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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人小事》里的《兄与弟》、《猪与鸡》就是这一类的作品。但是这
样的短篇似乎有一点点晦涩，而且它们在我的作品中也占少数。我在写
作生活的初期也曾写过不倾吐感情、不讲故事的短篇小说。例如《罪与
罚》，它写一个普通珠宝商人所犯的“罪”同他自己和他一家人所得到
的“罚”。这是根据1928 年巴黎报纸上的新闻改写的。完全是真人真事。
我把报上几天的记载剪下来拼凑在一起来说明我自己的看法：资产阶级
的法律是盲目的；“罚”往往大于“罪”。但是在这篇小说里我却没法
指出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实：有钱有势的人犯“罪”却可以得到很轻的
“罚”，甚至免于处“罚”。这个缺点倒不是来自我的思想的局限性。
说老实话，我的材料限制了我。缺乏生活，我也缺乏驾驭文字的能力。
我又扯远了。我在这里要说的只是一件事：我的绝大多数的作品都
可以归类在早期作品里面。它们中间有的是讲故事，更多的是倾吐感情。
可见我的确不是一个冷静的作者，我也没法创造精心结构的艺术品。我
写小说不论长短，都是在讲自己想说的话，倾吐自己的感情。人在年轻
的时候感情丰富，不知节制，一拿起笔要说尽才肯放下。所以我不断地
声明我不是艺术家，也不想做艺术家。自然这也是我的一个缺点。
我在前面谈到《狗》的时候，我说过这个短篇是我的“创作”。但
是我那许多讲故事、倾吐感情的短篇小说也并非无师自通、关起门凭空
编造出来的。虽然小说里面生活不多，但也并非完全没有。知道多少写
多少，这是我向老师学来的一样“本领”（？）。三年前一位法国作家
到我家里来闲谈。他跟我谈起鲁迅先生的短篇，又转到用第一人称写小
说的问题，他问我，如果写自己不大熟悉的人和事情，用第一人称写，
是不是更方便些。我回答：“是”。我还说，屠格涅夫喜欢用第一人称
讲故事，并不是因为他知道得少，而是因为他知道得太多，不过他认为
只要讲出重要的几句话就够了。鲁迅先生也是这样，他对中国旧社会知
道得多，也知道得深。我却不然，我喜欢用第一人称写小说，倒是因为
自己知道的实在有限。自己知道的就提，不知道的就避开，这样写起来，
的确更方便。我学写短篇小说，屠格涅夫便是我的一位老师，许多欧美
的，甚至日本的短篇小说也都是我的老师。还有，鲁迅先生的《呐喊》
和《彷徨》以及他翻译的短篇都可以说是我的启蒙先生。然而我所谓
“学”，并不是说我写小说之前先找出一些外国的优秀作品仔细地研究
分析，看他们第一段写什么，第二段写什么，结尾又怎么写，还有写景
怎样，写人物怎样。。于是做好笔记，记在心头，然后如法炮制。我并
没有这样“学”过，因为我在写小说之前连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
作家。我以前不过是一个爱好文学的青年，自小就爱读小说，长篇也读，
短篇也读，先读中国的，然后读外国的。读的时候完全没有想过，我有
一天也要写这样的东西，就像小孩喜欢听故事那样，小孩见到人就拉着
请讲故事，并不是为了自己要做说故事的人。但是故事听得多了，听得
熟了，小孩自己也可能编造起故事来。我读了不少的小说，也就懂得所
谓“小说”、所谓“短篇小说”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我读的时候，从
来不管第一段怎样，第二段怎样，或者第一章应当写什么，第二章应当
写什么。作为读者，我关心的是人物的命运。我喜欢（或厌恶）一篇作
品，主要是喜欢（或厌恶）它的内容，就像我们喜欢（或厌恶）一个人，
是喜欢（或厌恶）他本人，他的品质；至于他的高矮、肥瘦以及他的服
装打扮等等，那都是次要又次要的事。我向那许多位老师学到的也就是
这一点。小说读多了，那些自己喜欢的过了好久都不会忘记。脑子里储
蓄了几百篇小说，只要有话想说，有生活可写，动起笔来，总不会写出
不像小说的东西。至于好坏，那是另一个问题。就拿我自己来说，没有
人讲过我那些短篇不像小说，但是它们中间坏的多，好的少，不用别人
讲，我自己也知道。因为我生活不够，因为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局限性。
我虽然“请”了好多很高明的老师，但是老师只能给我启发，因为作家
进行“创作”，不能摹仿，更不能抄袭，他必须写自己的作品。常常有
好心的读者过分地信任我，寄作品来要我修改。我不熟悉他所写的人物
同生活，简直不知道应当从哪里改起。读者们错误地相信我掌握了什么
技巧，懂得了一种窍门，因为他们忘记了最重要的东西：充实的生活同
对生活的正确的认识和分析。这个最重要的东西却不是能够从百篇小说
和几位作家老师那里学得到的。只有一直参加革命斗争、始终站稳无产
阶级立场、而且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人才可以说是懂得了窍门。但
是连他也不能代替别人创作。创作是艰苦的劳动。我写了三十年，到现
在还只能说是一个学生。
我常常向人谈到启发。我们读任何好作品，哪怕只是浏览，也都可
以得到启发。我那些早期讲故事的短篇小说很可能是受到屠格涅夫的启
发写成的。屠格涅夫写过好些中短篇小说，有的开头写大家在一起聊天
讲故事，轮到某某，他就滔滔不绝地说起来（我那篇《初恋》就是这一
类的小说）；有的用第一人称直接叙述主人公的遭遇或者借主人公的嘴
写出另一个人的悲剧。作为青年的读者，我喜欢他这种写法，我觉得容
易懂，容易记住，不像有些作家的作品要读两三遍才懂得。所以我后来
写短篇小说，就自然而然地采用了这种方法。写的时候我自己也感觉到
亲切、痛快。所以三十年来我常常用第一人称写小说。我开始写短篇的
时候，我喜欢让主人公自己讲故事，像《初恋》、《复仇》、《不幸的
人》都是这样。讲故事便于倾吐感情，这就是说作者借主人公的口倾吐
自己的感情；讲故事用不着多少生活，所以我可以写欧洲人和欧洲事，
借外国人的嘴倾吐我这个中国人的感情。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复仇》里
收的十几个短篇全是写外国人的，而且除了《丁香花下》一篇以外，全
是用第一人称写的，不过小说里的“我”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中国
人，也有外国人，有我自己，也有别人。我自己看看，觉得也不能说是
完全不像外国人。我在法国住了两年，连法文也没有念好。但是我每天
都得跟法国人接触。也多少看过一点外国人的生活。我知道的不用说只
是一点表面。单单根据它来写小说是不够的。我当时并没有想到用第一
人称写小说可以掩盖“生活不够”的缺点，我只要倾吐自己的感情。可
是现在想来那倒是近乎取巧的办法了。
屠格涅夫写小说喜欢用第一人称，可能是他知道得太多，所以喜欢
这种简单朴素的写法。普希金一定也是这样。鲁迅先生更不用说了。他
那篇《孔乙己》写得多么好！不过两千几百字。还有《故乡》和《祝福》，
都是用第一人称写的。然而我学会用这种写法，恰恰因为我知道得太少，
我没法写出我自己所不知道的生活，我把我知道的那一点东西全讲出
来，有何不可，不过这种写法也是无意地“学”到的。我开始写短篇的
时候，从法国回来不久，还常常怀念那边的生活，也颇想在纸上留下一
些痕迹，所以拿起笔写小说，倾吐感情，我就采用了法国生活的题材。
因为自己对那种生活还有一点点感情，而又知道得不多，就自然地采用
了第一人称讲故事的写法。例如《初恋》是根据一位留法同学的几封信
改写的；非战小说《房东太太》是根据一位留法勤工俭学的朋友的初稿
改写的，我还增加了后半篇，姑然太太痴等战死的儿子回来的故事；第
三个短篇《洛伯尔先生》的背景就是我住过一年的玛伦河畔的某小城。
关于这篇小说，我曾经写过这样的一段话：
在1930 年7 月的某一夜里，我忽然从梦中醒了。在黑暗中我看见了一些悲惨的景象。
我的耳边也响着一片哭声。我不能再睡下去，就起来扭开电灯，在清静的夜里一口气写完
了短篇小说《洛伯尔先生》。我记得很清楚：我搁笔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我走到天井
里去呼吸新鲜空气，用我的带睡意的眼睛看天空。浅蓝色的天空中挂着大片粉红的云霞。。
这一篇开了端，所以我接连地写了好些短篇小说。然而这种写法其
实是“不足为训”的。但我早期的十几篇小说都是这样写成的。我事先
并没有想好结构，就动笔写小说，让人物自己在那个环境里生活，通过
编造的故事，倾吐我的感情。所以我的好些短篇小说都只讲了故事，没
有写出人物。《洛伯尔先生》就是这样。我在那个小城住过一年，就住
在小说里提到的中学校里面。学校后面有桥，有小河，有麦田，音乐家
就是学校的音乐教员。卖花店里的确有一个可爱的少女。我和另一个中
国同学在节日里总要到那里去买花送给中学校长的夫人。校长有一个十
二岁的女孩，名字就叫“玛丽—波尔”。我把这些全写在小说里面了。
又如《不幸的人》写了贫富恋爱的悲剧，这是极其平常的故事和写旧了
的题材。我偶然在一张外国报上读到关于1927 年8 月在波士顿监狱里受
电刑的樊塞蒂的文章，说他从意大利去美国之前有过这样不幸的遭遇。
这不过是传闻，也可能是写稿的人故意捏造，樊塞蒂在他的自传里也没
有谈到这样的事情。我后来为樊塞蒂一共写过两个短篇：《我的眼泪》
和《电椅》。但是我却利用这个捏造的故事写了一个意大利流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