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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对于乌勒贝克的败北；努里西埃的回答则有所保留：“我不会做出什么反应的。那是大多数（评委）的选择；我站到那一边去。那就是所有人选出的获奖者；我和他们站在一起。”“乌勒贝克没有获奖；仅仅是因为他未能获得多数票。”他在表达自己的意见时回答得很简练。他还指出；评委会的决议是“严肃而公正的”。乌勒贝克一再败北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对伊斯兰教的猛烈抨击。
（谭成春，北京翻译在线）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总 序爆冷得奖
作品花絮：
爆冷得奖
在颁奖前，被媒体炒得大红大紫、夺奖呼声很高的是米歇尔·乌勒贝克的小说《岛的可能》。乌勒贝克在拉加戴尔大财团的支持下，新书未出，即售出20多个国家的版权，媒体攻势更是铺天盖地，一路好评。连法国“文坛教父”索莱尔斯在报纸上公开宣称“乌勒贝克获得龚古尔奖不可避免，用不着吃惊”，龚古尔奖评委、原评委会主席努里西埃更是到处表态，支持乌勒贝克，并暗示乌勒贝克今年是势在必得。
但是戏剧性的逆转还是出现了。2005年11月3日，特鲁昂饭店，评委会主席夏尔—鲁女士宣布威尔冈的小说《在我母亲家的三天》以六票对四票，击败《岛的可能》，摘取今年的龚古尔文学奖。
而《在我母亲家的三天》9月底才出版，到出版社选送参评作品截止日期的最后那刻才送到龚古尔奖评委手里。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总 序一本不可能完成的书
一本不可能完成的书
1992年，格拉瑟出版社前任老板让…克洛德·法斯盖尔签下了《在我母亲家的三天》，从1999年前开始，威尔冈每年都声称今年可以推出作品，格拉瑟出版社也坚信不疑地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但每一年出版社都尴尬万分，无法向媒体和读者解释：威尔冈的“三天”花了近7年还没有完成。有法国媒体称，“威尔冈的许诺”快成了法语新词，可以补充进法语辞典了。
直到格拉瑟的老板奥立维尔·诺拉下了最后通牒：要求威尔冈在7月27日前他去渡假前必须交稿。威尔冈一边愤怒，一边发奋写作，他开始发传真，一章接一章地发，通常是在凌晨4点钟的时候，而这时候奥立维尔“已经养成了讨厌的睡觉的习惯”，4点钟就睡了。“如今的编辑也真的堕落了，不像以前了！”威尔冈感叹地说。
威尔冈有最后一刻把所写的东西全部推倒重来的嗜好。他声称：“文学创作是不能靠强制的。就像酿酒一样，要从粗料开始，然后蒸馏，最后才成为酒。当我翻阅时下一些作家的作品，那些一本接一本出书的作者，我的诊断常常是一样的：他们没有进行细加工！有些人认为，写作是简单的事情。但我觉得每一章都应该回过头来修改至少五到六遍。”
获奖的威尔冈
威尔冈压根儿就没认为自己会获奖，颁奖的那天，他就没去特鲁昂饭店。当评委会主席夏尔—鲁女士宣布威尔冈获奖时，遍寻众人，不见威尔冈，“威尔冈在哪里？”他正在图尔比戈路的寓所里。这时，场上架满了摄象机，在众人的等待下，45分钟后，威尔冈赶到了现场，也许是激动，也许是赶得太急，他大汗淋漓，他解嘲说：“这里太热了，比我家里热。”
威尔冈在接受法国电视二台采访时说：“我确信应该由另一个人获奖，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我正在洗澡。”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第一部分所有的人都提心吊胆
1
“你让所有的人都提心吊胆。”昨天晚上，戴芬娜冷不防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这场有可能激化的交谈就此画上了句号。我的所作所为有时候会迫使她丢出这样的话来，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判决啊。在过去的日子里，乃至现在，我都得忍受来自这个被我称作“我的小戴芬娜”的女人的所有令人懊恼的事情，尽管她身高一米七八，我还是叫她“我的小戴芬娜”。我们在一起生活已经三十多年了。戴芬娜是我想像中的那种女人，如果有一天，我必须死在医院里的话，她会守在我的病床边，朝我俯下身子；我说的是死在医院里，而不是死于飞机失事，倘若是死于飞机失事，她可能也会和我在一起。昨天晚上，我就不得不忍受一场没有死刑那么严重的判决，当然没那么严重，但是，这个判决却没有一点宣告无罪的特征： 我，弗朗索瓦·威尔格拉夫，导演过五部电影，出版了十部小说，我让所有的人都提心吊胆。
这样的一个句子，若是在我煞费苦心购买记事本并使用记事本的那个时代，我会在记事本上把它记录下来，可是，我不再安排什么约会了，我也没有什么好记录的了。何苦要记录下这样一个句子？它又不是那种教人一转身就忘记的句子。
戴芬娜没有说我让她提心吊胆。可这“所有的人”从何说起呢？其中也包括我们的两个女儿，两个非常清楚她们的父亲正陷入困境的成年女子吗？肯定包括她们。可能还包括我的母亲、我的姐姐和妹妹们。可是，戴芬娜就像我一样，几乎不去看望我的家人；我不怎么去看望我的母亲，心里愧疚得很。我几乎每一天都对自己说，应该到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省去看望她，她的家在那里，她独自一个人在那里生活，但我总是下不了决心。在电影《八部半》《八部半》1963年由意大利出品，导演费里尼，马切罗·马斯特洛亚尼等主演。以导演费里尼本人的经历为基础拍摄而成。里，墓地的那组镜头中，当马斯特洛亚尼扮演的那位导演看见他父亲突然出现，他难过地发现他们几乎没什么交流：“爸爸，我们之间的话那么少！”很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轮到我悔恨，不是悔恨自己跟妈妈说话太少，因为我几乎每天晚上都给她打电话，而是后悔太少见她，尤其是最近这些年以来。我那八十高龄的老母说的比我还要绝。她在电话里下了结论：“总而言之，我这一辈子将不怎么会见得到你。”
这句话可真是一语中的！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明白，可是，见我不言语，她不厌其烦地解释说：“是真的！你很早就离开了家门，你那时多少岁来着？十七岁，还是十八岁？”
“十九岁，妈妈！”
“是啊，你看看今天的年轻人多大一把年纪还呆在他们的父母家里，就知道你离家也太早了一些。”
一直到九十年代末，她每年都要来巴黎好几趟，在我家里住几天，在我妹妹玛德莱娜家里住几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她来看我。如今，她几乎足不出户了。要来一趟巴黎的话，她事先还得跑去咨询一位专家，而且她觉得最好的专家在马赛。马赛离她住的地方不到一百公里，她都嫌路途遥远。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第一部分他们内心的忧虑
我的一些朋友也一定把他们内心的忧虑告诉过戴芬娜。我敢打赌，在我睡觉期间（我一般情况下要到下午过完一半的时候才睡醒，有的时候还要晚些），她接到过他们的电话：“弗朗索瓦怎么了？他都杳无音信了。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看上去精神不太好。我们很担心他。”当戴芬娜告诉我，我让所有的人都提心吊胆的时候，她的声音低沉得就像贝多芬《暴风雨奏鸣曲》中的钢琴声，或者像维瓦尔第《海上暴风雨长笛奏鸣曲》中的巴松管的声音，总之，天空中有暴风雨，这绝不是一杯水中的暴风雨。我们的共同生活跟一杯水没有任何关系。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会刮起飓风。风从两个方向刮来会生成旋风，我这么回答，还补充说“风暴角”因为有了“好望角”这个名字而举世闻名，说希望和风暴之间的关系，与爱恨之间没完没了的冲突相比，更不在正常状态。我还说到拉丁语中的暴风雨（tempestas），既有好天气也有坏天气的意思。我拼命挣扎，企图摆脱困境，但戴芬娜看得明明白白。我不仅让所有的人提心吊胆，我还让自己提心吊胆。
我本该承认这一点的，而不是固执己见，还扯到普赛尔的《暴风雨》亨利·普赛尔（1659—1695），是巴洛克早期的英国作曲家，曾历任查理二世国王弦乐队的作曲师，威斯敏斯特教堂的管风琴师，皇家教堂的三名管风琴师之一，曾为莎士比亚的戏剧《暴风雨》谱曲。中那位呼唤风的男高音。我不大记得这场《暴风雨》，它是为莎士比亚的戏剧所做的舞台音乐。我更熟悉莎士比亚的那个剧本。当我阅读那个剧本的时候，我总是把自己当成普洛斯佩罗那个老魔法师，他像我一样，喜欢书斋胜过一切。我已经有多长时间没听普赛尔的音乐了？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第一部分我不再出书了
我的两个女儿就是听普赛尔长大的，她们爱在吃早餐的时候放他的曲子，其中就有克劳斯·诺米克劳斯·诺米（1944—1983），著名男高音歌唱家，第一位死于艾滋病的古典音乐艺术家。或者阿尔弗雷德·戴勒阿尔弗雷德·戴勒（1912—1979），英国男高音歌唱家，被称为“二十世纪假声男高音之父”。的演唱。所有那些三十三转唱片指传统的三十三转黑胶木唱片。我都保存下来了，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橱柜里，两个女儿三天两头要我放给她们听。她们对我说：“你现在听音乐比以前少了。”在她们看来，这是个不好的兆头。
为了创作，我从出版社预支了一些版税，但那些书我才写了开头部分。我不再出书了。再也没有出书的欲望了。“我的上帝啊！真是奇怪，一本书卡壳后，就再也写不出来了。”莫里哀写道。我从一本关于拉辛的书中了解到，有人指责他声称撰写路易十四的历史得了一大笔钱，却一行字也没有写出来。我在这一段文字上做了标记。事实上，拉辛创作很勤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