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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长刘英
中央局妇女部部长李坚真
还有总政决定的6名女干部：
红军司令部直属队政治指导员康克清
军委二局报务员李建华
红军大学教官邱一涵
军委总卫生部兵站医院政委周越华
高尔基戏剧学校校长李伯钊
红九军团干部杨厚珍
女红军曾玉虽不在名单之列，但她从长征开始就追随部队，和红军一起走完了全过程，后被列入长征一方面军“三十女杰”之中。
许多苏维埃女干部，因为丈夫被留在苏区继续工作，便随夫留了下来。
曾在随队转移名单上的贺怡，因为丈夫毛泽覃临危受命为中央苏区分局委员、红军独立师师长，便也留在瑞金开展保卫苏区的游击战争。贺怡这一留下，让她吃尽了苦头，并失去了相亲相爱的丈夫。
队伍出发两天后，彭儒由于过河时着了凉，打起摆子高烧不退，董必武看到后，劝她留下和她的丈夫陈正人一起在苏区继续战斗。就这样，彭儒被老表们用担架又抬回了宁都。
据李坚真回忆，那位不记得姓名的兴国人，随部队转移到湘南后，组织上派她护送伤员到江西游击区，之后没了音讯，没能走完长征全过程，所以很少被人提及。
由此看来，跟随红一方面军走上长征路的女红军实为32人，平日我们常说的“三十女杰”仅为概数。
再见！红都！
1934年10月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突围转移的红军部队陆续撤离战场，开赴于都集结。有如破天的惊雷，一时间，“我们会去哪里？”成了人们见面后的相互招呼。中央事先没有流露任何风声，尽管大家都在猜测第五次反“围剿”后红军将何去何从，但对红军转移的概念还是摸不透，更没想到命令发布得如此突然。
命令是从梅坑发出来的。李德依然掌握着中国工农红军的领导权，按照他的指挥，部队采取“甬道式”转移。由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团和由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率领的红三军团分别担任左右前锋；由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何长工率领的红九军团和由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苏率领的红八军团从两翼掩护；由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率领的红五军因作后卫压阵；中间是中央机关的大队人马，还有3000多副挑子的机器和文件。难怪有人把红军的这次转移称作：整个国家走上征途、搬家式的大迁徙、共和国被驮上马背……凡此种种。
中央机关又按战斗序列编为两个纵队。军委机关编成中央第一纵队，它是总指挥部，代号“红星”，叶剑英任司令员兼政委，党中央领导和军委领导李德、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都在这个纵队。康克清和李建华也被编在了第一纵队，一个任纵队司令部的指导员，一个作机要员。中央局机关、政府机关、军委后勤机关，以及工会、青年团、卫生部门等编为第二纵队，代号“红章”，李维汉和邓发分别担任正副司令员和政委。它是一支极为庞杂而笨重的部队，集中了队伍中所有的老弱病伤者，还有凡能搬运的全部家当。蔡畅、刘群先、刘英、金维映、陈慧清、李坚真、甘棠、蔡纫湘等身体相对较好的女人，分配在二纵队司令部担任宣传、巡视、民运等工作；危秀英、邓六金、刘彩香、王泉媛、吴富莲、李桂英、钟月林、谢飞等身强力壮的女人分在了总卫生团干部连当政治战士，照顾伤病员，分派担架，做伤病员和挑夫的思想工作；多数伤病和怀孕的女人，有的骑马，有的坐担架，没有分配具体的工作。
再见！红都！
10月10日，是一个晴好的日子。天上没有半丝云朵，偶尔有鸟儿盘旋在高空，不时发出一两声响亮的鸣叫。风已没有了以往的温润，悄无声息地搅动着干燥的空气，让人感觉红都瑞金更加喧闹。中央纵队定于这一天开拔。
在各个路口、街道，在院落的墙里墙外，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话语中透着激励，言谈中流露惋惜。走的人没想到要把这座红色的城市仔细地看过，留下的人还没来得及清点革命的战果，有谁会把这看作是与红都瑞金最后的告别？
独一无二的队伍
女红军们把所有的离愁别绪都暂时抛在了脑后，她们来到马道口村外的一个交叉路口集合。一过中午，她们就陆续来到了这里，从她们的脸上不难看出那种如愿以偿的喜悦。她们穿着普通的老百姓的衣服，军装还没发下来，但她们确实从这一天起已正式成为红军队伍中的一员。她们的行装很少，因为中央有纪律，只许带15斤重的东西，其中包括换洗的衣服和一些日用品，粮食由部队发放，同时还给她们每人配发了一只大搪瓷缸子，里面塞着毛巾和牙刷。女人们把搪瓷缸子挂在腰间，成了一种标志性的物品。
和女人们一同集合准备出发的，还有毛泽东的老师57岁的徐特立、中央政府秘书长54岁的谢觉哉、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位创始人48岁的董必武。因为他们的年纪较大，中央给他们每人配备了一匹马。徐老的马是一匹黑马良驹，在集合的队伍里很是威武。那是当徐特立向被留下的瞿秋白辞行之时，重病的瞿秋白换给他的，并嘱咐自己身强力壮的马夫一路上要好生照顾徐老。
来到这里的女人并不完全熟识，她们有的只是听说过名字，还没见过面；有的仅见过一两次面，还不能一字不落地叫出名字；还有的干脆既没听说过姓名，互相也没见过面。但今天，突围转移这一沉重的词汇把她们汇聚到了一起，还将并肩走上一条前途未卜的道路。
女人们目送着一队队红军战士，着装整齐地从他们这支特殊的队伍旁边走过。苏区根据地的人民和开拔的战士们所得到的信息基本差不多，他们以为红军只不过是去稍远的地方打一场大仗，开辟更大的根据地。他们还像往常一样，道路两旁陆续站满了听到消息后从四面赶来的群众，为他们的亲属和那些曾经帮助过他们的红军干部战士送行。儿童团员们不时地把草鞋、毛巾和一些干粮塞进红军的背包；大妈们拉着丈夫或是儿子的手久久不肯松开，嘴里还不停地嘱咐着：
“路上要小心！”
“要听负责同志的指挥！”
“打完仗要早点回来噢！”
……
傍晚，太阳慢慢地移向了西山，被阳光浸染的云霞铺满了半边天空，黄的田野、绿的树林像是罩上了一层薄薄的紫纱。
这时，国家保卫局局长、中央纵队政委邓发大步流星地赶来，眼看着这支性别不一、年龄不整的奇特的队伍，不禁笑了：“我们这支队伍大概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了。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而且，干什么行当的都有，有音乐家、表演家、文学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真像是一部‘百科全书’，应有尽有，无所不有哇！”这一席话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
接下来，他高声说道：“我们这支队伍是一支特殊的队伍。大家从不同的单位走到一起，不容易呀，大家要互相照顾，共同前进。”邓发还告诉大家，为了不让敌人发现红军的这次行动，行军都是在夜晚进行，一些女战士还用树枝做了伪装，相互给同伴戴在头上。
当最后一抹晚霞在西天熔尽，进军号吹响在苏区的上空。以往雄壮激越的号音，这一天，细腻而敏感的女人们却从中听出了些许离别的惆怅，这激越而惆怅的号音在她们的耳边一响就是几十年。
女红军们集合完毕，紧随大部队，向着于都方向进发。村庄上空飘荡起的袅袅炊烟和送别的亲人们一起，渐渐地被抛在了队伍的后面。
1934年10月9日，红一军团从兴国开始集结；红九军团于10月7日离开长汀，10日到达会昌珠兰埠一带集结；10月10日，中央机关及其直属队编成的第一、二野战纵队，也在瑞金周边集结；红三军团则于10月7日开始移交防务；红十五师于15日赶赴于都宽田归建；10月9日，红八军团奉命在兴国县内集结。
开始西征
从瑞金到于都，队伍行进在苏区的红土地上，苏区人民的热情冲淡了女人们离别的伤感。家家户户墙头上的南瓜、屋顶上晾晒的红薯干，都是如此的熟悉。她们甚至一路上还不停地做着出发前没有做完的工作，比如向路过的各村庄的妇女宣传红军政策，说服她们送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参军，等等。
那是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经过三天的夜行军，中央纵队到达了于都河边。看到于都河岸一眼望不到头的红军队伍，女红军们陡升了一种情绪在心头，说不准用什么词汇表达，也许是壮观，也许是宏大，也许还是别的什么。她们忍不住一次次地回头张望，那一片日渐广袤的土地是她们物质和精神的家园，她们在那里呱呱落地，她们在那里放牛砍柴，她们在那里接受革命的熏陶，她们在那里谈情说爱、生儿育女，她们在那里实践着女人的梦想、体现着女人的价值。这块土地是她们生长、革命的地方，这里有把她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她们为之奋斗的苏维埃政权；有她们亲手建起的一座座房屋、一条条公路、一片片稻田；有她们的父母乡亲，还有和她们共同参加革命斗争的亲密伙伴。那些熟悉的村庄、熟悉的面孔、熟悉的乡音难道就这样抛下了吗？
于都河，就像是一把明晃晃的剪刀，总想剪断女人们与苏区纠缠不清的情愫。然而，怎么可能被一刀剪断呢？不仅剪不断而且是理还乱。女人们面对着汩汩流淌的于都河，想到她们即将离开这片晴朗的天空和自由的土地，向着河对岸不远处的敌人占领区突进，她们的心情沉重而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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