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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l976年10月6日， 那四个不可一世的人物去了该去的所在，在家深居简出的胡耀邦又一次心潮澎湃，顿感大解放。他觉得我们这个党又有救了。他想到：为什么经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折腾，使全党全国付出了无比惨重的代价，摧垮不了所谓的“刘邓司令部”？而不可一世、大有靠山的“四人帮”却可以被一举粉碎呢？
归根结底，他说，还是个“人心向背”的大问题。
那么，在这历史大转折的关键时刻，他认为第一要做的大事，就是中兴伟业；而这中兴伟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狠抓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调动全中华民族所有成员奔向“四化”的热情与激情。这种热情与激情，被压制得太久太久了！粉碎了“四人帮”，陈云、叶剑英、邓小平就不约而同地率先提出必须首先解决这个大问题。因为这是全国各民族的人心所向。
胡耀邦更掰着指头对人——估摸过：“反右派”和“反右倾”反掉过多少万人；“大跃进”中的“拔白旗”和七千人大会之后的“四清”运动又伤害了多少万人；举国上下大动乱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冤案迭起，哀怨声遍野。每一次运动都说“坏人只占5％左有”，但不断地整来整去，多少个5％加在一起，天下还剩下多少好人？
十年“文革” ，国家干部被立案审查的就占当时国家干部总数的17．5％；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长以上被审查的更达75％。其他虽没正式立案审查，但也或长或短地被批一批、斗一斗、“微火烧一烧”，几乎无一幸免。因此可以说，党内精英几乎被凋零殆尽！
如果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那么这种没完没了地“与人斗”而到处树敌，弄得全社会的传统美德几乎荡然无存，那“解放全人类”只能是空前绝后的大梦想，彻底葬送我们的伟大事业。”‘胡耀邦认为：如要最迅速、最彻底地解决这个人人自危的危机，只有迅速全而彻底地平反一切冤假错案，重新赢得人心。因之他把这归结为四个字：
人心为上！
粉碎“四人帮”后第六天，即l976年10月12曰，叶剑英派他的儿子叶选宁去东城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的家里看望胡耀邦。 胡耀邦十分高兴地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巧功勋！”
他接着说：
现在我们党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
谈完正事，胡耀邦问叶选宁：“你能见到华主席吗？”
叶选宁反问：“你和华主席熟不熟？”
“很熟。我和他共事过一年半。”
“我可以想办法见到华主席。”
“如果你能够见到他，请你把‘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这话也转告给他。”
华国锋推出“两个凡是”，邓小平说“两个凡是”不科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胡耀邦说：这哪是“人心为上”，而是乱箭穿心嘛！
胡耀邦这里说。他与华国锋曾共事一年半。是指1962年夏天，他作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国共青团户央第一书记带职下放，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直到1964年年底调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期间，华国锋也是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常低头不见抬头见。但是自从请叶选宁捎去那几句话之后，胡耀邦不但久久未得华国锋的回音，而与“中兴伟业。人心为上”，停止批邓、清理冤案、生产狠狠抓的识大局、讲实际的要求正相对立的“两个凡是”，却轮番出台：
第一次，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在1976年11月30日的一次公开讲话中，率先提出了“两个凡是”。
第二次，l977年2月7日，《人民曰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肯定了“两个凡是”。
那时，不仅在“文革”中形成的，几乎等同于党中央号令的“两报一刊”的余威犹存；而且在实际上，这篇社论就是由当时分管宣传口的党中央副主席授命撰写并定稿，经党中央主席批准发表的。
第三次，l977年3月10日，华国锋本人在公开讲话中，也强调了“两个凡是”。
如是，错误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是万岁、万万岁，还要“每隔七、八年来一次”；
如是，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仍是“反革命事件”；
如是，“反击右倾翻案风”、邓小平被人诬骂为“邓纳吉”，以及他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决定照旧有效；
如是，建国以后几十年所有全国性的，涉及亿万人命运的重大冤假错案，统统都不能平反昭雪！
所有这一切，都被归结为赫然的四个大字：“抓纲治国”！这个“纲”，就是“阶级斗争为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这句话，还得“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抓着这个“纲”去治国，就是在继续狠抓“阶级斗争”的大前提下，去治理我们这个几度被推向崩溃边缘的国家……
这等于给实事求是、高瞻远瞩的“中兴伟业，人心为上”的战略主张，猛泼了一瓢冰水！
对此， 陈云说：从粉碎“四人帮“到第二年3月，仍然“大有杀气”。仍被闷在家里“以观后效”的邓小平更直截了当地对人说：
“两个凡是”不科学，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胡耀邦说：这哪是“人心为上？，而是乱箭穿心嘛！
1977年2月18日， 春节。在中央苏区时代就与胡耀邦亲如手足的冯文彬去看望胡耀邦。冯文彬看胡耀邦愁眉深锁，面呈重优，对胡耀邦说：“出门看看老同志老朋友吧，宽宽心！”胡耀邦说：“我哪儿也不去！”
时过八天，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和副主席之一汪东兴，”还有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郭玉峰， 找胡耀邦谈了话，胡耀邦还是哪儿都不去。直到3月10日华国锋也在公开讲话中强调了
“两个凡是” 之后，3月12日，党中央副主席之一的叶剑英找胡耀邦谈了话，胡耀邦在3月14日就去见了邓小平。
胡耀邦对小平说：“粉碎‘四人邦’之后，究竟人心在哪里？对全党命运攸关的这种大问题，凡是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摆在第一位的人都是看得清楚的，可是有些人就是模糊得很！”
3月底，党中央下了一道命令：任命胡耀邦为中共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当他踏进颐和园北刚刚解冻的党校校园的时候，仍思虑重重，为针对“两个凡是”寻觅一个精确的突破口而苦苦思索着。
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发表，石破天惊，人们认为终于可以盼到大天亮了。
一天下午，他把党校文史教研室从事古文研究的中年知识分子杨逢春，请到自己办公兼宿舍的那座两层的灰砖小楼，对他说：
“我想让你写个东西，你敢不敢、怕不怕？”
“怕倒不怕，不过究竟写啥？”杨逢春说。
“是有关干部工作的文章。”
“可惜我对于部工作情况不甚了了。”
“这不成问题，我可以给你介绍情况；如有困难。还可以找两位同志帮助你。”
“那好，我尽力而为。”
此后胡耀邦抽空与杨逢春、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的叶杨、陈中，以及《人民日报》的几位同志，聊了整整两个半天，讲了全国政治形势和落实于部政策的重要和紧迫。
胡耀邦说：这二十年来，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生活很不正常。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有时简直就是封建式的家长制；二是没有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一些坏人从中拨弄是非、诬陷好人。这是我们党执政后遇到的一次长时期的深刻危机。粉碎了“四人帮”，本来有了彻底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的极有利的条件，以全面恢复党的“八大”确立的正确政治路线。很可惜，役有迅速利用这个大好转机。现在，党内很多同志都急于要求利用这个好转机；但是要取得根本好转，还需要一个过程。对这样一个过程，虽不能操之过急，必须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但也不能松松垮垮，得抓紧。
胡耀邦突然问：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
他说从十年浩劫一开始，他就在思考这个问题。他建议在座的也好好地想想这个问题。
他说今后在党校，要真正地广开言路，真正地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我还要加上一条：不装袋子！切切不可动不动就把一些道听途说或诬蔑陷害人的材料，装进一个同志的档案袋！”
他回忆起在延安担任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时的生活景象说：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的党集中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国民党固然比不上，任何民主党派也比不上。所以常常能转危为安，最终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国后，又涌进了更多的优秀人才，“所以在三年过渡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也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从1957年开始的二十多年来，一个又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坑害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没被坑害的只能装哑巴，甘当“白痴”；因为“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开不如睡”，谈不上还有什么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和激情来充分发挥他们的真才实学。那么剩下来的，则多半是些庸才、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