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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胡耀邦说：现在要真正地拨乱反正，首当其冲的就是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把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只有这样，才能把数以千百万计的被迫害的干部解决出来，才能把压在各阶层人民心头的大大小小的石头都搬掉，才能使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生气勃勃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才能把我们白白失掉的时间补回来。要真正中兴我们的党和国家，非此莫属！
可是，胡耀邦一转语气说，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同志并不这样看。他们以种种口实轻视甚至阻挠这项工作。因此我们应当从理论上阐明这项工作的正义性与必要性。你们可以组成一个班子，搞出一个写作方案来；文章的题目可以叫做《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得到胡耀邦如此明确的指点，文章经前后十七次修改，定了格，胡耀邦却让先放着。
l977年8月18日闭幕的“十一大” ，虽然取得了恢复邓小平一切领导职务的重大进展，但在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问题上，却使人们很失望。
这时， 胡耀邦感到， 发表那篇文章的时机已经成熟。 l977年10月7日，粉碎“四人帮”的一周年，《人民日报》以整整一个版面的篇幅全文刊发。
此文一出，石破天惊！一月之内，《人民日报》就收到一万多封信件和电报，这些来信来电者对文章表示百分之百的支持和拥护，人们边听广播边流泪，认为终于可盼到大天亮了。
胡耀邦传奇第四节 设防的中央组织部
第四节 设防的中央组织部
这场斗争如果不是正义的一方获胜，后果恐怕不只是一些人可能人头落地。胡耀邦说：
“我不下油锅，谁下油锅”，在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以非凡的胆略和豪气担当挽狂澜于既倒的急先锋，揭开了拨乱反正的序幕。他对身边的人打招呼：“找我申诉的人，一律不要阻拦。”一向最为神秘莫测的中央组织部，何曾出现过这样一位“不设防部长”？
这场斗争如果不是正义的一方获胜，后果恐怕不只是一些人可能人头落地。胡耀邦鼓励大家：“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定不拔之志。”
然而，要使每一个冤沉海底多年的家庭都能很快盼来这“大天亮”远非易事。在这篇文章广为传播后，许多省市和中央部门对落实干部政策仍然在“顶牛”，其中尤以一向都是“审干”、“定案”核心的组织人事部门为最。
《人民日报》的一些同志和文章作者又一次在耀邦家里碰了头。胡耀邦说：这不奇怪。自我们的党诞生以来，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些正确与谬误的重大斗争。有时恰恰是谬误的一方占了上风，这风还是刮得很猛烈，简直是台风十二级。但只要正确的一方沉着应战，坚持不懈地努力，最后总能取得胜利。现在我们也正处在与一股新的“十二级台风”相抗衡的关键时刻。我们既然已经坚定有力地跨出了一一步就决不后退，并努力扩大已经打开的口。
接着胡耀邦用苏东坡的一句名言鼓励在座的同志：“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定不拔之志。”他希望这些同志“都有当仁不让、坚韧不拔之志”。
那么在党的“十一大一刚刚结束后的这股“十二级台风”究竟风源起于何处？人们的目光所及，最明显的风源就是当时由郭玉峰把持的中共中央组织部。
郭玉峰，原为部队的一位军政委。“文革”风起后不久，康生把他带到了中央组织部，并对中组部的全体工作人员说：“我给你们调来一个全国最强的军级干部。”康生还说，郭玉峰是全军最优秀的军政治委员。开始，郭玉峰只是中组部的业务组负责人，后来先后成了中组部的核心领导小组长和中组部部长。许多人都知道，这是康生对郭玉峰的赏识与思典，因为康生当时就是党中央组织宣传小组的主要负责人，康生的妻子——“康办”主任曹轶欧的办公室就设在中组部的大楼上。
粉碎了“四人帮”，许多在“文革”中被迫害的老干部纷纷到中组部上访，往往都被拒之于中组部大门外，其中包括中共中央东北局原第一书记宋任穷的妻子钟月林、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夫妇等人。
一天，先后担任过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和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舒同，也到西单商场北邻的中组部大院上访，想诉说诉说林彪、“四人邦”对他的诬陷迫害，并要求看看陕西省委对他的审查报告和中央的批示。郭玉峰虽然派人与他谈了话，但当他想住进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时， 招待所的人却将他的手提包扔出门外， 要他“从哪儿来回到哪儿去”。
就这样，这位建国前后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长、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两万五千里长征途中有时骑在马背上也不忘练字的著名书法家，被冷落在北京街头，茫然无去处。
此刻在北京，在中央各机关，尚有六千多名干部被继续挂着。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原对外文委副主任陈忠经这样的老同志，竟被人统称为“社会糟粕”而没人敢用，只得在家呆着。
在外地，被“押”在外省市的许多老干部纷纷给中组部写信，要求早日“天大亮”，有人愤怒地责问郭玉峰：“人生能有几个十年？
再这样拖个没完没了，难道把我们拖到下棺材吗？”
《人民日报》发表那篇文章的大清早，郭玉峰先听到了中央台广播的文章摘要，就狠声狠气地说：“简直是一派胡言！通篇都是右派言论！”《人民日报》一到，他看都不看，揉巴揉巴扔进了废纸篓，连声说：“大毒草，大毒草！”
中组部靠边站的老同志们更加明白：这场斗争如果不是党的正义一方取得胜利，那后果恐怕不只是一些人很可能人头落地（已有人因“恶毒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而惨遭杀害），而是整个国家整个党仍将被“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阴影笼罩着！为了党的命运，也为个人的尊严，他们又一次纷纷奋起抗争。一刹时，西单商场北邻的这个大院就糊满了大字报。许多大字报认为，这些年中央组织部在郭玉峰的把持下，真正成了“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阎王殿”；这个阎王殿的特色是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完全背离了党的优良传统。
中央组织部大院里的大字报斗争持续了三个月。胡耀邦急得在室内来回疾步走：“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中组部大院里的大字报斗争持续了三个月。极盼结案分配工作的杨士杰——老干部党支部书记——把人家撕下来的大字报，一捆一捆地送到了当时还在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另外还有人把一些大字报送给了胡耀邦。
胡耀邦翻阅了这些大字报，急得在室内来回疾步走，并连连轻声自语：“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谁下油锅！”
他让人打了几个电话，请来了《人民日报》和中央党校的几位同志，到自己家里商量：如何冲破落实干部政策层层阻力的下一步、他说：看来第一篇文章是打响了，凡是受冤挨苦的人都欢欣鼓舞。但要切实解决他们的问题，仍然关山险阻。这就需要我们下决心，一关一关地闯过去。但丁在他的《神曲》中说过：“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的说法是：“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下一步，我们既要选登各地干部群众强烈要求落实政策的来信还要组织文章谴责郭玉峰们的极左行为，同时发表由点到面地落实政策的消息，逐步推动打开平反冤假错案的局面。
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位置用通栏大标题，发表了这篇署名“本报评论员”的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在这个总标题下，发表了从众多来信中精选出来的五封读者来信。这些来信既赞扬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那篇文章，又揭露了写信者本人所在地区或所在系统的组织部门抗拒或拖延落实于部政策的行为。《人民日报》编者为这些来信所加的标题分别是：《不能无动于衷》。
《这种说法不对》、《肃清“四人帮”的流毒》、《首先要清理组织人事部部》、《应当多发表这样的文章》。
这时，中组部的同志对郭玉峰的斗争，声势越来越大。《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副总编安岗，把中组部老同志们的又一批大字报交给国内政治宣传部主任王泽民，以报社党委的名义委托他整理成一篇《情况汇编》，题目叫《从一批老同志的大字报，看郭玉峰在中组部的所作所为》。王泽民写了一万多字。胡绩伟、安岗过目斟酌后，再请袁任远、杨士杰、张策等同志传看，然后送给了叶老帅和当时负责中央宣传部的耿飚。
看来，郭玉峰的仕途有可能发生重大转折。
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之内，华国锋主要依靠两个东西：一个是舆论工具；一个是人事工具，这么两个小班子，神气十足，盛气凌人，高深莫测，包办一切，是典型的粉碎
“四人帮”以前那个做法……
一天夜晚，党的副主席江东兴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中组部的老干部袁任远、杨士杰、张策、郭述申等同志。郭玉峰奉命而至时，中组部的很多老同志已在座。汪兴东问郭玉峰：你对在座的这些老同志怎么样？
郭玉峰面不改色地回答：很好啊！
汪东兴掏出了《人民日报》的《情况汇编》，让郭玉峰细细地看看，然后说：“对老同志的住房、用车等等，你都得要安排好，不能再在生活方面为难老同志。”郭玉峰连声答应：“好好好。”可是，不论汪东兴还是郭玉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