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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过的是一种疯子过的日子，或者不如说我们就是两个活着的疯子。”
而且，有些情况她还蒙在鼓里呢。我向她隐瞒了那些只写了我本人名字的邮件。几个月以来，我都不敢离开我那套房子半步，害怕执达员趁我不在家的时候突然登门，害怕是她跑去开门。到时候她会急得六神无主的。
如果我是独自一人生活，那么我就有权成为一个不可救药、鼠目寸光的人，然而我觉得自己并不是这种人。对柔爱和沃格琳德来说，我是哪一种类型的父亲？当我读到一些心理学家在他们的书中列举的、他们认为父亲不应该扮演的那些角色时，我在那些句子下面画了很粗的杠杠；我想着自己的角色，非常认同他们的观点，即便是在他们提出惟一有实际意义的父亲是精子这种论调的时候；但我心里想的却是“但愿我的两个女儿不要看到这些”！后来，我把那些书藏了起来。亲爱的柔爱，你的名字源自希腊语名字Zoépoiétiki，是生命、创造者的意思！还有你，沃格琳德中世纪叙事诗《尼伯龙根之歌》中司智慧的莱茵少女水精灵的名字。，这是莱茵仙女的名字，是黄金的守护神……你们小的时候，经常要我讲你们两人名字的来历。
如果我最终能把书写出来出版，我就会更经常地跑回去看我母亲。自责，我这种人是不会有的。我有一些遗憾，可遗憾和自责，那是两码事，无论哪一种自责都有“痛心疾首”的那一面，而我并没有感觉到这种刺痛。在遗憾之中，就没有隐含那么多的恶意。人们总是不加评判地否认过去。自责阻止我们一往无前，而我每天总会跟一个网球运动员一样，握紧拳头，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加油，弗朗索瓦，你要想走出困境就一往无前吧！” 几个世纪以来，所有用印地语、巴利语和梵语创作出的文学作品都写到，生活的规则就是一往无前。生活的车轮在滚滚向前，谁能将车轮刹住？戴芬娜不需要一个婆罗门印度封建种姓制度的第一姓氏，僧侣。，不动声色、似笑非笑地告诉她：“我们的未来，从某个角度去看，足以令人惶惶不安。”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第一部分就要步入花甲之年
我很快就要步入花甲之年了，戴芬娜亦是如此。假如某天晚上，我们在维也纳的弗洛伊德家里用晚餐，我们吃完晚餐离开后，他会怎么评价呢？说“夫妇二人都有强烈的虐待狂倾向”吗？他会不会明确地指出：“男方不缺乏明确的受虐狂意愿”？假如身处“伟大的世纪”法国人指十七世纪。，人们会怎么想我们？一些廷臣看见我们从凡尔赛宫花园里走过，他们会说：“快看这个风烛残年的王妃和她那老气横秋的丈夫。”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的时候，还是名初中生，当时我把它套用到我的父母身上。我已经不记得这句话的出处了。
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母亲的年纪跟我现在的年纪一样。她众多信奉天主教的朋友——不管是伪装虔诚，还是真的笃信宗教——连同我的姐姐、妹妹和我本人，都一致认为，她符合圣保罗圣保罗（？—67？），基督教使徒，《圣经·新约》中《保罗书信》的作者。描述的寡妇形象。对于我的孙辈们来说，圣保罗将只是巴黎的一座地铁站的名字，或者美国明尼苏达州州府的名字——我不希望我的孙子们去那个地方，那也是弗兰西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S．菲兹杰拉德（1896—1940），美国小说家。1925年《了不起的盖茨比》问世，奠定了他在现代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的出生地。明尼苏达州没有蓝色海岸那么富有魅力，菲茨杰拉德是不会对我这句话做出反驳的，即使蓝色海岸很久以来已经不是他心目中的那个天堂了，不过当我从卡西的白岩饭店的阳台上眺望卡那依海角，或者当我在昂蒂布城根一带散步时，我坚持认为蓝色海岸依然是某一类天堂。在我死后，我的孙子们在我的书架上发现菲茨杰拉德的作品的那一天，他们会很纳闷我怎么会对这些太过多愁善感的故事感兴趣。别扯远了，我们还是回到圣保罗吧，他可是基督煞费苦心、亲自出马并使其眼睛失明三天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使徒之一在保罗前往大马色去捉拿信徒的途中，被天上的光照射，眼睛失明，后耶稣的门徒亚拿尼亚使他双目复明，从此保罗皈依耶稣。。圣保罗记录下了他对于婚姻以及与之相关的大事小事的诸多劝勉，这都是些使人沮丧的劝勉。他说寡妇可以自由地嫁给想嫁的人，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但他接着又迫不及待地补充说，一个寡妇若不再嫁会更有福气些见《圣经·新约》中《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三十九节：“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圣保罗是这样一类人，对什么事情都要评头论足，连头发的长短和吃肉的方式都不放过。他对奴仆们说：“凡事要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还要妇女们“在会中闭口不言”。
在过了几年圣保罗式的寡居生活之后，我母亲爱上了一个年龄比她小的男人。
她首先把这条消息分别告诉了她的五个女儿，然后才到我，她的独子，我却早已从她的几个女儿嘴里知道了这个事儿。我的姐姐克莱尔以前一直在说：“妈妈应该开始新生活。”她希望母亲再婚吗？我讨厌婚姻。我觉得万幸的是，那名男子已经结婚了，这种情况可能会让圣保罗暴跳如雷。那男的有四个孩子，全都成家了，他本人跟他妻子住在一起，那个女人病得很严重，绝不能让她知道这件事情。晚上，他得随便编一个借口，走到外面去，把自己关在一个电话亭里面，偷偷地给我妈妈打电话。有一天，她在等他的电话，却迟迟都等不来，她便把心里话告诉我：“你明白的，我并不想伤害他的妻子，她那样已经够痛苦的了，我不希望她死，但那毕竟会缩减她的痛苦。”
那人名叫佛雷德里克·特鲁贝，经营一家纸板厂，自己做老板。他编造借口，要到国外去做市场调研，时而去南韩，时而去芬兰，然后把我母亲带到阿讷西湖边，或巴黎周边那些漂亮舒适的宾馆里。
《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第一部分母亲的感情生活
当他从圣日尔曼—昂莱打电话给他的妻子，如何才能让他的妻子相信他是在赫尔辛基呢？怎么设法应付宾馆的电话号码呢？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知道他在我母亲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之前，我见过他的一幅照片，在一家大酒店的游泳池旁边，他站在一个二十五岁左右的非常漂亮的年轻女子旁边。那是一幅冲印出来的彩色照片。当时，我的心思都放在照片上那个着泳装的女孩身上了。她是谁？我母亲告诉我，她是我一个外甥女的朋友。我会更愿意向这个游泳的女子献殷勤，她站在跳台旁边，还没料到她的父亲就要变成我母亲的情人。和母亲情人的女儿上床，这样的乱伦如果按震级来算，该是里氏多少级？
不只是佛雷德里克比我母亲年纪小，他还真的以为母亲比他小呢。我母亲为此沾沾自喜：“我没有把他的错误指出来，他从没看过我的身份证。幸好在宾馆里从来都没有人问我要。我并没有撒谎，如果他认为我比他小五岁，那也不是我的过错。”所有的人都同意她的说法。我母亲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
“这只是她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我的姐姐和妹妹们都这么说，她们生活中的男人可不在少数。我又想起我的一个外甥女，她打电话给我，要我帮她完成一篇“论文”。突然她要结束和我的谈话，就像她说要买一台微波炉一样，语气冷漠地对我说：“妈妈带她的情人回来了，我要让他们单独呆在一起，我挂了。”我甚至没有时间问她，她的父亲在哪里。
我的姐姐和妹妹们说到她们的母亲的感情生活时，带着关切，就像巴黎歌剧院的特级舞蹈演员指导歌剧院舞蹈班的年轻学生一样。妈妈把佛雷德里克·特鲁贝介绍给我们的那一天，对特鲁贝来说，问题就不是去斯堪的纳维亚谈纸浆生意那么简单，也不是对抗他的董事会了，而是要接受由我姐姐、妹妹和我这些神情严肃的权威人士组成的“刑事法庭”的审讯。我们前一天就在电话里通过气：“那一定得是个心地善良的家伙。没有别的可能性。”我们家就像天底下所有的家庭一样，是个危险的家庭。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在哪里会突然出现什么意外。倘若我们不是在一起长大的，我们的关系肯定融洽不到哪里去。再简单不过，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见面。但我们拥有这种使我们像骨肉一样难以分离的共同的童年，有这种难以抹去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不可言喻的生活经历，这些经历从没停止过给我们带来益处或伤害，有时是益处，有时是伤害，要看是在什么时候。我还想知道，我的初恋对象是不是我的姐姐克莱尔。如果我告诉她，我到达性欲高潮时叫的是她的名字，而不是那个与我做爱的女人的名字，她是不可能一点都不吃惊的。她只要去问问戴芬娜就行了。当我喃喃地说着我正在抚摸的那个女人的名字时，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所有跟我睡过的女人的名字一起涌上心头，我必须拼命克制，才不至于把她们其中一个人，有时甚至是几个人的名字叫出来，反而不是那个本来应该喊出来的女人的名字。碰到这种时候，我一边相信我搂在怀里的女人可以替代、概括或者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