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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保执行的重视工业、轻视农业的方针已使农业潜力枯竭，设备老化，缺乏发展的活力，加以农工综合体化带来的消极后果积重难返，农业危机已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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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改革要求国家机关只对经济工作起宏观调节作用，而不行使非其固有的管理职能，保从１９８１年开始对政府机构进行调整和改组，而且还一次次进行得越来越频繁。部级机关从１９８１年的２５个减至１９８６年的１６个，１９８７年再次进行机构改革时竟将财政部等也撤销，使经济管理陷入混乱。这时建立的对被精简人员的培训和转业制度，则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稳定社会的作用。
８０年代中期，保陆续制定允许劳动者个人从事日用品生产和服务工作、从事额外劳动的政策，还决定发展中小企业。
这些举措使经济生活增加了一些活力。这时在对外经贸关系方面，保迫切希望拓展与西方国家的合作渠道，召开过多次东西方工业合作和贸易国际研讨会，还制定了《与外国法人合资法》，建立了４个免税区，但是西方实业家前来投资的甚少，少量投资也是在旅游餐饮等第三产业方面。
１９８６年保共召开第１３次代表大会前后，日夫科夫提出经济组织自治的主张，并把它列入新的《经济活动章程》，目的是使自治经济组织成为国内外市场上的真正的商品生产者。不久后他又要求将自治原则扩大到教育、科学、文化领域。按照自治的思路及社会主义财产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１９８７年国民议会通过了把社会主义财产交给劳动集体和交给乡共同体经营的声明。可是它只成为一种形式，并没有起到实际的作用。这时，保共中央还通过了《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总则》，设想走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尽相同的改革道路，即将乡居民共同体和企业的劳动集体作为基本的自治单位，自下而上逐级实现全社会的自治。准备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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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铲除当时社会管理体制中存在的滋生官僚主义和社会扭曲的温床。此后保加利亚进一步调整中央部委，又精简保共中央的部，而且还提出撤销部长会议和国务委员会的可能性。
１９８８年将原有的１３个州改为９个大区并进行了相应的机构精简。
在８０年代后期东欧各国社会动荡和保国内出现持不同政见者组织的情况下，保共领导人在讲话中不得不谈到政治多元化，经济利益多元化和公开性等问题。
日夫科夫１９８８年提出党政最高领导人不兼职和任期不超过两届（共１０年）的主张。可以说，这时保共领导人已较清楚认识到对经济和政治体制进行总体改革的必要性。
例如日夫科夫在１９８８年召开的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曾说：“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可能性已经发挥殆尽了。”
因出现了科技革命、苏联改革等新的因素，“无论是从国内还是从国际角度出发，保加利亚都必须走革命之路，没有别的选择。”他把１９８７年的构想总则归纳为四个方面：①改革所有制，实现统一而多样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解决社会主义财产无主的问题；②改革中央的行政命令官僚主义体制；③实现全社会自治，以达到社会生活的民主化；④实现党的领导和引导作用，但不要使党成为国家政权制度中的一个梯级。这些想法虽包含了社会民主化和市场经济的因素，但由于采取了主观急躁的改革步骤，随意性大，脱离社会实际，往往流于形式，未能缓解日益深化的社会和经济危机。
如果把二战之后保的经济发展同与它的面积、人口、二战后的经济状况相仿的希腊相比较，就更可看出保经济的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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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趋势。
例如，１９５５年希腊的全国人均国民收入为３０５美元，保的全国人均国民收入为４２９列弗（官方比价１列弗约折合１美元）。
１９７０年，保的人均收入为１２５５列弗，希的人均国民收入为１２８０美元。但到１９８０年，希的人均国民收入增至４２９８美元，而保的人均国民收入仅为２３５８列弗，悬殊已较明显。
１９８８年，希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５２５２美元，保的人均国民收入仅有３１４５列弗，若按官方比价折算，也仅为希的３５A左右。
８０年代以来，保的另一邻国土耳其的发展也比较快。
尽管保经济４０余年有较大增长，１９８７年的国民收入为１９４８年的２０倍，工业产值为１９４８年的２７倍，农业产值为１９４８年的２７倍，人均工资为１９５２年的５７倍，但８０年代与资本B主义邻国差距拉大和增长势头下降的现实已给人民造成了心理上的失衡。
第三节 国际条件的变化和经济危机的形成
几十年来，由于主客观的因素，保加利亚形成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依赖苏联和经互会的格局。它与苏联和经互会国家的贸易额占其外贸总额的７５％以上。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改变了对东欧的政策，使保承受着重大的经济压力。它的部分出口产品因质量低劣被退回或报废，它要求得到的原材料又供应不足。戈提倡的“新思维”和日夫科夫更不合拍。保对西方国家的贸易一直发展不快，１９７５年以来这方面的外贸额占贸易总额的１０～１７％，８０年代对这些国家的出口比重降至８５～６８％，进口比重仍保持在１５％以上，自由外汇的逆差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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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８０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苏联削减原材料和原油供应，以及国内农业减产，保不得不向西方举债进口原材料及饲料、食品等。外债总额从１９８４年的３０亿美元猛增至１９８９年的１１０亿美元，而且绝大部分是短期贷款。
从保加利亚国内来说，多年实行苏联模式的发展战略，使轻重工业、工农业之间的投资比例失调，成为造成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正如保社会党１９１年作历史回顾时所说的，“长期以来实行了与本国自然资源和经济传统不相适应的结构政策，把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绝对化，从而牺牲了农业、食品工业和轻工业。”在过去一个时期，保将４５％左右的投资用于发展工业，１９８５年后这一比重增加到４８～５７％，而主要投放在低效益的重工业部门。在经济不景气的这个时期，还耗资数十亿列弗兴建了几个工期长、效益差的重型机械厂，它们同一些按经互会分工兴建的电子工厂一起成了国民经济的沉重包袱。
１９８９年底未竣工项目占用资金１４０亿列弗，超过全年的工业投资总额。另一方面，国家忽视具有传统优势的农业以及消费品生产和服务业的发展。
农业的投资比重从７０年代占投资总额的１４～１５％下降到８０年代占投资总额的６～９％，食品和轻工业的投资比重从７０年代占工业投资额的１３％下降到８０年代占工业投资额的９％。电子工业在“八五”计划期间耗资８亿美元，却只返还１５００万美元，其中差额全部由农业和轻工业补偿，结果使农业被榨取到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
因而保经济学家认为，保工业化作为国家的发展的成就之一是靠牺牲农业取得的，而工业本身缺少转入集约化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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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持社会主义的“繁荣”
，保当局将实际经济情况，特别是外债急速增长的情况严格保密起来。但是农业连年减产、市场供应紧张、冬季电力燃料短缺等情况却难以掩饰。
８０年代商品供应量平均每年增加４１％，而人民购买力平均每B年增长５６％。
１９８８年居民手持货币２５０亿列弗，全年商品B零售额只有１６０亿列弗。
同年国家预算收入为２６０亿列弗，却欠银行１００亿列弗。所以，无论从工农业生产，还是从财政收支和外汇情况，以及从人民生活来看，保加利亚在８０年代末已陷入经济危机之中。
保共和社会党在１９８９年剧变后曾将７０～８０年代国家经济危机的主要表现归结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７０年代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６９５％，１９８１～１９８７年平均每年增长B４４５％）
；外债增长；通货膨胀率上升；市场短缺严重；财政B补贴占预算支出１４以上；投资政策失误等几个方面。尽管A经济紧张，这个时期保的投资重点仍放在国内缺乏基本原材料和设备、科学水平不够发达的生产部门，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而且进口额增加，出口额减少。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经济工作中出现以上问题无不带有领导人主观意志和短期行为的特点。著名经济学家阿罗约曾深刻地指出，保是从很低的物质技术和经济水平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以来它的工业发展在许多方面吞噬着产出的东西，生产结构冗赘，科技水平低，并且牢牢依赖着进口的原材料和燃料，效益值得怀疑。它的人民生活水平低，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作为工业的基本泉源的农村异常落后，已耗尽它向工业提供原料和市场的能力。企图克服这些矛盾的尝试只产生极少效果，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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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缓矛盾总爆发的时间而已。他认为保的经济危机虽有外部原因，但内部矛盾应为其主要原因。
大多数社会党人认为，８０年代中期保共和国家领导人错过了在经济政策和产业结构上进行调整改革的良机。
第四节 国内社会矛盾加剧和反对派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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