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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倒是将来还是要说的，那么这个小册就算是将来那本书的初稿的一部分而暂时保存着罢。
百二十分感谢姚蓬子［3］先生，要不是他的鼓励和催促，我是决没有这个勇气的。
民国三十一年二月八日
注释
本文写于1942年。从该文可以看出，我们编辑本书，是符合作者生前意愿的。
［2］“小册”是指《鲁迅先生二三事》，作者为“小册”作序正值抗战期间，写于国民党统治下的重庆，当时仅收十篇文章，后于1945年11月由上海作家书屋作为“鲁迅史料丛刊之一”出版。
［3］姚蓬子（1905—1970），原名梦生，字裸人。浙江诸暨人，现代作家。当时是《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的荐引人。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三部分林辰《鲁迅事迹考》序
孙伏园
从鲁迅先生去世到今年十月，已经是整整的十周年了。
他的生前友好，和国内外敬仰爱慕他的万千青年，在这整整十年以来，如何以他的思想学术事业为根柢，从而发扬光大到如何宏远渊深的地步，这问题我此刻不准备述说。
这十年除了首尾两年以外，当中的八年，全民族正在与日本赎武主义者搏斗中；鲁迅先生的生平事迹，当初也是东一鳞西一爪的，经过这八年的长时间，不仅组织不成片段，连一鳞一爪也不免被淡忘了。这是严重的遗憾，不只是他的生前友好和国内外万千青年的，也是整个国家民族整个人类世界的。
林辰先生的《鲁迅事迹考》，却给我们减去了不少遗憾，增加了不少慰藉。全书共计论文十篇，从题目看，就知道每个题目都与鲁迅先生整个传记有关，整个传记就靠数十百篇这样的论文拱卫着。
传记作者必须对于材料有广博的知识，有的是他要选取的，有的是他要做旁证的，有的是他必须知道但未必有选取价值的。这三类材料，在这拱卫传记的数十百篇论文中，必须尽量的罗列着。林辰先生这十篇论文里面，就包含了这三类材料。例如鲁迅先生历次的演讲，对于整个传记也许并不重要，传记作者可能不加选取，但是他必须有此知识：这便是第三类。又如章门诸子［2］的事迹，并不算传记的直接材料，但传记作者必须拿它作为旁证：这便是第二类。至于与章太炎的关系，归国的年代，赴陕的讲学，曾否加入光复会，组织文艺会社等等，便都是第一类重要材料了。
罗列材料以外，便是方法的说明。传记工作的初步条件，只是方法的细密与谨严。等到传记写作的时候，不能再有方法的说明了。林辰先生这十篇论文，都代表了极细密谨严的方法。无论解决问题的方法，排列材料的方法，辨明材料真伪的方法，都是极细密谨严的。在《论〈红星佚史〉非鲁迅所译》一文里，记述作者研究方法的辩证的发展，因而材料的排列也依着这辩证的过程，最后才把《红星佚史》译者自己所作的一篇《发须爪序》［3］介绍出来作为铁证，断定《红星佚史》绝非鲁迅所译。在《鲁迅曾入光复会之考证》一文里，因有“曾入”与“不曾入”两派的意见，作者仍以辨别材料，排列材料这两种方法的骨干，再用他那敏锐的思考，勇敢的推断，把这个问题稳稳妥妥地解决了。这几种方法，既细密又谨严，供给将来的传记作者一个极可宝贵的参考。无论这传记作者是林辰先生自己也好，或是另一位也好，有了这样细密谨严的方法，决不会再写出没有价值的传记的了。
我私心希望这位未来的传记作者就是林辰先生。自然，说得广泛一点，凡属鲁迅先生的生前友好，和敬仰爱慕先生的万千青年，心头都有一篇或详或略，或粗或细的鲁迅先生的传记，但是放在心头和写在纸上似乎确是两件事。一旦动笔，即刻感到材料不够，印象模糊。因此我自己就是林辰先生所作考证论文的一位爱读者。
林辰先生如果能再继续写作这类考证论文若干篇，即使一时没有传记，我们读了这样细密谨严的论文，其快乐也不会下于阅读整本的传记，至少使以后的传记作者省却许多考证的工夫了。
三十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在缙云山
注释
林辰是研究鲁迅的专家，解放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鲁迅事迹考》，194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
［2］“章门诸子”，指同鲁迅有关的章太炎的一些学生。
［3］周作人为江绍原著《发须爪》写的一篇序文。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三部分关于鲁迅先生
孙伏园
一
“……之后”之体，创于鲁迅先生跋所译《工人绥惠略夫》小说。现在你也一个“之后”，我也一个“之后”，竟通行得很可以，连“三个日字的晶报”（这是北京方面的读者给他的名词，所以别于北京的《京报》，因为京晶二报常有怪妙的文字可资谈助，容易相混，而《晶报》的名字尤是怪妙，某君说三日一出的报叫“晶报”，间日一出的当然可以叫“昌报”了，五日一出的叫“晶昌报”，旬刊便应改称“晶昌晶昌报”了）里的张丹翁老先生也“之后”过好几次了。（《晶报》近来居然大骂郑正秋反对男女合演，实在新得厉害。）记得中国旧日文坛上也有过这样一件韵事。宋人杨亿模仿李义山诗，创写西昆体，一时台馆诸公转转效法，翕然成风，当时有一个戏子扮李义山上场，衣服破碎，形容憔悴，说“我被馆阁诸公挦摭殆尽了”，满座哄然。对于鲁迅先生的“之后”，我也有同样的感想。
二
鲁迅先生的《呐喊》，出版快半年了。听说买的人虽然很多，但批评的却未见十分踊跃。就是那些以中国将来的批评家自命的人，也还没有什么动静。或者被鲁迅先生的好文章罩住而说不出话了罢，至少我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我虽然不想批评，总还想抬起头来问一问与我一般的读者，《呐喊》当中你最欢喜的是那一篇。据我平常的考察，十人中有九人是喜欢《阿Q正传》的。我自然也是佩服《阿Q正传》之一人，但我仍不改从前的态度，觉得《药》这一篇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有一位很研究文学的先生，却没有懂得《药》的好处。我于是知道一般人所以放过《药》而不留意的缘故了。你要吃群众的肉，群众便为你祝福；你要为群众求福，群众便吃你的肉。这是人类的大悲剧，大概一辈子没有明白的日子的了。文学上描写这一点的也有过好几回，例如屠尔格涅夫的《工人和白手的人》，而鲁迅先生的《药》这一篇尤其是带了中国人的特色的。鲁迅先生对于世界，对于人类，尤其对于中国，似乎都很悲观。他在序文里说，《药》的后面无端加上一个花圈，不是他自己的本意。大概他以为人们还要一辈子发昏下去，革命元勋的坟上是决不会有人去放花圈的。但我曾经对于他抗过议，说我们做学生的时代确到女革命党瑾儿的棺旁去凭吊过的，虽然过了几日被她的党人搬运到湖南去了。不过人们对于已死的元勋虽知虚伪的崇敬，对于现在和未来的元勋，却杀戮的比从前更甚。所以《药》有永远的价值，也是人们永远说不出的悲剧。
《药》对于我的印象如此，但未必人人都喜欢《药》。所以我说不必人人都有批评，只要各人说出所以喜欢那一篇之故，也是极有意义的事。对于这些地方，著者的意见有时候可以与读者的完全不同。我曾问过鲁迅先生，其中那一篇最好。他说他最喜欢《孔乙己》，所以已经译了外国文。我问他的好处。他说能于寥寥数页之中，将社会对于苦人的冷淡，不慌不忙的描写出来，讽刺又不很显露，有大家的作风。
三
鲁迅先生所以对于《呐喊》再版迟迟不予准许的原因闻有数端。
一，听说有几个中学堂的教师竟在那里用《呐喊》做课本，甚至有给高小学生读的。这是他所极不愿意的。最不愿意的是竟有人给小孩子选读《狂人日记》。他说“中国书籍虽然缺乏，给小孩子看的书虽然尤其缺乏，但万想不到会轮到我的呐喊。”他说他虽然悲观，但到今日的中小学生长大了的时代，也许不至于“吃人”了，那么这种凶险的印象给他们做什么！他说他一听见《呐喊》在那里给中小学生读以后，见了《呐喊》便讨厌，非但没有再版的必要，简直有让他绝版的必要，也有不再做这一类小说的必要。我说，《狂人日记》末了明明写着“救救孩子”，那么至少要有孩子的人才有看《狂人日记》的资格，孩子自身何必看他。
二，他说《呐喊》的畅销，是中国人素来拒绝外来思想，不爱读译作的恶劣根性的表现。他说中国人现在应该赶紧读外国作品。郑振铎是已经投降了群众了，说译作至少要做到“看得懂”，其实“看得懂”的定义很难下，凡看不懂译作的人大概是一辈子看不懂的，不看可也，硬看亦可也，去牵就他做什么！他的译作《工人绥惠略夫》，他的译作《桃色的云》，他的译作《一个青年的梦》，都是极好的作品，但听说可怜都只销了数百部。
《呐喊》的再版闻已付印，三版大概是绝无希望的了。
注释
本文原刊于《晨报副刊》1924年1月12日，刊载时作者署名为“曾秋士”。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三部分鲁迅先生的小说（1）
孙伏园
读中国历史到民国阶段必须用另一副眼光，写中国历史到民国阶段必须用另一种笔调。从前的“中国”是对“四夷”而言，居“天下”之中，是天下的首都。到了“民国”，“中”字渐渐专名化，只是一个国名而已，失去“居天下之中”的原义了。同时中国人也以世界各国之一的国民自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