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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始而苦读经史,畅论大道,欲致君尧舜,仕以行义,结果如适吴越以售章甫,不合时适,无人赏识,遂淹滞州县,沉沦下僚。他完节自守,独善其身,又受俗才的蜚条构陷,难以自安。现在退守乡里,”又“穷无供养”,老病交加……真是山穷水尽,壮志销罄。面对历数之冉冉,难免“终祖”(死亡)之戚戚,于是导引以求延年,服气以驱饥寒,堕入方土长生不老术中。读者于此,当悟何以吾国养生气功、导引房中之术举世独昌之原故了吧!
正如王充自己在《道虚篇》所说的那样:百药可以愈病,服气可以健身,但绝对不能度百逾世,寿至不死。有生就有死,死就是生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验也”。他希望“不老”,但却“发白齿脱”;希望“命延”,但却“既晚无还”。返老还童是不可能的了,唯有著书立说以体现自己的存在,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整理完平生著述,还撰写了一篇长长的《自纪》,在“命以不延,吁叹悲哉”的哀叹声中,走完了自己失意的人生之旅。史家没有记载他死的具体年代,只含糊其辞地说“永元中(约公元98年)病率于家”。
七、平生著述
王充仕宦不达,志穷无如,遂“淫(广泛)读古书,甘闻异言”。又感“世书俗说,多所不安”,于是“幽居独处,考论实虚”,发深邃之想,奋如椽之笔,撰著鸿文大论,上探天文,下穷地理,中讨人事,以便“垂书示后”,留不朽之名。王充的著述,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讥时刺世,劝善勉节类。有《讥俗》之书:帕纪篇》说:“俗性贪进忽退,收成弃败,充升擢在位之时,众人蚁附,废退穷居,旧故叛去,志俗人之寡恩,故闭居作《讥俗》《节义》12篇。”
《讥俗》《节义》,今不见于《论衡》书中,有人说是两部书,但这里明言“讥俗节义12篇”,其为一书可知。其书又单称《讥俗》:“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为分别之文。”这里都以《讥俗》概二书,颇疑“讥俗”为书名,“节义”为篇名,居《讥俗》全书之首,称“《讥俗·节义》”,犹称“《论衡》‘三增’‘九虚’”之类也。
二是议政言事类,有《政务》之书,《备之》、《禁酒》等篇。《自纪》:
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直,不晓其务,愁情苦思,不睹所趋,故作《政务》之书。
这里说《政务》之书是为人君陈“所宜”、“所务”、“所趋”的治国方略。但这只是一个方面,王充在《对作篇》中又补充说明了《政务》之书的内容:一则说“其《政务》,言治民之道。”一则说:“《政务》为郡国守相,县邑令长,陈通政事所当尚务。欲令全民立化,奉称国恩。”可见其书也探讨了地方长官如何治民的问题,内容十分全面。王充曾游学京师十余年,又常在地方任官,再加上他的博闻奇识,所言必有可观,故他本人也十分自信,将《政务》比作可供王者览观风俗的《诗经》,说:“古有命使采诗,欲观风俗,知下情也。《论衡》、《政务》,其犹诗也。”
除了论政专书外,王充还有随事即兴之作,如《备乏》、《禁酒》等篇。《对作篇》言:
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颖川汝南,民流四散;圣主忧怀,诏书数至。《论衡》之人,奏记那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题记草,名曰《备乏》。
酒靡五谷,生起盗贼,沈酒饮酒,盗贼不绝。奏记郡守,禁民酒。退题记草,名曰《禁酒》。
张宗祥《论衡校订附记》认为:“《政务》之书不悉篇数,所可考者,《备乏》、《禁酒》两篇耳。”将《备乏》《禁酒》作为《政务》的两篇。如果单从“言治民之事”考之,二篇确与《政务》同旨,但却没有更多的证据说明它们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只好存疑。
三是考订伪书俗文,虚说漫辞,有《论衡》之书。《自纪》曰;
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
《论衡》之书今存,是研究王充思想的主要依据,《论衡》创始于明帝永平之末,初成于章帝建初时期:虞翻《会稽典录》:“《论衡》造于永平末,定于建初之年。”至晚年穷居乡里,又重加整理。朱谦之《王充著作考》(载《文史》第一辑)认为“《论衡》一书经过三次摆集。”王充于章和二年罢州家居后所定为最终的定本。《论衡》的主要思想下面要分别论述,这里仅就充所自叙列其一二。《佚文篇》: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
疾,即痛恨。“疾虚妄”,即痛限虚伪不实的言论。犹如孔子归纳《诗经》的主题思想为“思无邪”一样,“疾虚妄”就是《论衡》的主体思想,这是就其发愤著《论衡》说的,可以视为著作动机。不过如果全面概括《论衡》的主题,似以《对作篇》“《论衡》实事疾妄”为更准确。“实事”,即考证事实,实事求是,王充在同篇中又称之为“务实诚”;“疾妄”,即驳斥虚妄,反对迷信。“实事”(即“务实诚”)是正面论说,为立论;“疾妄”是从反面辩驳,为驳论。一正一反,反复周致。用范晔的归纳即是“释物类同异(实事),正时俗嫌疑(疾妄)”(《后汉书》)。王充在《对作篇》中更具体地揭示了本书的内容:
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浮华之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大肆流行),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育调饰辞,为奇伟之观也。
又说:
今《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辨其实虚,非造始更为,无本于前也。
这里说的是订正书本的“虚妄之言”和“华文浮辞”,解决学术上的错误言论。充又说:
《论衡》细说微论,解释世俗之疑,辨照然否之理。
这是辨明世俗的疑惑,解决生活中的疑难问题。
《论衡》是王充的经意之作,其书虽然初成于永平建初时期,事隔20作后,他重修《论衡》,仍然十分用心。谢承《后汉书》说他“于宅内门户炉柱各置笔砚简牍,见事而作,著《论衡》85篇。”(《艺文类聚》卷58引)范晔《后汉书》亦说充“以借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壁墙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可见他晚年闭门深思,断绝社交往来,在家里四到八处都放有笔墨简编,灵感所到,即行著录。通过这样深思熟虑,潜心著述,才写成了《论衡》的最后定本。其思深,其功勤,于此可见一斑。
第四类是颐情养性之作,有《养性》之书。《自纪篇》:
年届70,时可悬舆……历数冉冉,庚辛域际,虽惧终祖,愚犹沛沛(心潮激荡),乃作《养性》之书十六篇。养气自守,适食则(节)酒。
王充在庚辛之际,年届70,则此“庚”,指和帝永元二年庚寅,为公元90年;“辛”,即永无三年辛卯,为公元91年。其时王充65岁。“发白齿落”,“贫无供养”,又加用思太专,伤耗精气,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说“桓谭疾感于苦思,王弃气竭于思虑”,正是指此而言。故充“养气自守”,“爱精自保”,时辅以“服药引导”,希望“性命可延”。并著《养性》之书来总结经验。王充在谈到《养性》之书的具体内容时,还说到:“上自黄(帝)唐(尧),下臻秦汉而来,折衷以圣道,析理于通才,如衡之平,如鉴之开,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详该。”可见书中还广征博引古今养生成就,用圣人之言折衷去取,概括了古今幼老生死问题。言之有据,议论平实,就像天平一般平正,明镜一样清沏。《养性》书今已不传。虞翻《会稽典录》曰:“王充年渐70,乃作《养生》之书,凡16篇。”(《太平御览》卷720)。《文心雕龙·养气篇》曰:“昔王充著述,制‘养气’之篇,验已(既有经验)而作,岂虚语哉!”《养性》书名,虞翻作《养生》,刘勰作“养气”,朱谦之说是《养性》之误;蒋祖怡《王充卷》又说刘勰所称《养气篇》为《养性书》16篇之一(页115,196)。其实“生”“性”相通,《养生》即《养性》;王充以气为生命之源:“用气为性”,“以气为寿”(《无形篇》),养生(或养性)必先养气,刘勰乃依其要旨而称名,并非有误。至于说《养气》为《养性》之一,可备一说,惜无确据。臧琳《经义杂记》卷16又说:《自纪篇》中“闭目塞聪,爱精自保,适辅眼药引导,疑是16篇之目。”显系牵强附会,但如果说是《养性》之书的内容提要,则是可以考虑的。
第五类是杂著,见于记载的有《大儒论》、《果赋》等。《大儒论》作于明帝水平二年,已佚,见于李贤《后汉书注》所引袁山松《后汉书》,引文“大”字作“六”。《果赋》,已佚,见于《太平御览》卷168引。
王充的著作流传于今的只有《论衡》85篇,其中《招致》一篇有目无书,实存84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