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因，不是现在人心不古那时古，而是彼时男女不平等，女性是男性的私产，有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保护这私产，婚外恋是侵犯产权，必为人天所不容，所以就罕见了。说起这授受不亲的礼教，也就是女性只能由男性一人占有的礼教，力量竟是如此之大，以至受制的女性也信为天经地义。春秋时期宋国的伯姬之死可作为最好的例证。《春秋》襄公三十年记载：“五月甲午，宋灾，伯姬卒。”《公羊传》说明灾和死的情况是：“宋灾，伯姬（案已年六十）存焉（在失火的房子里，还活着），有司复（告知）曰：‘火至矣，请出。’伯姬曰：‘不可。吾闻之也，妇人夜出，不见傅、母（女师傅）不下堂。’傅至矣，母未至也，逮（火烧到）乎火而死。”失火，以六十岁的老太婆，已经有傅一人陪伴，因为还缺母，不合礼的教条，就宁可烧死，这样为男性守身，婚外的危险自然就不会有。这礼教的力量还可以再扩张，是男性已经不在世（甚至也未婚），只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要终身守节。守能得荣誉，失节是大耻辱，所以扩散为世风，除近亲以外，异性交往的机会就几乎没有，更不要说接近了。显然，这就堵塞了通往婚外的路，许多因婚外而引起的问题也就可以灰飞烟灭。问题少是获得，虽然这获得是用过多的代价换来的。这代价有明显的，是女性都要舍己为人（某一个男性）；有不明显的，是一切人都只许有婚德而不许有恋情。冲破藩篱不容易。自然，也不至绝无。可分为上中下三等。上如北魏胡太后之与杨华，恋，真就成了（后来杨惧祸逃往南朝梁，胡作“阳春二三月”之歌表示思念）。中如朱彝尊之恋小姨，只能作《风怀诗二百韵》，以作为“苦闷的象征”。下如不少文人之编造刘阮入天台之类的故事，现实无望，做白日梦，慰情聊胜无而已。
这样说，就是旧时代，也不是因克己复礼而都能太上忘情，而是受社会力量的禁锢，绝大多数人“像是”风平浪静。像是与实况有距离，或说大距离，具体说是背后隐藏着无限的苦痛和泪水。新时代来了，情况有了变化，或说相当大的变化。计有三个方面。其一最重大，是男女有了自由交往的机会。不相识，可以并肩挤公共车，相识，可以贴胸跳交际舞，以至大街上携手同行，小屋中对坐夜话，等等，在旧时代都是不可想象的。其二，与此相关，是女性地位提高，言行解放，变昔日的三从为今日的一从，即婚姻大事也可以自己做主。婚姻之外的其他事，只说社交方面的与男性，聚则同席，分则写信，当然也就可以从心所欲。其三是对于两性关系，看法正在“走向”现代化。这所谓现代化，有如经济和科技，所谓先进国家在前面跑，我们在后面追。自然还有一段距离，因为我们的传统底子厚，力量大，以车为喻，负载过重，快跑就不容易。但是在一些思想堪称遗老（尤其女性）的眼里，步子已经迈得太大了，比如一再离一再嫁，年及古稀的老太太也嫁，青年不婚而同居，以至婚外谈情说爱，等等昔日认为不得了的，今日已成为司空见惯。遗老看不惯，却无力反对，因为这是大势所趋，用流行的新语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且可以推想，情况，用旧语说是方兴未艾，因为如上面所说，我们还在远望着现代化，追而且赶。这结果，可以想见，就目前说，因婚外而引起的问题已经不少，将来必致更多。
第三部分 己身婚外（2）
有问题，要解决，至少是要研究应如何处理。先问个根本的，是这种事（婚外有恋）对不对？好不好？难答，因为答之前，脚不能不踩在某一种“理”上。而理，都是既由天上掉下来，又由社会加了工的。而说起天命，古人说“天命之谓性”之后，接着说“率性”，而不问何谓天命，想是因为，一，缺少玄学兴趣；二，天命如何，自然只有天知道。至于加工的社会，总是如韩非子所说，时移则世异，世异则备变，这世，这备，对不对，好不好，想评断，就还要找“理”。不得已，三才，只好不顾天地而只问人，或称为人文主义，其评断原则是，“利”于人是对的，好的，反之是错的，坏的。表面看，这个原则不坏，比如评论药品，说真药好，因为利于病，假药不好，因为不利于病，泾渭分明，干净利落。由药品移到婚外恋，问题就不这样简单，因为牵涉的人不只一个；更严重的是何谓利，也会成为问题。
麻烦问题之来，是因为利的范围扩大，性质变为深远，具体说是由利病变为利“生”。古人相信天地之大德曰生，又说“生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左说右说，至少原因的一部分是，恍惚有所感而想不很清楚，也就说不明白。求清楚，明白，还要在生的解析方面下大力量。这，我们在前面也曾大致谈过，要点是，生的究极目的，以至有没有，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只是，我们，说是天命也可，不说也干脆，反正都乐生，生是一种求绵延、求扩张的趋势，抗很难，所以就宁可“顺应”。何谓顺应？用庄子的每下愈况法答，是：衣，新潮皮夹克比敝缊袍舒服，我们就取新潮皮夹克而舍敝缊袍；食，烤鸭比白薯干舒服，我们就取烤鸭而舍白薯干；住，高级公寓比穴居野处舒服，我们就取高级公寓而舍穴居野处；行，奔驰卧车比椎轮大辂舒服，我们就取奔驰卧车而舍椎轮大辂；外加一项，饮食男女的男女，结合，西施比无盐舒服，我们就取西施而舍无盐：所以取舍都取决于感受，而不问舒服有没有究极价值。不问究极价值是躲开哲理；其实由某一个角度看，顺应也正是一种哲理。至于实际，顺应也会引来不顺，以新潮皮夹克为例，如果群体经济情况还不能有求必应，运用顺应原则而取就会引来许多问题，如贫富不均、求而不得等就是。这里想谈的只是由取西施而引起的问题。扣紧本题说是，已经有了如意人，看见西施，还爱，或另一性，看见潘安，还爱，怎么解决？
如果用旧时代的眼光看，这问题容易解决，至少是容易评论，说是不应该。但就是旧时代，对于这类问题，也不是异口同声，而是人多语杂。以曹植的《洛神赋》为例，本是见了已为曹丕霸占的甄氏，爱而不得作的，后代读书人，甚至包括程、朱、陆、王在内，不是念到“凌波微步，罗袜生尘”，也摇头晃脑吗？这说穿了也颇为凄惨，是虽有礼教的大伞罩着，人心终归是肉长的，有时就难免情动于中，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到现代，所谓新时代，礼教的大伞变为残破（不是扔开不用），问题显然就变为多而明朗，也就更难解决。难，有的由实况来，如上面所说，是男女不再授受不亲；亲的紧邻是近，是情动于中，动有大力，“知止而后有定”（《礼记·大学》）也就难了。难，有的由理论来，是，如果扔开礼教的大伞，或暂不管社会的制约，见西施或见潘安而情动于中，就不应该吗？想答，要先看看天命。天之生材不齐，有的人情多易动，有的人情少不易动。庄子是推崇情少不易动的，所以说：“其耆（嗜）欲深者其天机浅。”现实也可以为庄子的想法作证，以《红楼梦》中人物为例，林黛玉多情，傻大姐甚至不知情，林黛玉就不免多烦恼，多流泪，也就是生活多苦。至少由佛家看，林黛玉的路是错了，正道应该是灭情欲，以求无苦。可惜这也是理想，因为，如舞台上所表现，有的和尚下山了，有的尼姑思凡了。这就又回到天命，是天机深的人，恐怕为数不多；街头巷尾遇见的，各种渠道听说的，几乎都是天机浅的。有不少还是过浅的，那就宁愿，或虽不愿而不得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类为伊神魂颠倒的事，由于人不见经传，以及社会的制约，绝大多数葬在当事者的心中。有少数，幸或不幸，成为流传的轶事，如徐志摩，使君有妇，又爱林徽因，又爱陆小曼，表示见才女就情动于中，就是这样。某男某女一爱再爱是个人私事，但因人可以推想天，是，如果清除社会制约而专看“天命之谓性”，多爱（男性较甚）大概不是某些人的习染之性，而是人人都有的本然之性，因为爱的生物本原是传种，传种与从一是没有必然联系的。从一的要求由社会制约来，这有所为，是一，适应两性间的独占之愿；二，防止多求多不得而引起的社会混乱；三，利于生育和养育。如果这样的理解不错，就会因多爱之性而出现两种不协调：一种是天命与天命间的，是多爱之性与独占之性不能协调；另一种是天命与社会间的，是多爱与从一不能协调。一切难题都是由这两种不能协调来；或减缩为一种，是人和天的难于协调：人表现为理智的要求，是最好能从一；天表现为盲目的命令，是多爱。
荀子相信人力可以胜天，这很好，用实际来对证，也不全错。如果发乎情，止乎礼义也算，纵使名为小胜，实例也许可以找到很多。但那是旧时代，重视社会制约而不问何以必须听从制约。新时代来了，形势逼人，是不想问也不能不问。比如更趋近现代化，人造了天的反，珍视恋情之流而不再重视传种之源，又有避孕妙法为虎作伥，婚姻，家庭，地位也就不像过去（或兼包括现在）那样稳固了吧？紧接着就不得不问，从一还是美德或必需的吗？时移则事异，两性亲合关系的阶段化，也许就成为司空见惯了吧？就现在说，这只是推想，但它可以因事见理，是从一的基础可能是“一时的”社会制约，未必合于人文主义的理。人文主义要重视利生的利，利不能离开打算盘的量，而一打算盘，加加减减，从一与多爱，究竟谁上谁下，至少是还在不定中吧？这显然还是偏重未来，至少是偏重理论说，有人会以为想入非非。那就由玄远回到现实，看看从一与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