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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20世纪之交，推翻封建帝制的历史任务终于由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完成了。但中国的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帝国主义又纷纷勾结中国军阀，阻挠革命。孙中山提出的政治纲领是正确的，孙中山的人格也是伟大的，但中国资产阶级当时还很弱小。辛亥革命的第二年，胜利果实就被袁世凯所篡夺。孙中山之后，背叛三民主义的恰恰就是他所信任的学生们。辛亥革命后，皇帝换成了总统，但建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并没有实现。
对中国近代社会政治历史作如上回顾后，聚焦在中国科学技术问题上就比较清楚了。“康乾盛世”时拒绝了科技，“康乾盛世”后又无力发展科技。科技兴则国兴，国兴则科技兴。这是被无数现代化国家所证实了的客观规律，却未能在中国实现。中国古代，以四大发明为标志，科技曾是辉煌的，但近代落后了。在古代，科学技术处于科学家自发的小规模实验探索时期，对社会政治状况的依赖较少，因此在动荡的社会中，科学家还可以关起门来，潜心钻研，做出成果。如南北朝兵荒马乱之中，祖冲之祖孙三代人在数学上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即使近现代，这种类型的科学研究受社会政治的影响也相对小些。但近现代科学研究的主流已经不是这种方式。从小科学时代进入大科学时代以来，科学研究需要安定的社会环境、民主的政治氛围、自由的学术空间、独特的创新思维、相应的经济保障、合格的人才队伍。这一切，在那战乱纷纭的年代，都是无从谈起的。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落后，首先是社会政治经济落后的结果。世界各国的情况表明，凡社会政治经济进步的国家，科学技术也都相应地进步；社会政治经济落后的国家，科学技术也不可能单独进步。
1921年，灾难深重的中华大地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全国解放，中国人民站了起来。科学技术得到了长足的进步。50多年来，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也屡有失误和挫折。今天，在庆贺辉煌的胜利时，同样应该反思经历的曲折与坎坷，总结经验教训，继往而开来。
全国解放后，中国共产党执了政。执政党的工作千头万绪，但首要的任务是掌舵，就是把握中国革命的历史方位，决定行止。这在解放前是比较明确的。毛泽东同志在当时很多著作中都反复阐明过。简单说来，就是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解放后到1956年“八大”，把握得还是比较好的。因此各条战线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国际地位空前提高。科学技术研究蓬勃开展，十二年规划启动，很多科研机构建立，科技队伍壮大，一派兴旺景象。但“八大”以后，我们党在对中国革命历史方位的把握上出现了分歧。是继续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以经济建设为工作重心呢？还是要尽快进入社会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就成了尔后20年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现在很清楚，以经济建设为重心是对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就错了。抓经济建设，国家就治；抓阶级斗争，国家就乱。这在科技战线上同样表现得非常明显。1950～1959年科技成果呈指数增长，每隔1。6年成果翻一番。1959～1962年进入非常时期，科技成果呈困难的饱和增长；1963～1965年科技成果又呈指数增长，每隔1。4年成果翻一番。1966～1975年又进入非常时期，科技成果几乎呈零增长。1976年以后科技成果再度进入指数增长期，增长率基本上与世界水平相近。社会政治状况对科技发展的影响在这30多年内表现得再清楚不过了。尽管以阶级斗争为纲时，党的领导主观上也希望多出大的科技成果，在抓科技工作上也是花了力气的。但从事科研工作的基本条件被破坏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被打击了。要求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发展科技，无异缘木求鱼。当十年动乱、全面内战正酣，西方发达国家已开始了以高科技为标志的新的产业革命，差距又拉大了一截。直到1978年后，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全面拨乱反正，才正本清源。1982年“十二大”明确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87年“十三大”明确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拨正了中国革命的历史方位。1992年“十四大”明确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7年“十五大”提出邓小平理论，中国革命的巨轮又重新在正确的历史航道上前进。
但是，习惯于“左”倾思维方式的同志认为这是倒退，退到新民主主义阶段去了云云。纠正“左”，容易被“左”倾观点的人视为退，因为参比点不一样。历史上纠“左”，都似乎在退。欧洲文艺复兴时曾如此，我党早期纠正多次“左”倾错误时也如此。“左”了，该退就得退，还得退够。为此，我们现在对私人资本的政策，对市场经济的政策，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等都有别于以往任何时期的政策，都更符合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实际。对进入社会主义的时程估计也比过去的估计长得多。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从经济崩溃的边缘回到了繁荣昌盛的道路，科学技术迎来了新的春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在当前社会大转型时期，各种思想异常活跃，这不奇怪。执政党的主要工作始终是掌好舵，不为“左”右倾言论和思潮所干扰。一个领导13亿人口国家的执政大党，耳边有一些不同声音没有坏处。改革伊始，难免七嘴八舌，难免意见分歧。不必争论，更不必搞什么运动，批这批那。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万石之钟不以挺撞起音。改革成功了，思想自然就统一了。真正应该担忧的是我国现有上亿文盲半文盲和上亿失业半失业者。尤其令人不安的是，贪官污吏不绝，假冒伪劣泛滥，社会治安严峻，贫富差别拉大。因此，当务之急是应尽快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水平，以德立国；尽快完善我国的法制建设和管理机制，依法治国。
第二部分社会政治状况与科技发展（3）
迎战未来成败在我
中国在丧失了多次历史机遇后，终于警醒。打开国门一看，才发现我们过去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很片面，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很片面。资本主义还远没有到“腐朽的、垂死的”时候。它通过自身的调节、改良和完善，生产力还在发展，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也有一定程度的缓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也远不是当年敲锣打鼓地就算进入了的。社会主义是科学，不是空想。生产力没有达到一定水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没有达到相当高度，即使自己宣称是社会主义，也是“不合格的”。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面对当今现实，研究马克思生前还没有研究的很多问题，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时俱进，这就成为当前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譬如，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已不是解放初期工人、农民两个阶级和知识分子一个阶层的社会模式，而发展到了多元模式。凡是现代化国家所具备的社会阶层，都已经在中国出现。因此我们党和国家有关的方针政策就应该根据当前社会实际做出相应的调整，以利于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调动各阶层的积极性，团结一致地促进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社会构成不同，目标和任务不同，方针政策也理应不同。这就需要我们在理论上和体制上不断创新，“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
科学技术的进步经常以重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先导。后者带来的政治民主和学术自由是科学技术发展的必需。世界上多次科学地理中心的出现都伴随相应的思想解放运动而产生。如意大利是文艺复兴，英国是宗教革命，法国是启蒙运动和政治革命，德国是哲学观念的变革，美国是开国后的思想解放和技术创新。科学中心不会出现在封建君王的文化专制时期，也没有出现在对领袖人物个人崇拜的年代。中国要在科学技术上有大的发展也同样需要一个思想解放过程。现在党中央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应该与时俱进的论点就为我国在新时期理论创新发出了强有力的号召，并亲自带了个好头。广大有识之士已经预感到中国正处在一个呼唤理论创新，也必将会产生创新理论的伟大时代，这将预示着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正是有了这种觉醒，才会导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发达国家已由农业经济经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发展。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将是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并存的局面。发达国家从农业经济发展到工业经济主要靠科技进步，从工业经济发展到知识经济也主要靠科技进步。我国要赶上发达国家，就要靠科技更大的、跨越式的进步。否则连现有的差距尚难缩短，遑论“赶超”。因为这是从人均800美元向20000美元的“赶超”。可见，科技创新何等重要！当然，从中国当前社会需要来说，大量的还是应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消化、吸收、提高。不必闭门造车，事事创新。就整个科技发展而言，创新是灵魂。但并不是人人都能创新，很多工作是常规服务，应按规范保证质量，并不是处处都要创新。我在这里先强调这些是因为我们过去习惯于搞运动，平时惰性十足，运动一搞，就全民折腾起来。科技创新，尤其原始创新，是很严肃的事，有严格的评价标准。要在关键的问题上，为关键的创新人才提供充足的条件，长期坚持，取得突破，而不是大轰大嗡。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