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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不安了。他多次写信动我到郊外游玩、去看戏、银朋友在城里散步，消除点工作的疲劳。毫无作用。从学院到房间，再从房间到学院，我只花费每日的这一个比塞塔，一个银子也不多花。我的内心生活自给自足，任何一种消遣只会是种不快的事。
在我的房间里，我画了我最初的立体主义油画，它们有意识地接受了胡安·格里斯的影响。在这个时刻，我只运用黑色、白色、南石色榄绿色，以反抗我前些年的丰富色彩。一顶大的黑毡帽再配上从不点燃的一只烟斗，补足了我的奇装异服。由于讨厌长裤，我开始穿短裤加中筒袜，有时还加上一副绑腿。一件几乎拖到地上的防水斗篷，在下雨天保护着我。今天我认识到这种奇特的服装曾具有“神奇的效果”。人们经常当面低声议论它，每次我进出房间，一些好奇的人便会聚拢来，看我趾高气扬地走过去。
虽然一开始我充满热情，但很快我就对美术学院失望了。那些教授，尽管有着年纪和勋章，可却不能教给我任何东西。其实，他们虽然“已经”是教授了，但仍然向“新鲜事物”敞开着怀抱，远非躲在学院的惯例中。在我期望从他们那儿得到各种限制、严格和技法时，他们反而向我提供自由、懒散和不明确的东西。这些老人刚从西班牙的具有典型性的必然范例中隐约看到了法国的印象主义……索罗利亚是他们的神。而我本人“已经”在反对他们经过几代人后才能隐约看到的立体主义了！我向我的教授提出一些让人忧虑的问题：应当如何调和油？用什么来调和？怎样才能得到一种持久结实的材料？要获得这样的效果应遵循何种方法？被我的问题弄得目瞪口呆，我的教授支吾搪塞地回答：
“我的朋友，每个人都应当找到自己的方式。绘画无法则可言。请表现吧……抛开你所懂的去表现吧。把你的心灵放进去。绘画是由气质决定的！气质！”
我忧郁地想着；“由气质决定，我能把它转卖给你，亲爱的教授，不过访告诉我混合光油的比例是怎么样的吧。”
“大胆点，”他重复着，“大胆点，当心，别留心细节。单纯点、再单纯点，既不要想规律也不要想限制。在我的班上，每个学生都应该根据他特有的气质面！”
绘画教授！教授啊！真是白痴！需要多少次革命，多少次战争，才能回到“严格”是每一等级制的首要条件和”限制飞形式的铸到本身这样一种特别相反的真理呢？绘画教授周！教授啊！真是白痴！
在马德里，很不合乎常理，我是唯一搞立体主义的画家，可我却向教授们要求素描、透视和色彩的正确技巧。我的同学们把我看成是反对进步的敌人。他们自称是革命者和革新家，因为这样一来，他们想怎么画都成，他们竟然把黑色从他们的调色板上赶走，而用紫色代替它！他们声称不存在黑色，一切全是由光造成的彩虹色，阴影本身都是紫色的。这种印象主义的革命，我十二岁时就搞过了，就连在那时，我也没犯过把黑色从调色板上赶走的错误。只要瞄一眼巴塞罗那某处收藏中一幅雷诺阿的小小作品，就足以使我明白一切了。在若干年间，他们一直停滞在他们消化不良的污浊彩虹色中！上帝啊！人能变成兽吗？
大家都嘲笑一位老教授，他是唯一彻底了解他的职业并具有真正职业良心的人。我本人常后悔当初设充分听取他那些劝告。霍塞·墨雷诺·卡巴涅洛那时在西班牙是很有名的。他从《堂吉珂德》获得灵感的某些油画，至今仍为我喜爱，这种喜爱甚至超过了当年。他穿着礼服来了，领带上嵌着一颗黑珍珠，带着白手套改我们的作品，而手套却一点没弄脏。他只用木炭画两三笔，就奇迹般地把素描抬极好了。他有一对像梅索尼埃那样把一切都摄下来的通灵的小眼睛。学生们等着他离开，以便擦去他做的种种改正，根据他们的“气质”重画他们的素描。能够与他们的很鼓相比的，只有他们那既无缘由也无光荣的自负，这是一种平庸的自负，它无法降到常识的水平，也无法升到骄傲的顶峰。美术学院的同学们，你们真是一群白痴！
一天，我带了一本关于乔治·布拉克的专题论著，谁都没见过立体主义的绘画，美术学院的任何一位学生都没想过认真对待这种绘画。只有比别人更具科学精神的解剖学教授请我把这本书借给他。他承认从没看过立体主义的作品，可他正确地认为应该尊重人们所不了解的东西。既然这样一些作品被明确无疑地印了出来，其中必然有某种充足的理由。第二天早晨，在读完序言并弄明白了之后，他把这本书还给我。为了向我证明这一点，他对我引证了往日的好几种非具象的和明显几何性的作品。我回答他事情并非如此，立体主义保持一种非常明显的再现性素描。解剖学教授向他的同事们介绍了我美学观的智慧和独创性。大家开始把我看成是个不可思议的家伙。
对我的存在的这种注意，有利于唤醒我童年时代就有的暴力解。既然他们完全无法理解我，我想我本人能向他们解释“个性一是什么。虽然存在着一些诱惑，我们继续保持一种典型的好品质：从不旷课、永远恭恭敬敬、无论画什么题材，都做得远远超于和优于班上最好的学生。然而，教授们并没决心把我看成是位“艺术家”。
“他很认真，一他们说，“很熟练，做他想做的事做得很出色。可是他像冰一样冷，他的作品缺乏热情，因为他没个性。这是个从事理智的脑力活动的人，无疑很有知识。可从事艺术得有心！”
等一等，等一等！先生们，你们就要明白我的个性了！最初的闪光出现在国王阿尔丰沙八世正式参观皇家美术学院期间。当时，他的声望已经在下降，这次参观把学院分成了两派。许多人都想那天不来，校方预料到会有捣乱活动，不得不颁布一些严厉的命令，强迫大家到场。提前一周，有人就开始清扫一直是肺脏和破旧的学院。制定出了一个精明的措施，用来向国王掩饰我们那么稀少的人数。随着参观的进展，学生们得跑过一些内部的楼梯，去填满新的一些大厅，他们要背对国王呆在那儿。平时在马德里街头拉客的一些漂亮姑娘，代替了那些校方只付给极少工钱的骨瘦如柴的可怜的裸体模特儿。墙上挂上了老画，窗户上装上了窗帘，几乎处处都是镇金银线的花边彩带。为国王参观B做好了一切准备，在官方随员的围护下，国王驾临了。我本能地（哪怕只是要与普遍的感情背道而驰）发觉地的面容很和蔼可亲。人们派给他的那种身心衰弱的征兆，我反而觉得是使周围平庸之辈相形见拙的高贵的沉稳风度的可靠标志。他轻松自然的态度是那么完美，不能不说他是从委拉上开兹一招高贵的油画中活生生地走下来的。我感到他立刻在同学中注意到我。我特殊的打扮、我少女的长发、我的颠须肯定被认为是种了不起的东西，而且我们之间受到一种不可抗拒的本能的影响。有人把我当成了一位学生代表，于是我和十来名同学陪伴着国王，从一个班级走到另一个班级。我完全被一个想法吞没了：国王有可能发现学院为给他留下良好印象而委的花招，这使我感到一种致命的拘束。好几次，我都想揭穿在我眼皮底下演出的这个喜剧，但我终于忍住了。
参观结束了，要拍一张国王与学生们的合影照。有人吩咐去找一把安乐椅来，可他阻止这一行动，以世上最自然的态度坐在了地上。接着他拿下没吸完的香烟，用食指和拇指轻轻一弹，把它抛过二米外的一个痰盂里。这一具有马德里小流氓特色的动作，引起一阵热烈的欢笑。国王刚才肯定迎合了学生们的感情，特别是在场的佣人们的感情，这些佣人从不敢当教授的面这么做，甚至也不敢当我们的面这么做。正是在这一刻，我证实了国王对我另眼看待。事实上，他迅速向我投过来一眼，想看到我的反应。这尖利的目光，显示出他怕有人会在他的举动中发现某种蛊惑人的讨好意味，我对此确信不疑。我脸红了，国王重新注视我时，必定会看到这种情况。
拍完照片，国王跟我们—一道别。我是最后跟他握手的人，也是唯一怀着尊敬之情，一膝着地向他致敬的人。当我抬起头时，我发觉他激动了，几乎令人难以觉察地抽动着他那波旁家族著名的下唇。我们彼此认出了！
两年后，他本人签署把我从美术学院开除的决定时，肯定不会料到被开除者就是给他留下尊重他的深刻印象的那名学生。
从到马德里时算起，已经过去四个月了，我一如往日，过着勤勉好学的生活，既有条理，又有分寸。说得更确切点，上述品质在我身上甚至发展为苦行了。我宁愿生活在一座监狱中，要是我生活在那儿，我决不会为我仅有那么一里半点自由感到后悔。我画上的一切变得越来越朴素。我制作了一些画布，上面涂着一层厚厚的胶色底子，居住在马德里的最初四个月内，我在这些石膏般的表面上画了两幅重要的作品，它们像火剂一样给人们留下强烈的印象。这些作品本身就是火剂，因为配制的胶开裂了，我的回一块块掉下来。然而，在它们毁灭之前，有人发现了它们，又通过它们发现了我。
学生公寓分成一些团体和一些小组，这些团体中有一个自称是文学艺术的先锋派团体，它不属于因循守旧的人。战后的拥些灾难性腐败气息已经在其中发酵了。这个团体刚继承了另一个文学家和画家团体的否定性的和反常的小小传统；后者自称是“极端主义的”，运用从欧洲模糊的反光中产生的各种“主义”中的一种主义。它们或多或少都与那些”达达主义者”有联系。学生公寓的这个团体中，有佩班·贝略、路易斯·布努艾尔、加西亚·洛尔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