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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7＇（卷二十五）唐、宋律并不以此作为妻呈诉离婚的理由。元律中开始有“诸以非理殴伤妻妾者。。。。。。并离之”的规定。明代夫殴妻致折伤以上，可以构成妻子提出离婚的理由。当然离婚与否并非完全按照妻子的意愿，丈夫还是有愿否之权的，但这并不意味暴力丈夫可以逃脱法律的制裁。可见，与唐、元、宋相比，明代妇女在遭受到家庭暴力的侵犯时，可以寻求法律的援助提出离婚的申诉，并对丈夫进行法律的惩戒。
第四、典雇妻子唐、宋律无此规定，元律虽然禁止用钱典雇妻妾的规定，但并不作为妻子离异的理由。《明律》规定：“凡将妻妾受财典雇与人为妻妾者，杖八十。……知而典娶者，各与同罪，并离异，财礼入官”＇8＇（卷六）。明朝法律严重打击典雇妻妾以及典娶他人妻妾的行为，维护了妇女的尊严。
第五、被夫之父母非理殴伤明律规定；“祖父母、父母。。。。。。若非理殴子孙之妇。。。。。。致令疾废者，杖八十，笃疾者，加一等，并令归宗。”元律中有类似的规定：“若妻不为父母悦，以致非理殴伤者，罪减三等。”相比较，明律增加了殴伤的程度，对女性的要求稍显苛刻。
从妻的人身权、财产权的规定来看，明代“为人妻”的法律地位，基本上沿袭汉代以来传统社会中家庭主妇的身份和地位，即遵循“三纲”之一的“夫为妻纲”的原则，从而形成了法律上“夫尊妻卑”的局面。但是明代的关于离婚权的范围有了扩大，透露出一定的维护妇女权利的信息。
（三）明代的女性犯罪及女犯宽宥
1、奸非罪的处罚：
和奸是指男女婚外自愿通奸，与弓虽。女干相对而言。唐宋律对男女和奸者，男女同罪，皆徒一年半，但若女子系已婚有夫者，则男女各加一等。而明律规定“凡和奸，杖八十；有夫，杖九十”，并规定“和奸者，男女同罪。奸妇从夫嫁卖。其夫愿留者，听。但不准嫁卖与奸夫。”＇9＇可见，明律对于和奸较唐宋减轻了处罚；但对有夫之妇加重处罚，从而维护了妇女从一而终的封建礼教。
明律对于妻、妾与人通奸的处罚非常严厉。丈夫“与奸所，亲获奸夫奸妇，登时杀死者，勿论。若止杀死奸夫者，奸妇依律断罪，从夫嫁卖。”其妻、妾因奸同谋，杀死亲夫者，妻妾则会被“凌迟处死，奸夫处斩。若奸夫自杀其夫者，奸妇虽不知情，绞。”＇7＇（卷十九）
弓虽。女干是指男子对女性的施暴行为，女子是受害者。明律规定“弓虽。女干者、绞；未成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弓虽。女干者、妇女不坐”，＇7＇（卷二十五）这较唐律“弓虽。女干未婚女子徒二年，弓虽。女干已婚女子徒二年半”，处罚加重了。这在一定的程度上打击了罪犯的施暴行为，保护了妇女的人身安全。
2、对于女犯的宽宥：
在传统社会，由于女性被视为弱者，从而流行“妇人无刑”的观念。这反映在历代法律和司法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女犯采取某些宽宥。明代对于女犯也实行较宽大的政策，具体规定如下：女犯收管，即“除犯奸及死罪收禁外，其余杂犯，责付本夫收管。如无夫者，责付有服亲属、邻里保管”＇7＇（卷二十五）；在单衣受刑，即“凡妇人有犯奸罪，去衣受理，余罪单衣断决，并免徒、流、刺字。”＇6＇（户令）；孕妇产后行刑，即“若妇人怀孕，犯罪应拷决者，依上保管，皆待产后一百日拷决。”＇7＇（卷二十五）；妇女不坐，即“凡妇人有犯私盐，若夫在家，或子知情，罪坐夫男。”＇7＇（卷八）在《典雇妻女条例》也有妇女不坐的表现，“若妇人有犯，罪坐夫男，若不知情及无夫者，男止坐本夫，照常发落。”＇7＇（卷六）
对于女犯宽宥的规定，有些虽然出自封建社会维护纲常的考虑，反映出“男为主，女为从”的社会形态，但在实际中确实起到保护妇女自身安全的作用。在古代刑法之执行上不仅没有贬损妇女的意图，反之，在律法构成的理念上，特别对妇女的“尊严”有所考虑与维护。
二、明朝法律的实践及社会中的实际情况
从实际生活中看，明朝妇女在婚姻上的法律地位有了明显提升，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女性有了一定程度的婚姻自主权。在男权至上的封建社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信条，导致女性婚姻的不自由不平等。而明代的一些女性在爱情对象的选择上，逐步摈弃“媒妁之言”、“门第相当”的旧原则，公开追求婚姻方面的自主权利。明代李开先在《村女谣》中描绘了一村女择偶观的变化。“东庄有个红娥女，不嫁村夫田舍郎……一心嫁在市城里，早起梳头烧好香。”显示出村女对城市悠闲富足生活的向往。尤其是一些知识女性，追求婚姻自主，在择偶标准上注重对方的品行、外貌和学识。如张红桥在选婿时“欲得才如李青莲者事之”，非常注重对方的才学。（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下册，古籍文学出版社，上海，1957年，P739）有的妇女还不顾家长的反对，解除包办婚约，甚至与如意郎君私定终生。《列朝诗集小传》中记载着呼文如的故事。呼文如是明代的一个营妓，知诗词、善弹琴。她与丘生一见如故，私定终身，约定在丘生罢官之后嫁给他，并写下“一官生罢去，是妾嫁君时”的诗句。这段爱情遭到呼文如父母的反对，呼姬毅然逃走，经过三百多里的长途跋涉，寻找到丘生，大胆决定“明日，以书报其父，乃委成礼焉。”＇10＇（P745）两人终于冲破家庭的阻力，结为伉俪，从此过上“夫妇诗词唱和”的美满生活。这两个事例表明，一些明代的女子在选择配偶时，不再屈从父母的意愿，表现出一定的择偶自由权。
有许多文学作品，反映了女性大胆追求理想的伴侣，反对无爱的买卖式婚姻。李莺莺和张浩的爱情故事也如此。张浩才华出众，深得出身于宦门之家的李莺莺爱慕，于是莺莺主动示爱，多次传书张生月下私会，并且暗结连理。在遇到父母反对的情况下，她先告之“女行已失”的真相，并写下诉状，慨然陈词两人已有私约在先。最后龙图阁待制只好“曲与成之”。＇11＇（P258）名妓杜十娘看中宦家子弟李甲，毅然赎身从良；莘瑶琴被卖油翁的真情所打动，不嫌其贫穷而爱上他。罗惜惜与张幼谦、乐和之与顺娘都是在破坏封建传统观念的同时，建立起纯真的爱情。这种感情超越了等级贵贱，超越了父母之命，超越了节烈贞操，具有个性解放的要求，并反映了妇女们进步的婚姻观念以及在定婚上的自主权。
其次，妇女离婚与再嫁相对自由。明代虽忌讳离婚，而妻子因为贫穷或其它原因提出离婚的情况，还是存在的。《罪惟录&；#8226；马逵传》记载，明朝初年，马逵远征，在昌邑“重自刻责，蔬食水饮，率不能继”，他的妻子不堪忍受这种穷困潦倒的生活，大胆请求离去。马逵很是生气，但最终还是听之离去。明代妇女主动提出离婚的现象尽管不是普遍现象，但她们敢于摆脱不幸婚姻的羁绊，去主动追求相对幸福的婚姻生活，这无疑具有相当进步的意义。
明代法律规定寡妇改嫁由公婆作主，但明朝社会风气大变，妇女在实际生活中有了较宽泛的再嫁权。女教书对于寡妇守节与否，认为应由自己作决定。如《温氏母训》上说“少寡不必劝之守，不必强之改。”＇12＇（P142）在民间风俗中，寡妇再嫁可以自行主婚。如《水浒》第二十五回；“王婆向潘金莲说道，初嫁从亲，再嫁由身，阿叔如何管得。”潘金莲最终自己主婚，再嫁西门庆。
明代中叶以后，夫丧改嫁已为一般民间妇女所认同，社会舆论也持认可的态度。在南直隶、江西、福建等省，从洪武到崇祯朝，民间社会的寡妇改嫁之风很盛行。以南直隶苏州府的吴县为例，崇祯《吴县志&；#8226；列女传》入传列女119人，共有20个寡妇在孀居期间曾经受到父母、家庭或社会要求她们改嫁再婚的压力。＇13＇在福建省，嘉靖《汀州府志》写道：“再醮，固薄俗之常。”又说：“妙龄无子，再醮之举，势不免矣。”＇14＇（P196）有的地方还有夫未病死时，媳妇就被聘为他人之妇的风俗。“铅山俗，妇人夫死辄嫁，有病未死，先受聘供汤药者。”＇13＇（P4393）又如嘉靖年间，江阴胡秀妇徐氏丧夫后，先后就有乡人陈煦和富户沈泽两位男子前来纳聘、求婚。＇15＇（P127）可见，寡妇再嫁已成为民间的一种极为平常的习俗，人们对于寡妇是能够接受的。
在文学作品中，妇女改嫁现象的普遍也时有体现。在《金瓶梅》所反映的晚明社会中，出现了一股新思潮、新风气，突出表现在一部分妇女在婚姻中有了发言权。孟玉楼改嫁西门庆时和丈夫的舅舅张四进行一席唇枪舌剑地辩论，表现出她不仅有再嫁的自主权，而且她勇敢的背离传统习俗，大胆的选择自己的归宿。《金瓶梅》中潘金莲改嫁两次，最初是张大户之妾，后改嫁给武大，最后又改嫁给西门庆。孟玉楼由布商杨家改嫁西门庆，后又改嫁李衙内。李瓶儿在丈夫花子虚死后先后改嫁给蒋竹山、西门庆。仆妇改嫁者也不少，宋惠莲原是蒋聪之妻，后嫁来旺。可见女子改嫁已成习以为常的风气。
第三、明代妇女在实际生活中拥有一定的财产。在明朝法律中对女子的财产权规定极为苛刻，但在明代的实际情况中，并非如此。明代妇女改嫁时可以带走许多财产。《喻世明言》卷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王三巧被休后改嫁吴进士，原夫蒋兴哥并不阻拦。临嫁之前，“将楼上十六个箱笼，原封不动”送去，当个陪嫁。孟玉楼、李瓶儿改嫁时也带走许多财产。改嫁妇女从婆家获得财产的多寡固然与夫妇感情以及家境有关，但这一事实与上文介绍的有关法律条文相比，无疑说明了改嫁妇女财产权利的扩大。
作为妻子或母亲的妇女，可以管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