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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您得回答我的问题：您的妻子怎么会对您产生这么不良的念头呢？她能怀疑您什么呢？是什么引起她的警觉的呢？”
“我不知道。”
他几乎是喊出了这句话，随后便一动不动地望着屋里的某个角落。
“您的话我不信，”他即刻又恢复了平静，说，“这是您臆造的，因为您总得怀疑我点什么。这全是您使的花招，心理陷阱及其他所有不道德的诽谤。您应当为此而害羞的。我失去了夫人，而您却说她的坏话，企图引我上钩。可耻。”
“这么说，”娜斯佳满意地在心里评述道，“此刻您已经能想起妻子被杀的事了。您想问题可不算快哟。接下来的一切就该按通常的公式进行了吧：‘我是那么的不幸，而您却用讯问来纠缠我。’这些我懂，这种场面我经历了245次了。这一步是无可挑剔的，心理上绝无破绽。倒是那个提出这样问题的人应该感到可耻。只不过大家各以自己的方式对付这种羞耻感，因此摆脱此类情境的方式也各有不同。对我来说要简单得多，我没有心，有的只是石头；不懂仁慈，彻头彻尾卑下。所以，我在此类境况下不会感到羞耻的。或许会有些尴尬，但这我马马虎虎也能对付得过去。”
“我可不是在跟您说坏话，”娜斯佳温和地反驳道，“说的只是实际罢了。喏，这就是您夫人与事务所签协议的副本，您可以看一看。我敢向您保证，这一切无论如何也不会加罪于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她做的事，没有什么不好和不体面的。所以，您的谴责我不能接受。”
戈托夫齐茨抓起他面前桌上的协议副本读了起来。他读了好久，娜斯佳看出，他并不想拖延时间，只是费力地试图读懂每句话和每个词而已。他很难聚精会神地读下去。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他终于读完协议，把它放在一边，问，“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雇了私家侦探跟踪我，是吗？”
“谢天谢地！”娜斯佳从心底发出一声感叹，“终于明白了。”
“完全正确。”她肯定道。
“为什么？她想打听什么？”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还指望您本人能告诉我呢。除您以外，谁还能知道呢。”
“可我并不知道呀！”
“而我更是这样。”她耸耸肩。
“他们跟踪我很久了吗？”
“从协议签字之日起。”
“啊哈，是呀，当然是的。”戈托夫齐茨也醒悟过来，他瞥了一眼协议的第一页，那上面写着日期。
又是一阵沉默。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在想什么。
“那么其他那些人呢？”他突然问。
“哪些人？”
“就是我以前见过的那些。如果协议可信的话，那么，私家侦探是从4月18号开始盯我梢的。可另外两个人早在那之前我就见过。这么说，不是他们一伙的？”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上次我和您不是已经谈过，那两个人也许是想入室偷您东西的家伙吗？可现在我打算取消这种想法了。”
“为什么？您不再信任我了吧？”
“怎么不信任呢，”娜斯佳暗想，“准确地说，我还没开始呢。”
“我这就给您解释，请您认真听听我说的。上次我们在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即那几个贼看上了您的住宅，于是就跟踪您，以便能选择动手的适当时机，他们动手了，却未得手，由于他们没来得及找到他们要找的东西，于是便继续盯梢，好再试一次。对不对？”
“对。我们正是这样断定的。”戈托夫齐茨点头道。
“可现在我们才弄清楚，在窃案之后跟踪您的不是小偷，而是您夫人雇来的私家侦探……”
她打住话头，等待戈托夫齐茨的反应。他是努力继续按逻辑进行推理呢，还是会装模作样，似乎他什么都不明白，等待娜斯佳表述意见，他指望她的观点对他来说并不危险。戈托夫齐茨走的是第二步棋，而这使她更加怀疑了。
“由此能得出什么结论呢？”他问道。
“结论是小偷根本不想再次清查您的住宅，而这只能有两种解释。”
“哪两种解释？”
他的目光再次流露出紧张慌乱的表情。
“第一，他们不想这么干，因为两次针对同一个目标既愚蠢又危险。第二，他们不需要再次行动，因为第一次已经足够了。”
“怎么会呢？您想说什么？为什么够了呢？”
“因为他们找到了要找的东西。”
“可我什么都没丢呀！我告诉您上千次了！告诉您和伊戈尔·瓦连金诺维奇。我什么都没丢！”
“您是说了上千次，而我们也听了上千次了。可这什么也改变不了，事实总归是事实，无论如何应当解释它。让我们来尝试一下，而您或许会理解我为什么怀疑的。让我们从第一种设想开始：初次行窃未能得手，小偷没偷您任何东西，但放弃了第二次尝试。可为什么呢？”
“什么为什么？您刚才还说两次偷窃同一所住宅既愚蠢又危险呀。这不是您说的话吗？我没有弄错吧？”
“这是我说的话，”娜斯佳同意道，“我问您，为什么小偷什么都没拿？您的金钱和珠宝就放在很容易拿到的地方，要想找到它们并不需要费任何事。您不会对我说这帮小偷没经验吧？”
“嗯，差不多吧。”戈托夫齐茨极不情愿地说。
“而我要回答您的是，没有经验的小偷绝不会如此细心地为偷窃做准备，并预先侦查其牺牲品的起居规律的。既然他们还曾盯过您的梢，这就是说，他们是认真的，而认真的小偷是不会找不到金钱以及您太太的首饰及其文件的，如果他们想要偷的恰好就是这些东西的话，而这并不复杂。因此，假如我们想要让第一种设想正确的话，那我们就得承认，盗窃流产了，罪犯一无所获，可……”
“什么？”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惊恐地问。
“可他们并没有监视您。让我们讨论一下第二种设想。我们假设罪犯预先做了充分准备，事先跟踪您，而且，很有可能也跟踪过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他们溜进您的住宅，拿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
“他们什么都没偷，”他执拗地说，“我全都检查过了。什么都没丢失。”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亲爱的，”娜斯佳差不多是温柔地说道，“您倒是想想看，我和您所能得出的结论，不是第一种，就是第二种。要不就是根本没人跟踪您，您在这个问题上弄误会了；要不您还是丢了什么东西，而究竟是什么，您不愿意告诉我。不可能有第三种情况。您就是再怎么坚持，跟踪和盗窃不果这两件事，无论如何也联系不到一起。缺乏逻辑关联。”
“我不会错的。我的确记得，住宅被盗前有人跟踪过我。”
“那既然如此，我们就不妨假设，偷盗得手了。我们没有别的结论。”
“可应该有一个！”心理医师又吼了起来，“应该有一个结论的！我知道有人跟踪过我，也知道我什么也没丢！你们找吧，你们去想吧，归根到底，你们是警察。”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请您说话公正一点。是的，我们是警察，而受害人——您，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我们只能从您的话里得知。您要我相信，在住宅被盗前有人跟踪过您，还要我相信，他们没偷走您任何东西。我必须以您说的为依据，可我没有一幅产生关联的画面。因此我必须认为，或是您在被跟踪这件事上弄错了，或是您在住宅被盗问题上说了谎。从您对我所说的话里，没法组成一段关联紧密而又合情合理的情节。假使您能为我提供一种可以把这两件事实整合到一起的解释，我愿意接受它，并尽我最大力量来检验它。您能提供这种解释吗？”
“我？不能。我什么都不明白。可我的确知道我说的是实话。您应当相信我。”
“应当相信，”娜斯佳心里说道，“多么没意义的一句话呀。为什么一个人非得相信某个人呢？一个人应当关心受他赡养的人，得履行自己的承诺，归还自己的义务。这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可要相信呢？谁都不应相信任何人。然而，在我们的生活中，这却是最流行最常用的一句话。说不定这是一句类似于有魔力的咒语的一句话。你应该相信我，这就是了，不需要任何解释和说明。一旦屈服在这句话的魔力下，一个人就会以为自己真的应该相信他人了。”
与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的冗长谈话把她折磨得筋疲力尽。娜斯佳最无法容忍的，是缺乏逻辑关联，因此，她累得够呛。如果你不得不对某人掰着指头去解释什么的话，那为什么对事实所做的这种或那种解释，不能令她满意呢。一切都有因果，一切都应有意义。哪怕那意义不寻常、不大习惯、不符合传统、完全独特也罢，但也应该有呀。一旦没有意义，就得或是寻求对事实的歪曲，换句话说，即寻求谎言，或是怪自己笨好了。
昨天下班时她就打定主意，现在到了最后为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被杀案做点儿什么的时候了。当然，不能说对于这件罪案，我们还什么都没做，不，不能这么说。米沙·多岑科认真清理了演播组的财务，不分昼夜地或是守在奥斯坦基诺①，或是呆在位于和平街区某处一幢用途不明的大楼里——“素面朝天”节目在此租了几间房，他们的摄影棚也在那里面。与此同时，另一位同事——科利亚·谢卢亚诺夫——调查了死者的社交圈，试图搞清他们（除剧组的主要工作外）还从事过什么商务活动，而这活动是否就是导致他们被杀的原因。还有另外一个同事尤拉·科罗特科夫调查了出事那天所有曾把车停在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旁边的白色“日古利”七型车的车主。他检验了一种完全有可能的推断，并证明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错误：即爆炸装置只不过被放错了车而已。看起来，一切与节目编导维佳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