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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应该受这么大的痛苦，但是他终于惨痛地死去了。我那些熟人也不
应该受尽痛苦早早死去，可是他们的坟头早已长满青草了。我怀着多么
悲痛的心情诅咒过旧社会，为那些人喊冤叫屈。现在我却万分愉快、心
情舒畅地歌颂像初升太阳一样的新社会。那些负屈含冤的善良的“小人
物”要是死而有知，他们一定会在九泉含笑的。不断进步的科学和无比
优越的新的社会制度已经征服了肺病，它今天不再使人谈虎色变了。这
两天我重读《寒夜》，好像做了一个噩梦。但是这样的噩梦已经永远、
永远地消失了！
1961年11月 20日
“作家应当成为人民和民族的代言人”
——谈我的短篇小说
我写过将近一百篇短篇小说，可是到现在我还讲不清楚短篇小说的
定义。我对自己写过的那些短篇全不满意。我读过不少好的短篇作品，
普希金的，莫泊桑的，契诃夫的，高尔基的。。作者的名字太多了，用
不着我在这里一一地举出来。有一个时期我特别喜欢当时所谓“被压迫
民族”（当时更习惯用“弱小民族”这个不大适当的字眼）的作家们写
的短篇小说：它们字数少，意义深，一字一句都是从实际生活里来的。
那些作家把笔当作武器，替他的同胞讲话，不仅诉苦，伸冤，而且提出
控诉，攻击敌人。那些生活里充满了苦难、仇恨和斗争，不仅是一个人
的苦难和仇恨，而且是全体人民的，或者整个民族的。那些作家有苦要
倾吐，有冤要控诉，他们应当成为人民或民族的代言人。他们应当慷慨
激昂地发言，可是他们又没有那样的机会和权利，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
义者不让他们讲得太多。所以他们必须讲得简单，同时又要讲得深，使
读到他们作品的人不仅一下子就明白他们的话，而且还要长久记住他们
的话。这些短篇中国过去介绍了一些，对中国的读者和作家都有一点点
影响。我感觉到它们跟我们很接近，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受到内外的压
迫，我们人口虽然众多，却被人当作“弱小民族”“宰割”。无论是在
北洋军阀或者蒋介石统治中国的时期，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见到外国
人不敢抬起头。我们受到国内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同时也受到外国
殖民主义者的剥削和压迫。有一个时期我们的记者对军阀政客说了不恭
敬的话就要坐牢、砍头。有人写了得罪外国人的文章也会吃官司。二十
三年前我在日本住过几个月。当时日本的报刊上天天骂中国，把中国人
骂得狗血喷头。我实在气不过，写了一篇短文回敬几句（题目是《日本
的报纸》）。谁知文章寄到国内，已经排好，国民党的检查老爷终于看
不顺眼把它抽去。在那一年4 月溥仪到东京的前一两天，神田区警察署
的几个便衣侦探半夜里闯进我的房间，搜查了一阵，就把我带到拘留所
去关了十几个钟头。我出来写过一篇《东京狱中一日记》，寄给上海的
《文学》月刊。在这篇文章里我比较心平气和地叙述我十几个钟头的经
历，而且我删去了一些带感情的句子。我万想不到这篇文章仍然过不了
检查老爷这一关。他还是用笔一勾，把它从编好的刊物中抽去。幸好他
还不曾没收原稿。我后来在原稿上加了一点虚构的东西，删去东京和日
本这一类的专名词，改成了一篇小说。这个短篇没有在刊物上发表，却
收在集子里出版了。这就是《神·鬼·人》里的《人》，我还加了一个
小标题：《一个人在屋子里做的噩梦》。那个时候国民党的图书杂志审
查机构因为《闲话皇帝》的事件①得罪了日本人，已经偷偷地暂时撤销了。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1958 年6 月《人民文学》6 月号。
① 1935 年5 月《新生》周刊第一卷第十五期上发表了一篇杂文《闲话皇帝》，文中提到日本天皇裕仁的名
倘使它还存在的话，恐怕我连关在屋子里做噩梦的机会也不会有了！
我本来在讲所谓“被压迫民族”的短篇小说，讲它们对中国作家的
影响，现在却扯到国民党检查老爷的身上了。为了对付检查老爷，我也
学到一点“本事”。这也许跟那些小说有点关系。要通过检查，要使文
章能够跟读者见面，同时又不写得晦涩难懂，那些小说的确是好的范本。
可惜我没有好好地学习，自己也缺少写作的才能，所以在我的短篇小说
里不容易找到它们的影响。我想起了我那篇叫做《狗》的小说，它也许
有点像那一类的作品。这个短篇的主人公“我”把自己比作一条狗，希
望自己变成一条狗。他“在地上爬”，他“汪汪地叫”。他向神像祷告
说：“那人上的人居然叫我做狗了。”他最后被人关在“黑暗的洞里”。
他说：“我要叫，我要咬！我要咬断绳子跑回我的破庙里去。”今天的
青年读者也许会疑心我这个主人公有精神病。不然人怎么会愿意变狗
呢？怎么会“在地上爬”、“汪汪地叫”呢？其实我的主人公是一个头
脑清醒的人。他只是在控诉旧社会。旧社会中，就像在今天的英、美国
家那样，穷人的生活的确比有钱人的狗还不如。几十年前上海租界公园
门口就挂着“华人与犬不得入内”的牌子。殖民主义者把普通的中国人
当作“狗”看待。小说里那些“白皮肤、黄头发、绿眼珠、高鼻子”的
“人上的人”就是指殖民主义者。小说主人公是在诅咒那些殖民主义者。
他并不是真正在地上爬、汪汪叫，想变成一条狗。他在讲气话，讲得多
么沉痛！“黑暗的洞”不用说是监牢。主人公最后给捉起来关在牢里去
了。不过他仍然要反抗，要叫，要咬。我在这篇小说里写的是在内外的
压迫与剥削下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悲惨生活。小说一共不到五千字，是在
一个晚上一口气写成的。我拿起笔，用不着多想，手一直没有停过。那
天下午《小说月报》的编者托人带口信，希望我为他们写一个短篇。我
吃过晚饭后到北四川路上走了一阵。那条马路当时被称为“神秘之街”，
人行道上无奇不有。外国水手喝醉了，歪歪倒倒地撞来撞去，调戏妇女，
拿酒瓶打人。有时发了火，他们还骂人为“狗”。我散步回家就拿起笔
写小说。那个晚上我又听到了“狗”字，我自然很激动。我已经有了小
说的题目。我写的是感情，不是生活。所以我用不着像工笔画那样地细
致刻画，在五千字里面写出当时普通中国人的生活，我只需要写出一个
普通中国人的感情。小说的结尾本来不是“要咬断绳子”的那一句。我
原来的结尾是“我再也不能够跪在供桌前祷告了”。后来这篇小说翻成
英文，英译者把最后这一句改为“我再也不向那个断手的神像祷告了”。
我看到了译文才感觉到我原来那个结尾的确软弱。所以我1935 年编辑短
篇小说集的时候，便改写了结尾，加上“要咬断绳子”的话。
《狗》自然不是我的第一个短篇，不过它总是我早期的作品。其实
不论是我早期的或后期的短篇，都不是成功之作。我在创作的道路上摸
索了三十年，找寻最适当地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形式，我走了多少弯路，
我的作品中那些自己的东西也都是很不成熟的。《狗》也许是我自己比
较满意的一篇，可以说是我的“创作”。我在前面说过它有点像当时所
谓“被压迫民族”作家写的小说，也只是就情调而言。我和那些作家有
字，日本外交当局便以侮辱友邦元首为由，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国民党政府马上查封该刊，并判处该
刊主编杜重远一年两个月的徒刑。
相似的遭遇，也有一种可以说是共同的感情，所以作品的情调很接近。
但是各人用来表现感情的形式却并不相同。我有我自己的东西。然而哪
怕是我的“创作”，它也不是我凭空想出来的，它是从我的生活里来的。
连那个“狗”字也是租界上的高等洋人和外国水手想出来的，我不过把
它写在小说里罢了。
严格地说起来，我所有的作品都是从生活里来的。不过这所谓生活
应当是我所经历的生活和我所了解的生活。生活本身原来极复杂，可能
我了解得很简单；生活本身原来极丰富，可能我却只见到一些表面。一
个作家了解生活跟他的世界观和立场都有极大的关系。我的生活知识本
来就很有限，我的思想的局限性又妨碍我深刻地了解生活。所以我的作
品有很多的缺点。这些缺点在我的短篇小说里是一眼就看得到的。我常
常想到爱伦堡的话：“一个人在二十岁上就成了专业作家，这是很危险
的。他不可能做好作家，因为他不知道生活。”我觉得我充分了解这句
话的意义。倘使拿我的短篇跟我所尊敬的几位前辈和同辈作家的短篇相
比，就可以看出来我在二十几岁就成为专业作家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
了。
我在前面讲到我的短篇小说，把它们分成早期的和后期的。我的早
期的作品大半是写感情，讲故事。有些通过故事写出我的感情，有些就
直接向读者倾吐我的奔放的热情。我自己说是在申诉“人们失去青春、
活动、自由、幸福、爱情以后的悲哀”，其实也就是在攻击不合理的资
本主义社会制度。但是我并没有通过细致的分析和无情的暴露，也没有
多摆事实，更没有明明白白地给读者指路。我只是用自己的感情去打动
读者的心。在我早期的短篇里我写的生活面广，但是生活并不多。我后
期的短篇跟我早期的作品不同。在后期的作品里我不再让我的感情毫无
节制地奔放了。我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唠唠叨叨地讲故事了。我写了一点
生活，让那种生活来暗示或者说明我的思想感情，让读者自己去作结论。
《小人小事》里的《兄与弟》、《猪与鸡》就是这一类的作品。但是这
样的短篇似乎有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