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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街上有个女郎顶着一头金发，与深色发根形成双重发色的特殊造型，她自称认得这个人。“不久前才见过，”她说，“只看却不做买卖，还问了一些奇怪的问题，问我要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喜欢什么、又不喜欢什么之类的。”她握起拳头，在胯间比划着表示不屑，“拿我当傻子耍，开玩笑，我才没空跟他瞎扯。你懂吗？后来再遇见他时，我就赶紧快步走开。”
另一个在百老汇大道的女郎，身材惹火，满嘴南方腔，说她也曾在附近见到他，但最近却不曾出现。最后一次看到时，他是和一个名叫邦妮的女孩一同离去。那么邦妮现在在哪里呢？也许去了其他地方，消失了，好几个星期都没再见过她。
“也许去了别的场子，”她说，“也说不定是有什么事发生了。”
“什么事？”
她耸耸肩，“什么事都有可能。有时候你会见到某些人，有时候她们又消失了，你也不会立刻开始想念她们，顶多无聊时会问：‘嘿，那家伙上哪儿去了？’然后还是没有人知道结果。”
自从邦妮和莫特利一起离开后，她有没有再见过邦妮呢？她想了想，似乎无法确定，甚至也不能确定和邦妮一起离去的男人就是莫特利。她想得越久，对自己的印象就越没把握。
途中我抽出时间，赶赴正在艾乐农屋举办的午夜聚会。艾乐农屋位于西四十六街上一栋老旧办公大楼三楼，是由办公室改装成的俱乐部。参与这个聚会的大都是年轻人，其中很多人看来像是刚开始戒酒，信心不足的样子，绝大多数除了酗酒之外，还伴随有长期嗑药的问题。这些年轻人和在街上的游民几乎没两样，唯一的不同是他们现在都有一个目标，人人都努力远离酒精保持清醒。而在街上的那些人，却在这个世界的边缘渐行渐远。
我抵达会场时已经迟了几分钟，正在演说的女孩提到她十二岁时，已经有两年的酒瘾，正要开始抽大麻。她继续诉说她的过去，内容包括各式各样的禁药，海洛因、古柯碱等等，也提到了在街上当扒手、当娼妓，去黑市贩卖她的婴儿种种。她花了好一会儿的工夫陈述她的经历，她现在不过十九岁而已。
这个聚会持续了一个小时，我从头到尾都参与了。我的注意力随着演说的结束而分散，在后来的讨论会中我没有发表意见，因为会中主题都是关于愤怒的情绪。我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偶尔因为某些人太过激烈的谈话，才会被打断，带回现场的主题中来。大部分时间，我都任自己思绪飘散净化我的情绪。外面那个世界充斥着邪恶，而过去这几个小时中，我更是在挖掘其中最丑陋的部分。但现在身处聚会，我只管努力戒酒，就像这里的每一个人一样，单纯简单，这使得此地成为一处避风港。
最后我们一起站起来，诵读祈祷文，然后我又回到外头邪恶的残酷大街上。
星期一早上我睡了大约五个小时，醒来时却如宿醉般头晕目眩，这真是不公平。前一晚喝了太多品质低劣的咖啡、掺水的可乐，吸进几百公升充满二手烟的空气，难怪我无法像小学生一样期待这新的一天降临，只能如同酩酊大醉之后一样，整个早上受苦受难，头痛欲裂，口干舌燥，度日如年。
《到坟场的车票》 第三部分吞了一些阿斯匹林
我吞了一些阿斯匹林，淋浴刮胡，到楼下街角小店喝了一些果汁和咖啡，等阿斯匹林和咖啡发挥作用后，又走到几个路口外的商店买份报纸，带回火焰餐厅，点了一些早餐准备边吃边看。早餐送来时，宿醉般的不适终于结束，虽然我还是感到很疲惫，但总得调整自己去适应。
报上的内容显然不怎么令人振奋。头版新闻是有关牙买加区的大屠杀事件，一个委内瑞拉家庭遭到枪击和砍杀，四个大人和六个小孩丧生，住宅付之一炬，连邻近房舍都被火波及。证据显示出这个事件可能与毒品交易有关，由于出现这种推论，让一般民众感到事不关己，警察们也不用日以继夜费尽心力努力破案。
体育新闻片的新闻也没有好到哪里去，纽约两支球队都输。喷射机队惨败，巨人队则以些微差距输给猎鹰队。体育新闻最大的好处，就是它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实在微不足道，至少不会要人命，到头来，谁输谁赢又有什么大不了的呢？
我就不太在乎那些输赢胜负，但话说回来，我似乎对任何事情都不太在乎。于是我又翻回社会新闻版，看到另外一件与毒品有关的谋杀案件。这起事件发生在布鲁克林区海洋公园，一个曾经数次因为毒品被捕的二十四岁黑人男子，被改造散弹枪射击身亡。这条新闻固然令人不愉快，不过老实说，比起我们球队输给费城队的事，后者更让我难受，虽然输球本身已经无法引起我任何情绪反应了。
第七版有一则新闻吸引我的注意。
一个名叫迈克尔·菲茨罗伊的二十二岁青年，与女友约好去圣马拉契教堂望弥撒。他的女友是演员，主演过的几部广告皆颇受好评，她在四十二街和第九大道一带的曼哈顿广场有一间公寓。他们沿着四十九街手牵手准备散步回她家时，恰好有一个名叫安托瓦妮特·克利里的女子在这一刻决定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她选择跳楼的方式来自杀，她恰好住在有二十二层高的楼上。她向下一跳，根据我们在学校物理课所学过却从来记不清楚的加速原理，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冲撞速度，想要魂归西天实在一点也不困难。对迈克尔·菲茨罗伊来说也是一样，就在这一刻，他正巧走到她落下的位置。他的女朋友安德丽·杜特什并未受伤，但报道中说她受到严重的精神打击，她的反应完全可以理解。
我快速地浏览过其他版面：巴尔的摩市长最近提议让某些药品合法化，比尔·雷埃尔针对这个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还有一些不好笑的漫画。但不知何故，我忍不住又翻回到第七版，重新阅读关于迈克尔·菲茨罗伊最后一刻的新闻。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这则新闻竟让我的情绪起伏，也许是因为事件发生的地点碰巧离我住处非常近。那位克利里姓女子住在西四十九街三百零一号，我经过那个地方不下百次，昨天早上我前往时代广场一带，准备走访附近旅馆时才刚经过。如果我稍微睡晚一点，说不定正巧可以目睹事情的整个经过。
我忽然想到马库斯·奥雷柳斯书中的话，万事之发生，冥冥中皆如其所应当之势。我试着想像迈克尔·菲茨罗伊的命运，他本来带着愉快的心情正要去女朋友家。报道中还提到，那个压死他的女人今年三十八岁，跳楼前甚至脱光了全身衣服。
人人都说上帝的意旨深不可测，我也认为确实如此。天条中大概注明迈克尔·菲茨罗伊只能活二十二年，而且最佳的死法就是被一个从高空急速落下的裸女压死。
曾有人说过，人生，对于那些靠思考过日子的人像一部喜剧，对于那些凭感觉过日子的人来说却是一场悲剧。对我而言，无论怎么过日子都是有喜有悲，即使你什么都不做也逃不掉。
那天中午过后，我打电话给马西隆的哈夫利切克，他恰巧正在座位上。“嘿，我正想着要找你呢。”他说，“大苹果还好吗？”
已经有好一阵子没听人这么称呼此地了。“老样子。”我回答他。
“孟加拉虎队怎么样了？”
我根本没留意他们的输赢。
“打得不错。”我说。
“好。你的事情发展如何？”
“他正在纽约，我一直追踪他，但这城市实在太大了。我知道他昨天威胁了一名女子，她是康妮·斯特迪文特的老朋友。”
“这样啊。”
“是呀，他可真会制造麻烦。不知道克利夫兰那里是否有消息？”
“你是说实验室的结果吧，”他清了清喉咙，“我们在精液中找到一种血型。”
“太好了。”
“恐怕没有那么好，马修。是Ａ型的血液反应，跟她丈夫一样。如果这碰巧是你所追踪的人留下的血型，也并非毫无可能，毕竟这是最常见的血型。事实上他们的三个孩子也都是Ａ型的。换句话说，我们无法判定斯特迪文特死时，身上沾的血迹究竟属于什么人，说不定是三个孩子的，也有可能是他用散弹枪自杀时伤口所流出来的。”
“难道他们不能做更详细的DNA比对检验吗？”
“如果在案发后立刻开始进行检验，而不是在拖了一周之后，或许实验室还能够检测出来。按照目前的情况，我们只能证明你的嫌疑犯并未在那女人体内留下精子，而如果他的血型根本不是A型，那么他就没有嫌疑了。”他说。
“这只能证明鸡奸的部分不是他干的，但却仍无法洗刷谋杀的嫌疑。”
“嗯，说的也对。总而言之，实验报告只能做到这样，结果只可能洗清他的嫌疑，但却很难根据血型逮捕他。”
“我懂了。”我说，“真叫人丧气，但我还是会弄清楚莫特利的血型，监狱记录上应该有。对了，今天早晨我寄了一份快递邮件给你，明天应该就可以收到。我找画家绘制了一张莫特利的素描，还有他几个月前在纽约所使用的化名。这样你们去旅馆或机场打探消息时，或许派得上用场。”
他停顿了一阵之后说：“马修，我实在不确定该不该着手进行这些调查。”
“怎么说？”
“照这个案子在本地的发展来说，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重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