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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经过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17世纪，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西方资产阶级逐渐形成。其中，始于1640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这一历史进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经过40多年的流血战争，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在1688年的“光荣革命”中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美利坚合众国成立。1794年法国大革命胜利。在英美法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下，到19世纪中叶欧洲各主要国家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正是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发展成了现在的西方发达国家。资产阶级革命除自下而上的革命斗争外，也有自上而下地由原封建统治者主动进行改革的，如1861年俄国的农奴制改革，1867～1889年间日本的明治维新。不论用什么方式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经济都发展了，国家都强盛起来了。按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说：“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一历史现象不是个别杰出人物的英雄业绩，也不是个别国家的良好机遇，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从根本上来看是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相互推动。恩格斯说：“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6、17世纪以后，以哥白尼、伽利略、牛顿为代表的大批科学家诞生，珍妮纺织机、瓦特蒸汽机和采矿、冶金等领域大批新技术问世促进了产业革命，解放了生产力，繁荣了经济，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又为进一步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铺平道路。同时，金融、信贷、证券等商业运作也始终与产业革命同步发展。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三者相互促进、相辅而行。这样一种内在机制使那一段历史时期的资本主义在很多国家中顺利发展。对此，中国革命先驱孙中山清醒地看到：“世界潮流浩浩汤汤，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在同一历史时期，华夏大地上发生着什么呢？不妨从明朝后期看起。中国的封建社会，不同于欧洲等国的封建社会。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就不再是原来“封国土，建诸侯”意义上的封建国家了。中国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明朝从万历后期就已陷入封建王朝无法解开的死结。社会发展停滞、经济萧条、贪污腐化、阶级对立等衰败的征候一一显露。当时虽有一些带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手工业作坊，但微弱无力，没有政治地位。明王朝最终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革命所推翻。尽管这是中国农民革命史上十分壮烈的一幕，李自成本人更是历代农民革命领袖中才华和人品出众的一位。但始料所不及的是他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却帮了倒忙。因为最后取得政权的不是先进阶级的代表，而是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大清皇族。大清当时在文化和经济上都比较落后，入关后逐渐学习汉族的文化经济和治国经验。在国家体制上无疑承袭了中央集权制。当世界上很多国家已经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时，中国仍在封建帝国的自我满足中沉睡了200多年。
清朝和其他封建王朝一样，经历了开国时的由乱到治和建国后的由盛到衰。其盛时，就是人们孜孜乐道的“康乾盛世”。康、雍、乾三代皇帝励精图治，英明果断，从1662～1795年133年间基本上国泰民安、经济繁荣。但支撑它的仍是旧的生产力，而不是反映新的先进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和工商业。这种繁荣毕竟无法克服封建主义由腐朽而衰亡的必然趋势。乾隆后期社会已经弊端丛生。从整个中国封建主义社会形态来看，清朝是最后一个王朝，“康乾盛世”象征着封建主义国家一次次盛衰起落而最终走向消亡过程中的“回光返照”。今天回顾历史，人们不能宽宥康、雍、乾三代君主的是他们都缺乏国际战略眼光，没有注意到西方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的互动，没有看明白科技和工商业造就的资本主义生产力会如何影响国家的实力，如何改变人民的生活，直至改变国际格局。康熙个人虽对科学技术有兴趣，甚至自己认真学习天文和数学等科技知识，但他始终只是将科学技术作为个人的爱好，全然没有考虑到要以科学技术来开启民智，造就人才，改变民风，增强国力。而乾隆，对科学技术连兴趣都没有，把外国送来的科技产品视为“奇技淫巧”，作为一般的“贡品”和“玩好”。宁可花大量人力财力满足游乐，而不去发展科技，对外实行彻底禁海，闭关锁国。而此时，西方资产阶级革命已在多国胜利，经济实力迅速增长，对外扩张的要求也日益明显。正当中国关起门来满足于“康乾盛世”时，外面的世界已很精彩，日新月异。中国却由此失去了可以与西方国家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迈向现代化的时机。
创造了“盛世”的康熙、乾隆在中国历史上固然有功；但丧失历史机遇，就是大过。对最高统治者的功过评价主要应看他们对历史是促进，还是促退，不以一时成败论。在这一点上，康熙、乾隆对世界大势的识见还不如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后者懂得顺应世界潮流，变法图强。而中国皇帝脑子里的头等大事始终是巩固自己的皇位和法统。为此，不惜顽固坚持“重本抑末”，采取种种措施遏制商业活动这一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活跃的要素。为此，不惜闭关锁国，免得西风东渐，影响中国的固有秩序。为此，不惜施行愚民政策，大搞文字狱，实行文化专制，把知识分子的思想束缚于八股科举应试中，禁锢在古籍编纂、考订、训诂、集注等脱离现实的纯学术研究里。不尊重科学，不尊重人才，不发展民族工商业，也就失去了持续发展并向现代化国家迈进的可能。因此，“盛世”一过，接着就是“危世”、“末世”。乾隆以后，西方如日初升，中国日薄西山。到后来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叩击中国大门时，胜负之数，已无待筮卜。
整个19世纪，中国受尽了列强欺凌，一个个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民不聊生，国将不国。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至今令我炎黄子孙扼腕叹息，义愤填膺。遗憾的是，我们的思维方式总喜欢单向地谴责列强对我们的侵略，而不愿意双向地同时谴责我们自己为什么会被侵略。责人，容易自慰、自谅、自弃；责己，才能自醒、自强、自新。人类社会自有国家以来，就有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战争，从来就有强国对弱国的侵略。奴隶社会如此，封建社会如此，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如此，资本主义社会当然不会不如此。而且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增长迅速，对国外市场的开拓更迫切，因此它就更如此。侵略的对象总是弱国。日本在明治维新前也是西方列强侵略的对象。明治维新后日本强大了，别人就不敢侵略它了，相反它却去侵略别的还弱着的国家了。道理就这么简单。晚清这段历史，从民族感情上看，是西方新兴列强对东方贫弱古国的野蛮侵略；从唯物史观角度看，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对落后的封建主义的无情战胜。分析历史不会不带感情，但也不能只凭感情来分析历史。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不能忘却，炎黄子孙的民族感情理应尊重，但社会发展的规律毕竟无法抗拒。
第二部分社会政治状况与科技发展（2）
艰难顿挫可鉴者多
清王朝的败亡已成定局。问题是由谁来完成推翻千年帝制这一历史使命？推翻帝制后中国又该向何处去？
1850～1865年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声势浩大，波澜壮阔，再一次证明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中国农民一旦动员组织起来，对旧政权有巨大的摧毁力量。不幸的是以洪秀全为首的领导集团并不具备革命领袖应有的才能和品格，致使起义走入歧途。洪秀全对当时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全然不晓，在农民起义的大潮涌起时，他没有从国外引入先进的理论和政策，更不可能引入先进的科学和技术，只能用历代农民起义的平均主义思想和口号来动员造反。他像邪教主似的杜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耶稣的兄弟，创立了拜上帝教。他靠装神弄鬼的手段摆布信徒，他自己又被更会装神弄鬼的杨秀清所摆布。攻破南京，天下未定，领导集团内部的宗派思想、保守思想和安乐思想就日渐抬头。等级差别、贫富差别也逐渐拉大。普通夫妻不能同室，洪秀全等人却妻妾成群。太平天国的失败是必然的，也并不可惜。可惜的是15年征战，2000多万人丧生。战火所及，百业萧条。起义农民对城市实施报复，商业活动被摧残。至今在山西平遥、太谷、安徽绩溪、徽州一带当年晋商、徽商活跃的地方，仍能追踪到太平军对当地民族资本和地方经济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可惜的是付出了这一切代价后，除对清王朝作了一次强力的冲击外，中国的社会问题一个也没能解决。就在太平天国失败的那年，1865年，美国南北战争胜利结束。林肯满怀信心地向世人宣称：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世长存。
19世纪末，中国和日本都进行了变法维新。维新人士都想影响最高统治者从上而下地推动变法图强。两国维新人士的初衷和目标大致相同，但结局却完全不一样。并不是光绪皇帝不如明治天皇开明和积极，而是中国的封建势力实在太强大。戊戌变法的失败不必过多地归咎于光绪皇帝的无力、袁世凯的叛卖、慈禧太后的顽固和维新人士的焦躁。他们各自都在中国这一特定历史舞台上真实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整个问题是中国的社会发展还没有成熟，社会变革的条件还没有到位。应该肯定的是，维新人士在那期间大量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政治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