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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本文原刊于1950年10月19日《大公报》。
［2］即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
［3］托洛斯基即托洛茨基。
［4］指鲁迅1936年7月1日在《文学丛报》月刊第4期和《现实文学》月刊第1期上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一文。“某君”即鲁迅在文中所指的“陈先生”。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二部分学习鲁迅先生
孙伏园
现在的青年朋友常常觉得学习鲁迅先生有“高不可攀”之感，理由大约不外两个：
一、今年已经是鲁迅先生诞生七十周年、逝世十五周年；就现在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来讲，年龄相差已达半个世纪；单说从鲁迅先生逝世到现在的十五年间，中国和世界的变化就十分剧烈；中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打败了盘踞二十年穷凶极恶的蒋介石反动政府和它背后的美帝国主义者，建立了自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它的各级政府，和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共同创造了力量无比强大的期盼和平的民主阵营。这和十五年以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反动统治比较，变化还不够巨大吗？那末，鲁迅先生生前的斗争环境和我们今日的斗争环境已有相当的不同。这便是我们学习鲁迅先生觉得“高不可攀”的理由之一。
二、鲁迅先生的文字相当高深，已有添加注解的必要：有的是当时人人知道的问题，时过境迁，必须加注才能了解了；有的是鲁迅先生知识丰实，学问渊博，在他认为随手应用的词条，在我们却认为必须加注才能了解了；还有是略带方言性的词条，略带方言性的句法，和略带地方色彩的事物，都非加注不能了解了。这便是我们学习鲁迅先生觉得“高不可攀”的理由之二。
这两点都是事实，但从这些事实发生的困难，不是没有方法可以克服的。
鲁迅先生的斗争环境虽和我们今天的斗争环境不同，但这不同应该解释为：（1）我们的斗争已经胜利地前进了；（2）斗争的部队已经千万倍地扩大了；（3）胜利的保障已经千万倍的巩固了；（4）斗争的对象仍然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只是和鲁迅先生生前比较，敌人更暴露了他们的缺陷，更表现了他们步骤混乱，更显示了他们的外强中干和回光返照了。
那末，我们和鲁迅先生是对着同一敌人，站在同一战线，作着前后同一性质的继续式的而又是发展式的一系列的斗争。所以即使环境如何不同，只要认定斗争的精神，斗争的要求，斗争的对象都是一致的，学习鲁迅先生自然不会感觉什么困难了。
其次，关于遗作的文字问题。加注自然不是太困难的事，实际上现在各种说法里已经有这样做的了。“鲁迅著作编刊社”也正做着注解的工作。有了注解以后，关于方言的词条和句法，关于专门性的和古典性的词条，关于当年人人熟悉的时事，自然都有方法解决了。
注解以外，辅助的参考资料也十分必要。例如女师大事件，鲁迅的杂文中很占一些数量，如果不把它的来踪去形研究清楚，整篇文字的精神就会不容易了解。幸有许广平先生《欣慰的纪念》（一九九一年七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中的《鲁迅先生和女师大事件》一篇文字，把这事件交代的明明白白了。这种辅助的参考书籍比注解中所能注释的更丰实而具体。
其次如许寿裳先生的《亡友鲁迅印象记》（一九四七年峨嵋出版社初版）也是研究鲁迅先生传记和作品的辅助的参考书籍。许先生的年龄和鲁迅先生差不多，他的文学和鲁迅先生也有相像的地方，我们读着和鲁迅先生同时代作家的作品，在史实的考订上和文字的印证上都有很大的帮助。
再如林辰先生《鲁迅事迹考》（一九四八年七月开明书店初版），它虽不像前两部那样供给我们许多鲁迅先生生前的宝贵史实，但十分精密地在已有的材料中考证了并且解释了若干鲁迅先生生前的宝贵史实。这样的著作，不但在鲁迅先生的斗争精神上和文字技术上帮助青年们了解和学习鲁迅先生，而且还替青年们开辟了一条研究鲁迅先生的道路，把自己研究的结果，发为文章，使别的青年朋友更便利地了解和学习鲁迅先生。王士菁先生的《鲁迅传》也如此。
鲁迅先生离我们并不遥远，他就在我们的前面。我们学习鲁迅先生，他的精神和光辉照耀着我们胜利地前进。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二部分鲁迅先生怎样使语文纯洁而健康
孙伏园
现在全国语文工作者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六月六日《人民日报》社论所号召的“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来纪念鲁迅先生的逝世十五周年和诞生七十周年是有特殊意义的。
《人民日报》社论中说：“我国现代语言保存了我国语言所固有的优点，又从国外吸收了必要的新的语汇成分和语法成分。因此我国现代语言是比古代语言更为严密，更富于表现力了。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是使用这样活泼、丰富、优美的语言的模范。在他们的著作中，表现了我国现代语的最熟练和最精确的用法，并给了我们在语言方面许多重要的指示。 我们应当努力学习毛泽东同志和鲁迅先生，继续发扬我国语言的光辉传统。”
鲁迅先生在语言方面给我们的指示，如《答北斗杂志社问》（收在《二心集》中）里的就很重要。这篇的原问题是“创作要怎样才会好？”所以鲁迅先生“将自己所经验的琐事”写了八条以为答复，其中第四条和第六条都是关于语文的运用的。第四条说：“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第六条说：“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我们可以说，第四条是关于“精确”的，第六条是关于“熟练”的。
如果一篇文章中存在着“可有可无的字、句、段”，那这篇文章的“精确”就有问题了。但是为什么一般人都不大愿意把这些“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呢？原因也有好几个：第一是贪长，以为长文章就是好文章，结果这篇文章成了“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第二是贪懒，不肯细辨，甚至永不知道哪些字、句、段是“可有可无”，结果留着这些可有可无的字、句、段以妨碍文章的精确。第三是贪便宜，以为这些可有可无的字、句、段中还有个别的警策部分，把这些警策部分孤立起来看，不管它们对于文章的全局有没有重要的关系，总之是这也舍不得，那也舍不得，一定要把这自以为警策的部分在读者跟前炫耀一下才算快意。这样的文章还如何谈得到精确呢？
如果一篇文章中存在着“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那这篇文章的“熟练”就有问题了。熟练是关系两方面的：在作者一方面，“不生造除了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表现了对于现代语用法的熟练；在读者一方面，不被生造的形容词之类所障碍，自然就能很熟练地读下去，即刻了解文章内涵的意义。但为达到这个境界，还是需要努力和斗争。“生造形容词之类”并不是困难的工作，而是使用语言不熟练的自然结果。寻找语汇，选择语汇，应用语汇，诸多不熟练，才有生造形容词之类的毛病；一旦使用语言到了熟练的地步，生造形容词之类的毛病自然没有了。
鲁迅先生在著作中，无论著述或译述方面，真是和毛主席一样，“表现了我国现代语的最熟练和最精确的用法”。这是一部《全集》可以覆按的，从第一卷论文集《坟》开始，直到第二十卷译果戈理的《死魂灵》为止，可以说没有一个词乃至一个字放得不妥当而妨害了文章的熟练和精确的。
但这并不是说我国现代语言已经尽善尽美了，鲁迅先生还在翻译工作上不断地从国外吸收必要的语汇成分和语法成分。《关于翻译的通信》（《二心集》）中， 鲁迅先生的回信说：“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诀，是在避去熟字，删掉虚字，就是好文章。讲话的时候，也时时要辞不达意。这就是话不够用，所以教员讲书，也必须借助于粉笔。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糊涂。倘若永远用着糊涂话，即使读的时候，滔滔而下，但归根结蒂，所得的还是一个糊涂的影子。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这并不是空想的事情。”
鲁迅先生为了使中国语文更丰富、更精密，曾经在翻译工作上用过很大的力量。我们为继续发扬我国语言的光辉传统，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必须遵循鲁迅先生的正确方向，不断迈进，才能在这个斗争中获得光辉的胜利。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三部分《鲁迅先生二三事》序
孙伏园
为要纪念鲁迅先生，应该好好的写一本书。现在却决不是时候，不但参考书籍几乎全无，故老朋友也无从访问，就说时间和心情又何尝有比较成片断的！
这个大愿只好牢牢地记在心头罢。
小册［2］里面的十篇东西，《哭鲁迅先生》和《药》是五年前先生刚去世的时候写的，《鲁迅先生的几封信》比那两篇略后，《惜别》和《往事》写于三十年初春，《鲁迅先生的少年时代》和《杂感两则》都写于三十年十月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日，《孔乙己》、《腊叶》和《杨贵妃》则是知道要出小册以后才补上的。
这些话倒是将来还是要说的，那么这个小册就算是将来那本书的初稿的一部分而暂时保存着罢。
百二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