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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如此，任何部门的专史都如此。鲁迅先生以前的中国小说史是“中国”的小说史，鲁迅先生以后的中国小说史是“新中国”的小说史。鲁迅先生以后的小说，和以前的中国小说太不同了。所以在小说之国，鲁迅先生实为“国父”。鲁迅先生著中国小说史，起于神话与传说，而讫于清末的谴责小说。中国的小说，已成一完整的段落。自鲁迅先生以后，另起一新局面，是新中国的小说史了。
一
鲁迅先生的小说，充满着伟大的同情。这伟大的同情，可以说是鲁迅先生小说内容的全部。
鲁迅先生创作生活的开始已在中年以后，他在《呐喊》的自序里说：
“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
蓦然一看，对于“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呐喊几声，也就是鲁迅先生“伟大的同情”的一部分；但在事实上，他的同情的伟大，决不是这样的小范围所能解释得了的。
我用“伟大的同情”这个名词，意义上包含着“强烈的正义感”，也包含着“真实的革命性”。这三个名词所指的几乎可以说是同一件事情，无论是强烈的正义感也好，真实的革命性也好，或者说是伟大的同情也好，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大多数受苦的人们。正义感是为他们不平，革命性是为他们奋斗，伟大的同情是完全给予他们的。
鲁迅先生中年以前，曾在“寂寞里奔驰”，而中年以后，却只“不免呐喊几声”。这“奔驰”与“呐喊”之间，到底有多少距离呢？据我的看法，方式虽然不同，本质是一样的。奔驰的方式是行动，呐喊的方式是文艺，而本质都是伟大的同情。
我们看《长明灯》里的“他”和《狂人日记》里的“我”两个主人翁。这两篇是象征性的小说，主人翁“他”和“我”都是“狂人”和“疯子”，象征着革命者，也就是“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
《长明灯》里的革命对象是吉光屯的村庙里那盏从梁武帝时代点起来永未熄灭的长明灯。而《狂人日记》里的革命对象是古久先生的那本陈年流水簿子。这一灯一簿所象征着的都是数千年来的旧礼教。这旧礼教产生于封建时代的思想体系，但是因为中国的生产方式永远停滞在农业社会里，而且因为四面有大山大海与沙漠而少有与其他民族的商业关系与交通机会，内部各民族永远有间歇不断的战争而政权永远握在少数人手里，这少数统治阶级不但要利用而且更加强这一个从封建社会思想体系中产生出来的旧礼教，结果旧礼教的内容越来越繁复而机构越来越致密，使在它底下受重压的大多数苦人们永远翻不过身来。更想稍微动一动的都被认为“狂人”或“疯子”。
《长明灯》里疯子说：“叫老黑开门，就因为那一盏灯必须吹熄。你看，三头六臂的蓝脸，三只眼睛，长帽，半个的头，牛头和猪牙齿，都应该吹熄……吹熄。我们就不会有蝗虫，不会有猪嘴瘟……。”
但是《长明灯》里那一群被旧礼教压得贴贴服服的人们，如方期，阔亭，方头，庄七光，三角脸，郭老娃等等，像要围剿大盗似的，想尽了种种方法，要来除灭这一个“疯子”，以免他要吹熄长明灯这一个不幸事件的实现。
除灭他的方法，在《长明灯》里有详尽的讨论，一个最厉害的是阔亭说的；“这样的东西打死了就完了，吓！”
但是里面有矛盾：“那怎么行？那怎么行？他的祖父不是捏过印靶子的吗？”
第二个较温和的方法也是阔亭说的：“除掉他，算什么一回事。他不过是一个……什么东西！造庙的时候，他的祖宗就捐过钱，现在他却要来吹熄长明灯，这不是不肖子孙？我们上县去，送他忤逆！”
但是里面也有矛盾：“不成。要送忤逆，须是他的父母，母舅……”“可惜他只有一个伯父。”
笫三个方法最特别，是一位茶馆子里的“主人兼工人”灰五婶说的：“我想：还不如用老法子骗他一骗，……他不是先就发过一回疯么？和现在一模一样。那时他的父亲还在，骗了他一骗，就治好了。……他那时也还年青哩，他的老子也就有些疯的。听说，有一天他的祖父带他进社庙去，教他拜社老爷，瘟将军，王灵官老爷，他就害怕了，硬不拜，跑了出来，从此便有些怪。后来就像现在一样，一见人总和他们商量吹熄正殿上的长明灯。他说熄了便再不会有蝗虫和病痛，真是像一件天大的正事似的。大约那是邪祟附了体，怕见正路神道了。要是我们，会怕见社老爷么？……好，他后来就自己闯进去，要去吹。他的老子又太疼爱他，不肯将他锁起来。呵，后来不是全屯动了公愤，和他老子去吵了么？可是，没有办法——幸亏我家的死鬼（原注：称她的亡夫）那时还在，想了一个办法：将长明灯用厚棉被一围，漆漆黑黑地，领他去看，说是已经吹熄了。”
“骗”是缓和革命的一条最巧妙，最毒辣，最有效的方法。革命史上不知遭逢了多少次“骗”。等到真正骗不住了，革命才真正爆发了。灰五婶的这条她那死鬼的妙计，终于没有被采用，采用了一定可以缓和一时的。
第四个方法是终于被采用的，就是禁闭。他的伯父四爷接收了朋友的劝告以后说：“我是天天盼他好起来，可是他总不好。也不是不好，是他自己不要好。无法可想，就照这位所说似的关起来，免得害人，出他父亲的丑，也许倒反好，倒是对得起他父亲……。”地点决定就在庙里，阔亭说：“进大门的西边那一间就空着，又只有一个小方窗，粗木直栅的，决计挖不开。好极了！”疯子关了进去，“从此完全静寂了，暮色下来，绿莹莹的长明灯更其分明地照出神殿，神龛，而且照到院子，照到木栅里的昏暗。”而疯子则在里面嚷着：“我放火！”
作者的伟大的同情寄与那被绿莹莹的灯光所照射的大多数苦人，和主张吹熄这长明灯以消灭蝗虫和猪瘟的“疯子”。
《狂人日记》里的“我”与《长明灯》里的“他”是一个类型；一个要想吹熄长明灯没有成功，一个却“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于是拥护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的一群可怜人，想尽办法与“狂人”为敌；“狂人”说：“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把这群人压得服服贴贴喘不过气来了。
有一个人想喘一口气，认他为雠仇，要关他，杀他，吃他了，何况他竟踹了它一脚呢？
作者的伟大同情寄与那被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压得服服贴贴的大多数可怜人，描出他们可怜的形相，说明革命者并不要与他们为仇，只是与旧礼教为仇，而要把可怜的大多数人从旧礼教的重压下解放出来。而这被可怜的大多数人视为“狂人”的革命者，试细绎他的言辞，像《狂人日记》中的“我”所说的，和《长明灯》中的“他”所说的，岂不是朴实近理，并没有大多数人们认为“疯狂”的成分在内？
鲁迅先生对于“变态心理”很有研究，而且继续不断的研究着。他常说：“我的小说里常常要出疯子！”现在细细计算起来，除《狂人日记》里的“我”与《长明灯》里的“他”以外，如《白光》中的陈士成，《祝福》中的祥林嫂，都是心理变态的人物。本来心理的病态，与生理的病态一样，正常与不正常只是程度的不同。在一个超卓的天才看来，一般人的言动大都是不正常的；而在一般人看来，这位超卓的天才倒反成为疯子了。鲁迅先生描写心理不正常的人物，都是入情入理，丝毫没有勉强，最重要的是把作者伟大的同情与他们，同时也寄与嘲讽他们为“疯狂”的大多数可怜人。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三部分鲁迅先生的小说（2）
伟大的同情是鲁迅先生小说的骨干。几乎他的每一篇小说，都有他的伟大的同情的热流灌溉着，冲刷着，滋养着。例如《离婚》里面的爱姑，一个乡村间的青年女子，因为丈夫有了外宅，毫无理由地把她休了，她虽然也立志反抗，奋斗挣扎了两年有余，终于对方使了一点小技，得了九十元代价以后轻轻易易的允许离婚了。
又如《明天》里的单四嫂子，一个小城市间以手工度日的青年寡妇，把整个未来的命运寄托在那三岁的独子，不幸独子病死了，自起病直至死后，单四嫂子使尽了她那爱的全力，但是四面无一人对她同情，反之只有人使尽方法对她欺负与剥削。
再如《孔乙己》与《孤独者》里的主角，一个是为人佣书不得温饱的知识分子，一个是慷慨豪迈不随流俗的知识分子，因为都不愿意谄富贵，骄贫贱，贴贴服服地受旧礼教的压迫，于是只有“死”是他们唯一去路。他们东受一次折磨，西受一次折磨，几次折磨以后，便活活地折磨死了。
以上共举了八篇，作者的伟大的同情，强烈的正义感，真实的革命性，寄与篇中的主人翁，寄与篇中的一切人物，都是很明显的。现在我还要举一篇《药》，它的主人翁瑜儿，他和《狂人日记》与《长明灯》的主人翁都不同，和上举其他六篇的主人翁所遭受的同样压迫，他有《狂人日记》与《长明灯》主人翁同样自觉的和反抗的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