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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相当兴旺，书商不下六、七家，至少其中有一家靠着书籍买卖而发了大财。
只要将此情景和我们现时大约相同规模的城镇中的书籍交易情况作个比较，
我们就会了解书籍在十七世纪波士顿生活中的重要性。
一个曾于 1686 年到波士顿做过生意的伦敦书商约翰·邓顿对此有过一
番描述。他的描绘尽管明显地带有夸张的成分，却反映了当时繁荣而又竞争
性很强的书籍生意。“我在那里受人欢迎，恰如夏天的酸啤酒；他们把我所
赚的钱视作他们的损失，这倒真是照着古老的谚语‘利无不争而至’的道理
行事的。”邓顿声称，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他收回了拖欠未还的五百英
镑书款，销完了他随身带的大批书籍，得到了另外许多订购单，这些书他将
在回到英国后再行发出。书籍生意继续蒸蒸日上；1719 年，丹尼尔·尼尔
提到，货物交易处——即现在的州议会大楼所在地——“四周围绕着书店”，
书籍交易十分兴旺。
波士顿所拥有的商业中心地位，使它有能力影响邻近一些殖民地的文学
欣赏情趣和阅读题材。托马斯·哈钦森总督在描述十七世纪后期的情况时说：
“新英格兰的其他政府不直接从英国进口（或几乎不进口）英国货物，英国
商品是由马萨诸塞的商人们提供的。”新英格兰的书籍市场尽管比印刷出版
业自由得多，但也受其主导思想的限制。
科顿·马瑟在 1683 年写道：“这里有一个贩书的老手，只要我愿加指
点，他就能使宗教的和有用的书籍遍布这里的每一个角落。因此，我决意尽
力而为，指点和帮助他这样做。”劲头十足的马瑟和彼士顿的其他统治者们
竭力促进书籍的流通，并务使这些书籍有益于教化。1713 年，马萨诸塞议
会通过一项限止“小商、货郎和小贩”的法案（波士顿以外已经安居立业的
商人怀疑这些人兜售偷来的商品和干扰自己的生意），马瑟为此和书商们联
合起来，“在议会陈词力争，以便限制小商贩的法案不会妨碍书商在该殖民
地售卖宣扬虔敬之道的书籍。”
马瑟所用的“宗教的和有用的书籍”一语，相当精确地指明了波士顿舆
论界的领袖和书籍购买者们为本城和内地引进的书籍所具有的特点。就我们
所知，波士顿的书市为宗教和训诫性的书籍所支配，这在波士顿书商约翰·厄
谢尔的发货清单中可以找到有趣的证据。1682 年，厄谢尔从伦敦收到大约
八百本书，这些书显然都是由一位英国供书者为他选择的，其中大约一半是
宗教方面的书，五分之一是传奇故事和纯文学作品，还有五分之一是学校课
本，可以明确地归类的其他书籍，只有航海书籍（六十册），历史和游记（四
十五册）和医学书籍（十二册）。这必定代表了伦敦书商对新英格兰阅读口
味的估计。但是，从三年以后的发货清单来看（那时，厄谢尔已自己选定书
籍），波士顿之偏爱说教性书籍而漠视文学作品的倾向，甚至比伦敦书商的
猜测还要强烈。在厄谢尔那一年亲自订购的八百本书中，宗教书籍和学校课
本几乎各占一半，其他类别的书少得可怜——五十册航海书籍，三十余册法
律书籍，而传奇和纯文学书籍则屈指可数。
其他一些迹象表明，约翰·厄谢尔偏重宗教书籍的情况，在十七世纪的
波士顿相当典型，并且在以后几十年间依然如此。当波士顿的一位书商迈克
尔·佩里在 1700 年死去时，他的财产清单显示，在他手头所有的近二百余
种书中，有三分之二是宗教书籍。
最重要的私人藏书室当然是地位显要的牧师们拥有的。其中规模和气派
最大的要数科顿·马瑟的藏书室。热情洋溢的约翰·邓顿在 1686 年说：”
我确实认为，他所拥有的藏书室，是我见到过的最好的藏书室之一（就私人
藏书室而言）。不，我甚至还可以进一步断言，正如牛津大学著名的布德雷
安图书馆即使称不上全欧洲的骄傲，也是那所大学的骄傲一样（它超过了梵
蒂冈的图书馆），我同样可以说，马瑟先生的藏书室即使算不了全美洲的瑰
宝，至少也是新英格兰的明珠。我肯定，这是我在波士顿所见的最好的东西。”
马瑟的儿子塞缪尔把这个藏书室称为“举家产业中最宝贵的一部分”，书卷
“多达七千至八千余册，都是那些作品难得和声望卓著的作者们的大作”。
遗憾的是，我们得不到这个藏书室的书目，但这套藏书中宗教书籍占极重比
例，几乎是毫无疑问的。
在那些早期的年代里，哈佛学院仍然坚持自己的建院宗旨，即为新英格
兰培养有学问的牧师。约翰·哈佛遗赠给学院的书中，将近四分之三是神学
书籍；在十七世纪晚些时候赠送的另一些书籍，更加重了这种神学色采。尽
管人们不时抱怨（最早是亨利·邓斯特院长在 1647 年抱怨）图书馆藏书种
类过于狭窄，但直到十八世纪后期，波士顿才有了象样的非神学书籍的藏书。
甚至到了 1723 年，从乔舒亚·吉的书目来看，哈佛学院藏书的三分之
二仍然是神学和宗教书籍。最明显的欠缺是当代文学和纯文学书籍太少。图
书馆确实收藏着莎士比亚、弥尔顿和另一些名声稍差的诗人的作品，但是要
找蒲柏的作品、《闲话报》和《旁观者》之类刊物，就很难如愿了。在许多
方面，哈佛学院图书馆与英国一些较小的学院的图书馆并无多大差别，但图
书的偏向和局限性在新英格兰造成的影响则更大，因为哈佛学院一直支配着
该地区的精神和知识生活。这些局限，也表现了当地居民的高尚阅读情趣，
因为有关书籍的知识，主要是由新英格兰的牧师们在布道和其他各种活动中
传播的。
尽管从事文学活动的机会在新英格兰毫无疑问要比在伦敦更受限制，但
比起英国北部和西部的偏僻地区倒并不见得更差。新英格兰的文学与十六世
纪的整个英国文学是无法相比的，它只能与英国伦敦以外各地的清教徒文学
作比较。即使这样，它也是狭隘的。在十七世纪的波士顿，人们丝毫看不到
英国文化较早的、更为自由奔放和更具冒险色彩的时代所残留的遗风。除了
极少的一些例外，书籍都是出于一个目的而来到新英格兰的。伦敦桥畔的廉
价书摊敢于陈列的一些书籍在波士顿会使书商招致罚款或受鞭笞之苦。而悄
悄渗人伦敦市场，起着娱乐作用、间或也能刺激和扩大思路的那些内容琐碎、
言词俏皮、低级下流和宣扬异端的书籍，很少有可能进入波士顿。书商们的
发货清单中甚至没有那个时代的伟大而想象力丰富的作品，这是令人沮丧
的。
在请教徒集居的新英格兰，没有任何东西比宗教更为“实际”。他们一
心追求宗教的实际应用，这就给了宗教书籍突出的地位，但这种做法也限制
了他们的视野。那种使宗教文学——如果不是整个文学的话——摆脱浮华矫
饰、贵族气息和玄思风格的客观环境，给人们的鉴赏趣味带上粗犷和讲究实
际的特征。看似荒谬的是，清教徒对公共教育的兴趣，后来使得马萨诸塞海
湾的居民成为当时文化水平最高、文字修养最好的群体之一，但在它的最初
年代里，这种兴趣同时也限制了当地居民的阅读情趣和对事物的关注。因为
文化索养被认为主要是树立正统观念的助手，其次才是获取其他有用知识 的
手段。“宗教的和有用的书籍”应当是有学识的头脑所贮存的全部东西。“趣
味盎然和轻松消遣”的作品——许多属于英国文学的精品之列——在这样的
环境中，是无立锥之地的。
为了实现自我拯救，以自己的眼光，而不是以牧师的眼光来洞察上帝的
旨意，一个人必须能够阅读。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议会是这样宣示的（1647
年 11 月 11 日）：
阻止人们诵读《圣经》，是罪恶的撒旦的主要图谋。早先，他将经文蒙裹在异族的语言
之中，现在又诱惑人们不习文字。这样，圣书的原意至少可能被道貌岸然的骗子们的虚词伪饰
所湮没，我们教会和民众的先辈们的墓地就无法长留智慧和学识，上帝也无从帮助我们的努力
开拓。
有鉴于此，郑重告示如下：凡属此管辖的每个市镇，一俟上帝使其增至五十户之众，则
必须委任一人，专司教导所有求助于他、以习读写的儿童……
马萨诸塞普及公众教育所用的主要课本是《新英格兰识字课本》。在十
七世纪结束以前，它己成为最畅销的新英格兰课本。在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里，
销售数超过三百万册。对于新英格兰，乃至各殖民地的其他地方来说，这本
书作为一个识字工具所起的作用，同韦伯斯特的蓝色封面拼写读本后来对新
建国家所起的作用相仿。不同的是，韦伯斯特的读本，旨在产生一个文化普
及、说写同样一种语言的民族，而《新英格兰识字课本》则有着更为教条的
目的。从打开课本学习它的字母表和诵读第一个青节之日开始，新莱格主的
儿童就被迫吸收他所在的群体所赖以生活的哲理。
革命以后，风尚有了一定的改变，世俗的气氛逐渐增强。到十八世纪，
押韵的字母表有时已经不再是从《圣经》人物 Adaln（亚当）排到 Zacdleus
（撒其厄斯），而是从 apple（苹果）到 Zany（小丑）。原先劝导人们学会
看书，以便熟知《圣经》和进入天国的告诫，到了十八世纪的末期，也已被
别的东西取代。有一首流传的劝学歌是这样的：
不学 ABC，
永远是蠢驴；
谁个学得好，
乘着马车四处跑。
但这些仍然只是较小的变化；宗教的核心所在——使徒信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