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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社会党人认为，８０年代中期保共和国家领导人错过了在经济政策和产业结构上进行调整改革的良机。
第四节 国内社会矛盾加剧和反对派的崛起
８０年代中后期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和“新思维”冲击着东欧国家的思想舆论界。保加利亚出现了要求政治多元化和公开性的呼声，党内思想日渐活跃，民族意识日趋高涨。
人民逐渐通过横向对比和历史反思寻找自己的位置。
早在１９７６年保共召开１１大前后，就有人提倡建立以社会主义劳动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批评和反对好逸恶劳、贪图享受、假公济私等不良风气。从那时起逐年举行反抗土耳其侵略重大事件（如四月起义、俄土战争等）百周年纪念活动，以此弘扬民族传统，振奋民族精神。
这一系列活动以１９８１年举行的保加利亚建国１３００周年盛大庆典达到顶峰。
８０年代末，在国民经济陷入危机、国内外政治风云变幻的背景下，反对派乘机在保加利亚崛起。
（一）
从抗议大气污染开始发展为持不同政见者的有组织活动。
８０年代波兰团结工会登上政治舞台，开创了东欧国家政治多元化的先河。
１９８２年保共鲁塞州委为抗议多瑙河对岸罗马尼亚朱尔朱市化工厂污染大气向保共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书面报告。但这个问题久拖未决，只成立了一个地区性的跨国生态委员会，引起群众强烈不满。
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鲁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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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举行群众集会，抗议政府的生态政策，同时成立了由社会名流（作家、画家、记者等）组成的拯救鲁塞委员会。不久，参加该委员会的保共党员受到开除党籍或解除中央委员职务等处分。接着围绕生态问题和社会民主化成立了一些非官方组织，其中以“生态公开性”组织和索非亚大学教职员倡议成立的“支持公开性和改革俱乐部”影响最大。它们同西方国家的同类组织建立联系，在国内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动。
这时有些报刊及传播媒介也增加了批评社会不良现象的新闻报导。
１９８９年初法国总统密特朗访保时，专门接见过持不同政见者组织的代表。数月之后检察院决定减判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科列夫。同年春，作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电影工作者协会等８个协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会上不少人对保共长期以来的文艺政策提出尖锐批评，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从知识界刮起要求民主和改革的风潮，矛头直指保共领导人，预示着山雨欲来风满楼。
１０月，欧洲生态研讨会在索非亚举行，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组织乘机上街游行，抗议当局的生态和人权政策，与警方发生冲突。
（二）
土族居民改名运动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
自１４世纪至１９世纪，保加利亚被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近５００年之久，它的一部分居民（特别是南部的罗多彼山区）皈依伊斯兰教，成为保加利亚穆斯林。另有一些土族居民长期生活和工作在保加利亚境内。
二者的总数约为８０余万，占保全国人口的１０％左右。二战之后，土族居民曾分批迁回土耳其。
７０年代以后，由于当局注意改进对土族居民的政策，民族关系相对稳定。
１９８４年冬至１９８５年春，保共领导人日夫科夫等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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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保为“单一民族的国家”
，要求穆斯林（官方不承认土族居民为少数民族）恢复使用保加利亚姓名。这次被称为“复兴过程”的改名运动比过去带有更多的强制性，因此遭到强烈的反抗。在不少土族聚居区发生了骚乱。据西方报导，骚乱中有数百人伤亡。为反对这次改名运动，少数土族人士于１９８５年成立了“保加利亚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
秘密组织，开展反对政府的活动。１９８６年该组织的领导人被公安机关逮捕。此后数年，保国内民族关系比较紧张。
１９８９年国民议会根据保、苏等国签署的欧安会关于人权问题的文件，通过了《国外护照法》和《国籍法》的修改补充法，规定居民可自由出入国境和自由选择国籍，并从７月开始生效。但不少土族居民强行要求地方行政机关立即办理出境手续，甚至发生了暴力事件。
５月底，日夫科夫发表了开放保土边界的声明。
至８月下旬，已有３１万土族居民和穆斯林外迁。土族外迁的的浪潮不但给处于危机状态的国民经济带来重大损失，而且引起社会动荡，成为动摇保共政权的重要因素。从此，要求维护土族居民和穆斯林权益以及释放有关被捕人员便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组织攻击保共的重要口实。
１９８９年底，保共中央作出纠正对使用突厥语和穆斯林居民所犯错误的决定，国民议会也为有关的受害人员平反并释放他们出狱。然而民族矛盾已经成为１９０年正式成立的土族政治组织“争取自由和权利运动”和它在两次国民议会选举中获得选票进入议会的政治基础。
（三）
保共党内分歧和矛盾的加深。
保共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二战后在苏共和斯大林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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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影响下领导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党内民主空气薄弱。在日夫科夫担任党政主要领导的３５年间，特别是在７０年代以后，保共领导日益陶醉于建设的成就，开始为领导干部建造别墅，发放特殊享受和待遇。少数人大搞个人崇拜，为日夫科夫出版３８卷选集，甚至为他的子女升迁出谋划策。
日夫科夫本人也爱听赞美颂扬之词，不愿考虑不同意见，日渐脱离党内外群众。
独断专行之风盛行。
据后来报刊披露的材料，早在１９８２年就曾有５名退役军官给日夫科夫写过匿名信，揭露和批判保共的腐败和日夫科夫的不民主作风。
１９８７年索非亚大学波波夫教授等４名党员因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内生活不民主，被开除党籍和解职。普通党员因参加各种政治团体被开除党籍者屡见不鲜。连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米哈依洛夫也因在会上批评社会问题，在工作中同情和支持要求“民主化”的党员，政治局候补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卢卡诺夫因在经济工作中与日夫科夫等人意见相左而均被免职。
８０年代后期的改革措施和党政领导干部的频繁变动，多带有日夫科夫个人意志的色彩。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８０年代末保加利亚国内存在着政治动荡和经济危机，保共和日夫科夫不但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缓解矛盾，反而激化了矛盾。保加利亚的经济、政治形势继续恶化。日夫科夫政权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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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自我封闭的阿尔巴尼亚
第一节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一步强化
７０年代到１９８５年霍查病逝的１５年间，与东欧其他国家相比，阿尔巴尼亚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或者说，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以霍查为代表的“左”倾思想急剧膨胀。这一特点表现在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
在经济领域，它集中表现为：５０～６０年代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断强化。
这可分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管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始终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经济，它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社会成员的共同劳动，因此，它只能由一个中心按计划进行指导。而这个中心只能是国家。它强调指出，在阿尔巴尼亚，国家控制了经济的主要环节，如生产资料、财政资源、国内商业、对外贸易、工资和物价制度、货币流通和信贷，执行集中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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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累和投资政策。在这基础上，国家按计划决定扩大再生产的速度、规模和比例，生产力的地理分布，有关缩小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问题，实现对劳动量和消费量的监督等。与此同时，劳动党和霍查从“非社即资”
的观点出发，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就其性质来说，不是市场经济，价值规律在阿尔巴尼亚经济中不起生产的调节作用。甚至提出要逐步缩小商品生产领域；利润不是企业生产的主要目的，在企业活动中不起决定性作用。根据这些观点，在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１～７日举行的劳动党“六大”上，霍查以肯定的口气把阿尔巴尼亚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归纳为：全国执行统一的经济计划、统一的国家预算、统一的价格政策、统一的工资制度、统一的对外贸易。其中，具有法律效力的国家经济发展计划是阿尔巴尼亚计划经济体制的集中体现。在经济实践活动中，阿尔巴尼亚企业的生产任务由国家下达，生产物资由国家供应，生产产品由国家包销，企业赢亏由国家承担。总之，全部经济活动的管理集中在国家手里，企业变成了单纯依附于国家的消极的产品生产管理机构。
这一思想最后纳入了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２８日生效的宪法。
宪法规定，国家以统一的总计划组织、领导和发展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而企业是国家为管理属于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而建立起来的。
二、农业领域的“一大二公”
持续长达数十年之久的阿尔巴尼亚农业集体化经历了一个“一大二公”的过程，进入７０年代以后，它表现得更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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