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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学 ABC，
永远是蠢驴；
谁个学得好，
乘着马车四处跑。
但这些仍然只是较小的变化；宗教的核心所在——使徒信经、主祷文和
某种形式的教义问答手册，一直继续保留到十九世纪。直到那时，识字课本
才最后被韦怕斯特的拼写读本和阅读课本所淹没。
随着十八世纪头几十年的消逝，这种讲究实用和说教训诫的浓厚气氛逐
步淡化，甚至在新英格兰也是如此。就像各殖民地的其他地方一样，时间造
就了趣味的同化，因为在大多数殖民地，书本文化为城市中的有钱人所支配。
这些本地贵族原本都是生意人，而由于商业兴旺有赖于互相交流，美洲沿海
城市的文化在十八世纪期间也就变得更为相近。到十八世纪下半叶，传播书
籍的机构——书商、私人藏书室和学院图书馆——又有所增补：如出现了“社
会图书馆”（类似富兰克林在费城创办的图书协会，会员们交纳会贫而取得
借书的权利），以及商业性的和公共的巡回图书馆。这些图书馆的藏书中，
神学书籍所占比例要小得多，读者可以选择历史、文学、游记法律、科学和
小说等方面的书籍，范围之广足以满足北美任何地方的城市居民。
但是，刻板的波士顿的早期特点——狭隘的求实态度——长久地保留
着。倘若它的书本文化较为宽容大度，较少殖民地请教的苛刻，波士顿本来
是可能会成为文化首府的。可以设想，那将会给美洲全部文化生活带来完全
不同的面貌。
46．种植园生活的手册
虽然弗吉尼亚由一个贵族阶层统治，它的首府却不是一个城市，这对弗
吉尼亚的书本文化，就像对它的政治制度一样，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一个事
实。在 1776 年，弗吉尼亚是各殖民地中人口最多的一个，几乎相当于马萨
诸塞、宾夕法尼亚、马里兰或北卡罗来纳的两倍，占各殖民地居民总数的五
分之一。然而，尽管其他殖民地都有中心都会（费城有四万人民甚至查尔斯
顿的人口也有一万二千），但弗吉尼亚法定首府威廉斯堡的常年居住人口只
有一千五百。它虽是殖民政府和威廉与玛丽学院的所在地，又是该殖民地文
化生活的一个小小中心，但它在一年的大多数时间里只是一个沉睡的村庄。
每年只有两度——即议会开会或召集公民代表会议的所谓“公众活动期”—
—威廉斯堡才迅速而又短暂地现出生气，人口会增加一倍。可是，就像欧洲
中世纪的集市乡镇一样，它仍然只是一个季节性的聚会地点。
因而，在殖民地时期，传入弗吉尼亚种植园藏书室的书籍，不是来自邻
近城镇的书店。除了那些移民们初次到来时所带的书，或以后偶尔返回英国
后带回的书，一般都是专门从伦敦订购的。每个种植园主都得自己决定（或
者，更经常的是让他在伦敦的代理人代为决定）应当购进些什么书。富兰克
林后来在他的《自传》中回忆：在 1722 年，“波士顿以南的任何一个殖民
地，都没有一个象样的书店”。就中部各殖民地而言，这种说法未免有些夸
大其词，无非是想借此炫耀他自己在建立图书馆和书店方面的开拓作用。但
就弗吉尼亚而言，情况确是如此，就是很多年之后也还是如此。在 1736 年
以前，威廉斯堡可能一个书店也没有。几乎一个世纪以后，杰斐逊仍然向约
翰·泰勒抱怨（1816 年 5 月 28 日）：“在我们这个偏僻的内地和没有书店
的地方［蒙蒂塞洛］，得到新书真是难上加难。”不过，缺乏兴旺的书籍交
易，与其说是没有对于书籍的需求，不如说是反映了弗吉尼亚生活的风貌。
种植园的私人藏书室里的藏书内容表明，在书籍方面，恰如其他输入物
品一样，弗吉尼亚的绅士们是按照英国的模式行事的。依据英国的准则，上
流人士可以学而有识，但决不能唯书是从：学究作风和专家气度被视为瘟疫
般的东西而竭力避免。他们必须广闻博识，以便遇事能应付裕如，圆满地解
决各种私人问题；但是，正如托马斯·佩顿所告诫，“决不能将有学识的人
与他们的充满邪道新说的书籍和朋友混为一谈。”在培养一名绅士时，所强
调的完全是实用性的。判断这样一个人，主要不是看他头脑里装着什么，而
是看他的庄园宅第有些什么陈设，不是看他是否富有才智和见识，而是看他
是否为人宽厚、举止得体。
英国的模式很少有什么东西能激发弗吉尼亚的模仿者们去当文人或藏书
家。在十七世纪的弗吉尼亚，位于社会阶梯底层的人几乎无人看书，大多数
弗吉尼亚人恐怕根本看不懂书。如果我们所要问的，不是有多少人有文化，
而是有多少人没有文化乃至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那我们还可以找出一个
粗略的答案。专门研究殖民地时代弗吉尼亚的社会历史学家菲利普·亚历山
大·布鲁斯查阅了十六世纪的县府档案，以便了解有多少名字是用符号代替
而不是正式的签名。在他查阅的一万八千份材料中，几乎一半的男性白人居
民（包括一些法官）是目不识丁、不会签名的文盲，白人妇女不会签名者占
四分之三。就是这个数字，还可能夸大了弗吉尼亚人的文化水平：我们知道，
会签名的人，有时是既不会阅读，也不会书写的。
在社会阶梯的顶端，甚至在十七世纪，一些种植园主贵族就有较大的藏
书室。例如，威廉·伯德的那种罕见的私人藏书室，到 1744 年时藏书己超
过三千六百种。但是，人们常常过于强调了这些少见的情况所具有的意义。
伯德是一个奇才，他的藏书规模在弗吉尼亚首屈一指，在其他地方只有科
顿·马瑟和詹姆斯·洛根的藏书可以与之匹敌。其他一些“弗吉尼亚首户”
——威廉·菲兹休、李、卡特和沃姆利等几个家族——也有可观的藏书，但
是弗吉尼亚的头面人物们从来不是书生气十足或博览群书的。对大约一百个
私人藏书室的调查表明，这些藏书室的规模，就平均情况而言，比一般人设
想的要小；将近一半藏书室的藏书不足二十五种。在 1700 年以前，书籍超
过一百册的藏书室几乎是凤毛麟角；就是在十八世纪，一个弗吉尼亚大户人
家的财产目录上只有十来种书的情况，也绝非少见。与杰斐逊的藏书室相比，
华盛顿和约翰·奇尔顿的情况更具典型性：前者仅有几本供实用的书籍，而
后者虽然拥有价值一千七百英镑的家产，但所有的书籍不过“两本翻旧了的
小开本《圣经》和十八本其他书籍，大多数已经陈旧不堪”。
这些藏书的显著的共同特点，是它们的实用性。规模较大的藏书室中，
书籍内容十分广泛；有各种宗教著作，也有一般的文学作品，包括无处不在
的《圣经》和《公祷书》。但甚至是这样的“宗教”书典也常常是实用的和
祈祷性的——如贝利的《虔敬的德行》和《人的全部义务》——而不是神学
理论或思辨性的。书籍的多样性，从正统的清教教义到自然神论，表明了书
籍的主人豁达和宽容的气度。
在十七世纪，法律书籍往往构成数量最大的一类书籍，不仅罗伯特·卡
特之类显要人物的大藏书室里有（他的藏书达三百册，其中一西册是法律方
面的书），一些小的藏书室里也有。阿科马克县的大种植园主索塞·利特尔
顿上校在 1680 年去世时，共留下十七本书，其中法律书籍有四本；安妮公
主县的克里斯托弗·科克上尉在 1716 年留下二十四种书，有九种是法律方
面的。在十八世纪期间，法律书籍的比例似乎增加了，不仅在律师之中如此，
在医生、牧师，尤其是大种植园主中间也是这样。在这个新开辟的地方，所
有的财富都出自土地，而上地的法定归属常常引起争议，律师就显得十分短
缺。作为乡镇的法官、议员和教区委员会成员，弗吉尼亚的领导人物面临着
司法、立法和执法者所要处理的所有法律问题。不了解一些起着殖民地群体
粘合剂作用的英国法律传统，他们就无法履行最简单的公共职责。这个传统，
为弗吉尼亚提供了政体机构和制度，也为一个新生的国家勾勒了轮廓。
尤其是在一些较小的藏书室里，或者在藏书不足二十余册、本不应该称
为“藏书室”的地方，人们常可看到医学书籍；这些书是种植园主或他的妻
子为种植园患病者进行治疗的帮手。他们所拥有的农业、建筑、养马、狩猎
和捕鱼等方面的各种手册，不是为了满足业余僻好者，而是生活的必备工具。
甚至马术和园艺一类的书也有其作用，它们使弗吉尼亚人能更加维妙维肖地
再现英国乡村生活的风貌。
对弗吉尼亚人来说，关于怎样做一个庄重纯正的基督教徒的教诲，几乎
同如何治疗天花的要则一样地实际。甚至“古典著作”看来也主要是被当作
了解人、了解历史、了解自然和实际事务的参考手册，而不大被当作有教养
的绅士的装饰品。普鲁塔克、亚里士多德、普拉尼等人的著作，主要是获取
科学知识和政治智慧的源泉。进入十八世纪后，经典作品的数量有所增加，
但从未达到过可观的数目。弗吉尼亚人几乎全都依赖翻译本。约翰·克莱顿
牧师在 1648 年从詹姆斯敦写回英国的信中说，“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学者，
每个人自己学习，以期既当医生，又当律师。他们天资聪颖，这一点，定会
使你深感兴趣：恰恰因为缺乏书籍，他们反倒更能考察实际生活。”
英国来访者们感到很难相信，一个兴旺的统治阶级，竟会是直接从经验
中而不是从书本中学习的。也许，这里是一种崭新的文化，在这样的气氛中，
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