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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宪政之起步
2003年09月29日 09：39
主持人：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各位好，这里是大红鹰·世纪大讲堂，我是许戈辉。最近一段时间，关于宪法和宪政这个问题，不论是在学界或者是民间都讨论得沸沸扬扬，而在这些讨论当中，我们又往往会听到多种不同的声音，甚至是针锋相对的意见，那么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北京大学法学院的贺卫方教授，给我们来详解一下这个话题，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贺教授的简历。
主持人：贺教授您先请坐，我想先问问您。您的研究我发现，早期还是着重西方的法律，那后来为什么转到中国的法律？
贺卫方：研究西方的法律太不容易成名，研究好多年写了好多文章，人家也不记得有这么一个贺卫方。
主持人：所以是功名驱使
贺卫方：实际上你知道，我是搞西方法律史研究的，我自己的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写的是西方基督教的教会法，中世纪的教会法，我特别对于天主教在中世纪的时候，发展那套法律制度特别感兴趣。在座的各位朋友，你们知道今天我们接受这个一夫一妻制，一夫一妻制这种制度就是我们受基督教影响的产物，我们中国古人不接受这样的学说，所以近代以后我们才受基督教的影响，我们最后被改造成为一个一夫一妻制的国家。所以它这样一种法律制度对我来说是特别有兴趣，我就愿意去钻研，所以搞的是又偏、又冷、又古、又洋这么一个研究。那个时候我真正是心里面想法就是“不做无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如果要是一个人一辈子老是做为社会做多少贡献啊，什么什么家国之忧啊，我觉得太累，所以最好还是做一点最休闲的、最偏的、最冷的学问，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
主持人：我记得您就曾经说过，说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大小，其实和自己的喜好。
贺卫方：你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但是后来自己也深深感受到，如果要是活在这个社会里面的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知识分子，他不能够在这样一种涉及到每个人的权利，每个人的尊严这样一些事件方面，有一定的作为的话，我自己觉得人生观又设定的太过消极。所以后来我在1990年的时候，我自己的学术目标就调整到中国问题。后来就越来越靠向现实问题，对中国的法官问题进行研究。
事实上这我是第二次到《世纪大讲堂》来做演讲，第一次是在两年多以前，大概是将近三年以前了，那个时候（主持人）是阿忆，我特别高兴这一次换了非常漂亮，又非常有智慧的许戈辉女士来主持这样的一个节目。那么第一次我谈的就是司法改革那个时候，我已经对中国的司法制度做了比较系统的研究，写了不少文章，而且写一些个非常有刺激性的文章。比方说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复转军人进法院》，就是对我们国家的没有受过法律训练的军人，转到法院去做法官，但是从来没有转到医院去做医生。比方说没有受过医学训练的一个人，转到医院去让他去做医生，开刀、动手术，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例。但是到法院的人，可以说是比比皆是，而且大家惯例上觉得，军人复转军人到法院有他的优势。那么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不把法律作为一个职业？我们不把法律作为像医学一样的一个职业？我们到底问题出在哪儿？我当时就写了这样一篇文章，结果引起轩然大波。所以当时不断地写这类的文章，推动中国的法制建设。比方说我一直对于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特别感兴趣，因为中国的法律职业，这三种，法官、检察官、律师这三种职业之间相互，大家入门不是从一个门槛进来的，所以他们经常相互冲突，我认为这是不好的。所以我就想应该有一个统一的入门制度，那就是统一司法考试制度。
贺卫方：我对法官的服饰也特别感兴趣，而且写过许多文章，论证从1996年开始论证，为什么法官不应该戴大盖帽穿法袍，后来果然最后换了，我觉得特别开心。穿了，现在穿一身袍子，虽然设计很难看的一身袍子。
主持人：好，我们现在就有请贺教授。
贺卫方：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女士们、先生们、同学们。我特别荣幸能够有这样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其实我们的时间并不长，但是我们却要讨论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宪政的发展问题。我的题目叫中国宪政，“中国宪政之起步”。稍微有点文言气，加了一个之，或者“的起步”，其实也一样。那么中国宪政目前正在受到，正像我们刚才主持人所讲的那样，正在受到上至庙堂之上的大人先生，下到市场之中贩夫走卒，群体性的关注。似乎大家都在谈论着宪法，谈着论宪政。那么什么是宪法，什么是宪政？
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最早的立法就有宪法，我们从1954年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们的宪法规定了我们公民享有的一系列的权利。在制定完宪法以后，我们要把这个宪法落到实处，我们说把宪法的规则落到实处这个过程，就可以说它就是宪政。我想我们还是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文化的角度，社会结构的角度去分析一下，为什么中国实行宪政非常艰难。
我们的前途到底在哪儿，我们需要克服的困难障碍到底是哪些，我想不妨我们做一点简要的讨论。
那么我们想可以首先给出一个判断来，这个判断是基于对于中西的法律制度的历史发展，宪政发展所得出的一个结论，那就是宪政可以说它是一个西方历史发展的一个自然产物。也就是说宪政、宪法这个东西，它本来就不是一个东方的东西，它并不是从，我们中国的宪法并不是中国产生的。我们只有到了清末，已经到了清王朝维持不下去的时候，才想起来我们应该制定宪法，我们应该向泰西各国学习，向西洋各国学习制定宪法，大概也就不到一百年的历史。我们的立宪的历史，1903年的时候，1902年的时候我们清朝政府许诺，我们要参照西方各国的法律来修改我们的法律，那个所谓的变法，实际上到今天为止，也不过是一百零一年的历史。
那么观察我们中国的宪政之所以会失败的过程，我们会发现实际上中国不具备使得宪法得以发生效力的社会条件，我们的宪法基本上还是一种旗帜，一种号召。现在再修改宪法，已经成为我们关注的热点。
大家知道美国宪法里面有一个词叫due process of law，法律的正当程序，法律的正当程序这样一个条款被认为是特别具有生产力的母亲，它生产出了许许多多的法律的规范，那么一些人权保护的非常重要的规范，都来自于这样的一个概念。为什么会具有这样的一个生产力，是因为法官们经常在司法的过程中，引用宪法来去判决案件。所以这样的一种宪法，经过法官们的不断地阐释，经过法官在具体的案件中的不断的应用，使得他们的宪法充满了活力，充满了生命力，是具有法律效力的一个最基本的文件。所以我们要求宪法必须要有这样的一种法院的适用过程，而我们这儿是没有的。我们的法院判决案件，基本上不适用宪法。那么为什么西方他们的宪政是这样，为什么我们的宪政不是这样，我们看到了西方社会中间，他们实现宪政，其实能够产生宪法这样的文件，它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首先我们说宪政也好，法治也好，它要解决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限制国家的权力。让一个国家，让一个政府，它必须要权力受到严格的限制，而不是权力无远弗届，权力到处都是。它可以干预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是国家权力不受限制，就没有宪政的状态。所以宪政首先存在着一个限制国家权力，限制政府权力的问题。
但是有史以来大家知道，你赋予一个人的权力很容易，但是你要限制一个人的权力是非常艰难的事情。因为大家知道过去的国王也好，皇帝也好，这些人都是操生杀与夺之大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在许多国家里边，包括我们的国家，限制皇帝的权力都是一些非常艰难的事情。你怎么去限制他的权力，皇帝可以直接制定规则，皇帝可以直接裁判案件，皇帝可以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把一个大臣当庭打板子。那么怎么来限制这样的一个无远弗届的权力，我想西方它的社会发展过程中间，有一些因素直接引发了这种权力受到的限制，我自己愿意把这种因素分作四个方面来加以阐释。
贺卫方：那么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认为是教会的存在，独立的教会的存在，使得世俗的君主受到了强有力的制约。西方他们的，西方人，这个在基督教的发展过程中，我们说中世纪也好，后来的近现代也好，那么基督教无论如何可以说是一个整个西方被普遍接受的宗教。尽管有不同的教派的一种区别，像天主教，像新教，像东正教，希腊东正教，它虽然有这种教派的区分，但是我们观察整个欧洲的历史发展，你会发现它从基督教被接受，被罗马接受为国教之后，这样整个社会里面一直存在着一个强有力的独立的宗教，独立的教会。宗教首先意味着一系列的神学学说，宗教它的神学学说，给这样的一个社会中间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是有影响的。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按照圣经里面的说法，按照创世纪我们都是由上帝造的，上帝开始没有造这么多的人，只有两个人亚当先生，夏娃女士。那么这两个人在伊甸园里面过着很快活的生活，后来夏娃女士禁不住魔鬼的诱惑偷吃了禁果，最后就被上帝驱逐出伊甸园。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是我们的老祖宗，从那个时候开始，通过各种各样的一种学说的论证，使得我们每一个当时在欧洲的每一个人，都要在宗教意义上来说，他都是有罪的，他的罪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