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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说法是，霍元甲之死并非日本人所为，而是因病而死。持这种说法的人特别指出：“1912年，著名武侠小说家向恺然（平江不肖生）先后出版《拳术》和《近代侠义英雄传》两部作品。根据传闻，他杜撰出霍元甲之死是被日本医生秋野用毒药毒死，以后人们以讹传讹，事实遂被严重歪曲。”
支持这种说法的根据是，就霍元甲患病及逝世经过，精武体育会创办人之一的陈公哲曾写过以下文字：“霍先生原患有咯血病，自寓所深居时，时发时愈。日人有卖仁丹药物者，时到旅邸，出药示霍，谓之可愈咯血而治肺病。霍先生信之，购服之后，病转加剧。霍先生得病之由，谓少年之时，曾练气功，吞气横阙，遂伤肺部，因曾咯血，面色蜡黄，故有黄面虎之称。自迁之王家宅后，霍先生病转加剧，由众人送入新闸路中国红十字会医院医治两星期，即行病逝。众人为之办殓，移厝于河北会馆。越一年运柩北返。”
持病死论一说者总结说：“陈公哲是邀请霍元甲来沪的发起人之一，又是霍元甲与奥皮音商量比武事宜的翻译，直至霍病逝，他和霍元甲接触频繁，友谊甚笃。因此，关于霍元甲的死因，陈公哲所述应该是可信的。由此可见，霍元甲不是因为误伤日本柔道家而被日本医生用药毒死，而是因原患咯血症转剧送医院医治无效而死。”
比以上说法更过分的是，还有人说，当年为霍元甲治病的日本人，是霍元甲的好朋友。2000年，新华网天津8月6日发过一则专电，对霍元甲是因病而死一说给予反驳，尤其是对新近出现的“日本人是霍元甲的好朋友”的谬论表示极大不满。这则专电指出：“霍元甲之孙霍文廷，日前与天津市西青区文化局有关同志，经过深查细访，进一步证实日本人是杀害霍元甲的元凶。近几年来，社会上有人提出‘日本人是霍元甲的好朋友，曾为霍元甲治病出了不少力。霍元甲是因生病正常死亡的’。霍氏家族历来就知道他们的先辈霍元甲是死于日本人之手，对于有人为日本人开脱，他们从家族和民族感情上都难以接受。从去年开始，霍元甲的二孙、现居住在天津市西青区小南河村的霍文廷老人，会同西青区文化局的同志，多次到上海、广东、浙江等省市霍元甲曾经活动过的武林会馆，走访调研，并翻阅了大量资料，证实所谓霍元甲的日本朋友，正是杀害霍元甲的元凶。日本人以帮助霍元甲治病为名，买通关节，在中药中投放慢性烂肺药，使本来可以治好病的霍元甲死于非命。”这则专电还说，“目前这本调查材料正在编辑中。不久将印刷出版，公布于世”。
（本文作者 萧亮）
侠情大师—王度庐深隐市井
一代侠情大师，深隐市井，世人所知甚少。幼年时困苦，遭遇劫匪，其经历后来成为小说素材
2001年，华语影片《卧虎藏龙》取得了十项奥斯卡提名、四项奥斯卡大奖的骄人成绩，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其原著的作者是谁。当年，天津学者张赣生先生为研究王度庐的小说，曾多方查询作者的生平，他询问过不少津京老报人，但一无所获。中国台湾省学者叶洪生先生在其论著中也称“王度庐之生平不详”。及至上个世纪80年代初，宫以仁先生（已故小说家宫白羽先生之子）受叶洪生之托，要写一篇介绍王度庐生平的文章。宫先生根据小说内容，推测王度庐可能是北方人，并与苏州大学徐斯年教授谈及此事。之后，徐教授在《寻找王度庐老师》（《王度庐武侠言情小说集》代序）一文中是这样写的：80年代初，我所在的学科决定立项研究通俗文学，这一课题并被列为“七五”国家重点项目。不久，几位研究通俗文学的朋友相继来信，说起“武侠北派四大家”中，宫白羽、李寿民、郑证因三人的生平，人们多已知晓，惟王度庐，至今不知何许人也，问我可有这方面的线索。经过他们的“强化刺激”，我猛然想起母校的王度庐老师。他没给我上过课，也从未听说他写过小说，但姓名倒一字不差，姑且问问看。很快就收到了母校回信，得知王老师已经过世，但因此却找到了王老师的夫人，我们当年的舍务老师李丹荃女士，并且确认了那位四十年代闻名全国的“侠情小说大师”，果然就是我的老师。
四十多年前，我和我的丈夫王度庐同在一所中学里工作，那时，徐斯年是这所学校里的一个朝气蓬勃、多才多艺的学生。以后我们多年未见，再见面时他已成了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我和王度庐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如今，我已是耄耋之年，以后的时间不会太多了，所以我愿意将我能忆及的一些往事和想法写下来，留给热心的读者和关注通俗文学及其发展的学人。王度庐原名王葆祥，字霄羽，1909年出生于一个北京的贫困旗人家庭。“王度庐”是他于1938年开始使用的笔名。王度庐七岁时父亲不幸病故，遗腹的弟弟葆瑞出生，家里便更加贫困了。在他9岁那年，姐弟三人又相继患上传染病。据他后来告诉我，当时他昏迷了好几天，总算“命大”，慢慢地又苏醒活过来了。当他睁开眼时，却见屋里全变了样子，空荡荡的少了不少东西，桌子和炕头上的柜子也全不见了。母亲坐在炕边掉泪，为了给孩子们治病，把家中能卖的东西全都卖了。王度庐病愈后，由于长期营养不良，身体很不好。他喜素食，胃口也弱，鱼、肉一概不吃，后来我曾多次劝他改变这一习惯，但总是改不了。
尽管贫穷，王度庐的母亲还是支撑着让他断断续续地上了几年学，读完了旧制高等小学。在他十二三岁时，家里曾送他到眼镜铺当学徒。原想这活儿较轻，三年出师，学份手艺，一个月也能挣几块钱养家。谁知干了没几天，掌柜的嫌他身体瘦弱，不会干活，就打发他回家了。以后又送他去给一个独身的小军官当听差，试工三天，人家嫌他太小，半日生不着一个煤炉，给了几个铜板，就叫他卷铺盖了。后来，王度庐在《古城新月》、《落絮飘香》等小说里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写及城市下层民众生活的困苦景况，写及贫民青年求生之难，其感受应是来自他的青少年时代。
王度庐读书勤奋，人也聪明。当时有位姓李的小学教师很赏识他，经常借给他书籍，并且教他音律和诗词格律。因此，他在十几岁时就常向报刊投稿，写些小文章和旧体诗词。
王度庐的学识主要来自于自学。他家位于“后门里”（“后门”是地安门的俗称），后来，他在《古城新月》、《卧虎藏龙》和《虞美人》等作品中，曾多次写过这个地方。北京大学一院当时离他家很近，所以他有时就到那里去旁听。那时的北京大学很开放，外边的人进去听课，也无人过问。若有名家来讲课，常常是连窗外都站满了旁听的人。
王度庐也常去三座门的北京图书馆看书，一坐就是一天。那时候“鼓楼”那里还有个民众图书阅览室，进去可以任意翻阅书报杂志，那里也是他常去的地方。我不清楚他在北大听过谁的课，也不知道他在图书馆里看了哪些书，然而，从他后来所写的社会言情小说中所反映出的外国文学知识和文艺理论修养，以及他在侠情小说中所表现出的美学追求，可以看出，他在这段自学生涯中确实得益匪浅。
因为投稿，王度庐认识了一位宋先生。宋先生办着一份小报，他见王度庐文笔颇佳，为人诚实，就聘他担任该报编辑。由于报社极小，他既要编副刊，又要写评论及连载小说；晚上则需等新闻稿到了以后，再赶编时事版；看红样、清样也是他……所以，实际上他既是“主编”，又兼校对，每天都要忙到后半夜。小报日出一张，除新闻外多登体育消息。王度庐在编该小报的同时，还写些连载小说。这一时期，他写的主要是侦探小说，如《烟霭纷纷》、《空房怪事》、《绣帘垂》、《浮白快》、《两件奇案》、《红绫枕》等，署名均为“霄羽”。他的这些侦探小说均仿《福尔摩斯探案》，以“赛福尔摩斯”鲁克及其助手为贯穿人物，篇幅不长，诸案形成系列。
我在北京读中学时，在一个同学家里认识了王度庐，那时他正在为我同学的弟弟做家庭教师。记得他曾送给我两本书，一本是沈三白的《浮生六记》，另一本是纳兰性德的《纳兰词》。我不太喜欢《浮生六记》，却很喜欢那本词。
“九一八”事变以后，北京市面也日见萧条。为了生计，王度庐离开了北京，前往西安谋生。后来他还去过山西、甘肃、河南一带。那时我的家也已迁到西安，1935年我和王度庐在西安结婚。
王度庐在西安做过私人报纸的编辑，也当过小公务员。因为他既无学历，又缺高亲贵友的推荐，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