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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大学期间，唐君毅已基本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对人生的看法。他认为，人之心灵乃一超拔自觉的生命存在，而物质的身体乃是对此心灵生命的束缚，心灵生命常因其自觉性而求超拔于物外。因此，人之生命时常处在自觉的心灵与不自觉的物质的冲突之中。而唯有自觉的心灵超脱于不自觉的物质的束缚时，人之生命才进达于一至高的境界。而人之心灵超脱于物质束缚的唯一办法乃是“绝欲”。只有弃绝一切欲望与杂念，才能达到一种类似佛教涅槃的超升境界。
1929年，唐君毅因故休学一年，返回成都，并在四川大学暂任西洋哲学史教职。1932年，在他23岁时，于中央大学哲学系毕业，旋返成都教中学。次年初，又受母校之聘，回中央大学任哲学系助教，1936年始升任讲师。这一时期的唐君毅，年轻气盛，雄姿英发，心志齐天，常自觉于宇宙人生之根本真理，早已了然于心，洞见无余，足可开拓万古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豪杰。其情也真，其气也狂！他还在玄武湖畔的无数次缓步默想中，心仪天地。神通万古，终于悟得“精神生活之至极者，则为圣为佛”。慨然有希圣之志！
此后数年，他置身于教育学术界，驰骋古今，会通中西，为弘扬佛学，为中华文化之返本开新而覃思竭虑，矢志不渝。1939年，在他31岁时，始著《人生之体验》一书。书中博采中西先哲之言，直陈人生理趣，以透显对人生光明一面之柔情，并以梁启超诗句“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阔立多时”之意为理想人格之归宿。不久，他又写成《道德之实践》（后收入《道德自我之建立》一书），提出道德的本质为自觉的自己支配自己，以超越现实的自我。1941年，唐君毅在重庆结识牟宗三，因谈说甚为相契，遂结为知己，终生不渝。1944年，唐君毅升任教授，并被全系教师椎举担任中大哲学系主任。同时，他正式出版了《人生之体验》与《道德自我之建立》。在后一部书里，他从道德生活之本质＼道德自我之根源及人心之本体等三方面立论，明确提出了超越自我，于当下一念中自觉的自己支配自己，以建立道德自我的中心思想。书中所论，皆是他顺着自己向内向上之性情，以开启人生之智慧，完善道德自我，确立人生方向。其言纯恳真挚，情理交融，充分体现出作者那种超拔向上之道德劲力和醇厚挚美之道德心灵。从这两部书中，透显出作者那种真切深微的人生体验，这种体验表现为一方面反观自己，一方面又照察人生全幅的内容和整个过程，表现出一种超拔不俗的内向反省和向上提升，内中所显示的，不止是理想主义的情调，更充分表现出理想主义的精神。牟宗三读此二书时，曾赞叹之为“精诚侧但，仁智双彰，一是实皆理之流露，而并世无两者也。”（牟著《认识心之批判》序）这两部书的出版，标志着唐君毅的思想已趋于成熟。
1947年秋，唐君毅因中央大学无理拒聘其好友牟宗三而愤然离去，转任无锡私立江南大学教授兼教务长。1949年4月，应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之聘与钱穆先生联袂南下赴教职。当此之际，国民党败势已定，全国解放在即，唐君毅心怀疑虑，遂于8月离粤赴港，并发表《至圣先师孔子二千五百年纪念》一文，重塑孔子之世界地位，称孔子之精神不止于对真理的追求与虔敬，还有继承过去文化，重建当时文化，开启后世文化的宏大气魄。文中流露出作者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和承担感。同年10月，为了给离开大陆到香港的青年学子以继续学习的机会，唐君毅应钱穆之倡，会同张丕介、程兆熊诸君在香港创办文商专科夜校。次年10月，改夜校为日校，并将校名改为“新亚书院”，寓“重新赋予亚洲以新生命”之意。钱穆明确提出书院的宗旨为：“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并旁采西欧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教育为宗旨，沟通世界东西文化。”显然，新亚书院无论在教育宗旨还是在方法上，都力图把中国传统的书院教育与西方近代以来的学院教育结合起来，目的在于把对学生道德理想的培养和专业知识的训练结合起来。
新亚书院创建初期，条件极为艰苦，仅有极简陋之教室两间，别无其他任何校舍及办公设施，但创始诸君以“延续中国文化”的使命感，怀横通天下、纵贯百世之心，起振衰扶危之志，布衣竹伞，筚路蓝缕，全不计个人得失，表现出了艰苦卓绝的精神。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新亚日益光大，成就渐为世所瞩目，其精神更为世所钦佩。后来终于得到美国耶鲁大学教育基金会的捐助合作，使新亚初具规模，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地之一。
新亚书院是唐君毅后半生倾心倾力之地。创院之初，他即担任教务长、哲学系主任等职并倡导设立文化讲座，除他亲自主讲外，还多方延请文化学术界之名宿担任，前后四五年，达139次之多，成为新亚独具特色的教学形式。作为新亚的创始人，唐君毅的目的绝不仅在一般性的办学育人，而是意在将新亚办成一座宏扬中华文化及其精神价值的堡垒，因此，他极为重视新亚的教育方针。并极力塑造一种新亚精神。他在1952年发表的《我所了解之新亚精神》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新亚精神的中心主旨是“讲求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现代化”，其精神理想在于“一方希望以日新又日新之精神，去化腐臭为神奇，予一切有价值者皆发现其千古常新之性质；一方再求与世界其他一切新知新学相配合，以望有所贡献于真正的新中国、新亚洲、新世界。”也就是要有强烈的文化使命意识，以宏扬和创新中国文化为最高理想。正因为此，新亚同学都视学院的主要创始人钱穆为“圣人”（孔子），唐君毅为“亚圣”（孟轲）。
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身处西方文化居统治地位的香港，唐君毅更有切肤之感。但他不为物扰，不为威屈，凭着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著态度，动心忍性，以传教士般的牺牲精神和坚定的立场，全力维护、宏扬中国文化。多年来，他履艰忘危，居约事大，宠辱两忘，专志于新亚之建设与发展。1963年9月，为满足香港华人社会之需要，经香港政府批准，新亚书院与联合书院和教会办的崇基书院联合成立香港中文大学。经过唐君毅的据理力争，新成立的中文大学实行联合制，使各成员学院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新亚独特的教学风格和教育精神也得以保持。唐君毅被聘为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并兼任哲学系系务会主席，还被选任为第一任文学院院长。1967年又受聘为新亚研究所所长。然而，中大成立后不久，其措施即与新亚书院的教育理想和一贯精神渐生抵触，相去日远，致使新亚又陷入新的艰危困顿之中。为了维护新亚传统，保持新亚行政和教学的独立性，唐君毅据理力争，毫不退让，致与中大当局屡生龃龉，矛盾日深。其间，钱穆因不满于中大当局的百般刁难而愤然离港去台。张丕介亦因新亚理想受挫而忧伤成疾，不久即去世。当时，另一位新儒家重要人物徐复观曾著文说，新亚是凭着钱穆的名望，唐君毅的理想和张丕介之顽强精神来支撑的，而如今一去一逝，遂使唐君毅陷入孤立无援，独撑危局的苦境。1973年，中大当局一意孤行，宣布废弃联合制而改行一元化的集权制，完全违背新亚书院加入时的初衷。为此，新亚研究所在1975年正式宣布脱离中文大学而独立，唐君毅继续担任所长，决心“将新亚精神带出中大”。1976年12月，因反对中大改制彻底失败，新亚书院董事会钱穆、唐君毅等9人联合发表辞职声明，宣布退出董事会，唐君毅还在刊物上撰文斥责香港政府“背信食言”，愤激之情，溢于言表！
在艰难、紧张的办学同时，唐君毅也绝不放弃任何一个向世界宣传中国文化的机会。他曾多次参加各种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如：1957年出席在夏威夷举行的第三次“东西哲学家会议”，此后又在1964年出席了第四次“东西哲学家会议”，并受聘在夏威夷大学专讲“新儒学”数周；1965年出席了在南韩汉城高丽大学举行的“亚洲近代化问题国际学术大会”；1967年出席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明代思想国际学术会议”；1969年，被聘为东西哲学家协会国际委员会委员，协助筹办并出席了夏威夷第五次“东西哲学家会议”；1970年出席了哥伦比亚大学在意大利举办的“中国十七世纪思想会议”等等。所有这些东奔西走，劳攘奔波，皆源于其心中蕴藏的对中国文化的挚爱以及亟欲将之传播于世界的坚定信念和执着追求。
唐君毅尽管处境艰迫，却能外抗尘俗，专志宏道、育人，内而奋发励学，笔耕甚勤。他本“新儒家”一脉，沿“返本开新”之途，予儒家思想继续发扬光大。他认为，先前诸师友如蒙文通、梁漱溟、熊十力、方东美、钱穆、牟宗三等人对中国文化问题的论著皆大有助于民族文化的复兴与民族精神的自觉。但遗憾的是，几乎都没有或甚少从分析中国哲学的智慧入手来阐释中国文化的“精神价值”。有鉴于此，他在1953年出版了《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从中西文化思想比较的角度入手，力求以清晰、明了的哲学概念，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之人生意趣、文艺境界、人格精神和宗教智慧等通常须以直觉了悟之内在意蕴一一加以疏解，以凸显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彰扬中国文化之独特精神，并阐述中国文化精神对西方文化精神可全部摄取之理由，以展开中国未来的人文世界。1955年，他又出版了《人文精神之重建》（又名《中西人文精神之返本开新》）。他基于“中国人文精神之返本，足为开新之根据，且可有所贡献于西方世界”这样一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