帝王将相，我们若要懂点帝王将相，也要找他，还是让他们当教授，拿薪水。得此“特赦”，冯氏才得以离开牛棚，勉强恢复自由。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冯家被定为外宾访问的开放户时，才算过上比较正常的生活。
综观冯友兰解放后的学术活动，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50—60年代。在自我批判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他开始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冯氏后来回忆说：“当时正在提倡向苏联学习，我也向苏联的‘学术权威’学习，看他们是怎样研究西方哲学史的。我寻找一些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努力运用，写了《中国哲学史新编》，出版到第二册，十年浩劫就开始了，我的工作也停了。”（《三松堂自序》）在这一时期，整个学术界都被一种僵化、教条的学术空气所笼罩，哲学史研究由于其与政治过于紧密的关系更是如此。一部丰富多彩的哲学史被简化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斗争史，并被图式化地定为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义的历史，冯友兰身处其时，亦颇受这种氛围的影响。第二阶段是70年代，代表作为《论孔丘》。其时，“四人帮”为达到个人目的，大搞所谓“批林批孔运动”，将哲学史、思想史的发展，简化、歪曲为儒法斗争史，厚诬古人，捏造事实，影射史学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一时间，整个学术界风声鹤唳，硝烟骤起。在“四人帮”的“顺者昌，逆者亡”的强大政治压力下，许多学术趋尚世风，违心地写了许多应时之作。冯友兰当时压力极大，他虽然从心底里极为反感“四人帮”的那一套，但在“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的思想指导下，也不得已“依傍党内的‘权威’的现成说法，或者据说是他们的说法”而写了《对子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及《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篇文章在《北大学报》上发表。不久，《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即予全文转载，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1975年，他的《论孔丘》一书正式出版。书中观点与以前迥然不同。这显然是在强大政治压力下的违心之作。他后来亦坦诚地说道：“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三松堂自序》）这既是冯氏个人的无奈，也是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大悲剧。1972年，身处逆境中的冯友兰曾赋诗一首，其中有云：“若惊道术多迁变，请向兴亡事里寻。”对解放后事态纷坛和自己哲学思想之多变，颇多感叹！
第三阶段是80年代，随着“四人帮”的垮台，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冯友兰迎来了自己的学术春天。经过50—60年代的教训以及70年代的思想折腾，冯氏决意空所依傍，直陈己见，决意重写中国哲学史，以舒解胸中积压多年之郁闷。自1980年开始，冯友兰以耄耋之年，展老骥之志，手握如椽巨笔，重写《中国哲学史新编》，并明确申明只写“自己在现有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史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从而真正把自己80年来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研究所得之理解、体会写出来，成为一家之言。经过十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1989年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了却了一大心愿。
“学海无涯生有涯”。冯友兰在历经近一个世纪的世事迁变，人世沧桑之后，终于走到了自己人生的尽头。1990年11月26日，在95岁华诞的前夕，这位现代中国的一代大哲安然地离开了这个纷攘多变的世界。
二、融会中西 构建新理学
划分四界 觉解新人格
冯友兰一生勤勉，著述宏富。毕生以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宏扬儒家哲学思想为己任。如果说，冯氏前期（抗战以前）的治学旨趣在于整理研究中国传统哲学，而直可称其为哲学史家的话，那么，他后期（抗战爆发后，尤其是抗战期间）的为学进路则重在以“六经注我”的精神，运用西方新实在论哲学重新诠释、阐发儒家思想，以作为复兴中华民族之理论基础。这一时期写成的《新理学》为核心的“贞元六书”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新儒家哲学思想体系。它既是冯氏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也是他一生治学的最高成就，并因此而奠定了他作为“现代新儒家”的地位，成为一位继往开来，具有国际声誉的一代哲人。
冯氏把自己的哲学体系称为“新理学”，自觉地以程朱理学为自己的直接先驱，但申明自己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即以继承为基础，以改造、发展中国传统哲学为鹄的。尽管他也吸取、承继了名家、道家、玄学、禅宗等的“不着实际”的哲学特色，但其基本核心和主要内容却是承继和发展宋明理学而来。这明显地体现在他的本体论学说即“新形上学”中。他说：“在新理学的形上学的系统中，有几个主要的观念，就是理、气、道体及大全。”（《新理学》）新理学的“形上学”的逻辑结构，就主要表现以“理”、“气”范畴为基础而展开的一系列概念、范畴的逻辑安置。
所谓“理”就是各个事物之所以为各个事物的依据，即他所说“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如“山之所以是山而不是非山，必因山有山之所以为山”。这个“所以为山”就是“山之理”。总所有这些“理”就是“理世界”，也就是“太极”。这个“理世界”之“理”是先于实际而存在的。在新理学中，“理”不但是指同类事物的共同属性，而且还是独立于实际事物之外的抽象共相，是“可离一件一件底实际的事物而独有”的东西。但是，“理”怎么能离开事物而“独有”呢？为此，冯氏又将理之“有”与事物之“有”区别开来：“‘有某种事物’之有，新理学谓之实际的有，是于时空中存在者。‘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之有，新理学谓之真际的有，是虽不存在于时空而又不能说是无者。前者之有，是现代西洋哲学所谓存在，后者之有，是现代西洋哲学所谓潜在。”（《新原道》）经过这种“实际世界”与“真际世界”的二重区分，“理”就变成一种超越时空、超越动静的永恒存在，成为决定事物之所以为某事物的第一性的精神本体。
那么，“真际”的理又是如何表现为“实际”的事物的呢？为此，冯氏提出了“气”的概念。所谓“气”就是指一切事物之所以存在的基础。他说：“一切事物所有以能存在者，新理学谓之气。”（《新原道》）但这个“存在”并不是指具体事物的具体存在，而是指这具体事物存在的基础。“气”和“理”同事物的关系是：“理”是此物之所以成为此物的依据、规律，但此物能否存在却非“理”所能保证，而必须靠“气”的可能性的存在；而“气”也并不是某种具体的事物，它仍然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可能存在，它对于事物是什么仍然没有决定意义，“气并不是什么，所以气是无名，亦称为‘无极’”（同上）。他强调说，“气”是通过“对于事物作理智的分析”而得到的一个“哲学底逻辑观念”，“此观念并不确指任何实际的事物，而却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