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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样一种原罪学说，使得每一个人都不可以说自己在道德方面居然能够完美无缺，你即使是贵为君主，贵为皇帝你也是有罪的人。你不要在我面前好像显示出你伟大、光辉、正确、永远正确，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你是有罪的人。那么这样的一种罪，原罪学说，首先就是对君主，对于有权力的人一种严格的限制。那么接下来教会又不仅仅是一种神学意义上的存在，或者说仅仅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存在，他们实实在在发展出来一个组织，西方社会应该说最近代形态的国家，最早的一个蓝本就是罗马教廷。罗马教廷它上面有罗马教皇，是处在金字塔的最顶端，那么一直到下面政府的各级机构，然后一直到最基层的一个教会组织，它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金字塔式的政府结构。然后它是中世纪欧洲最大的地主，因为它规定一个人如果通过遗嘱继承的方式，来去继承了自己的财产，向下传递自己的财产，那么他的土地财产的十分之一要贡献给教会，这样的一种。大家知道中世纪虔诚的教徒那么多，许多人都通过这种方式来去分割自己的财产的时候，那么十分之一就给了教会，教会就成为欧洲中世纪最大的地主。我们都知道在封建社会里面，土地绝对不仅仅意味着只是一个经济的因素，而且也是一个政治的因素。
罗马教廷还不断地发展出一系列的学说，来使得我们的生活被分割为世俗的部分和精神的部分。什么是世俗的，什么是精神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把凯撒的归凯撒，把上帝的归上帝。比如说婚姻，结婚这回事，大家知道我们这儿观念中间，就是说三十亩地一头牛，孩子老婆热炕头，哪有什么神圣的或者宗教意义。但是你可以发现西方人很奇怪，直到现在许多西方人结婚他们是要到教堂里面去结婚，去接受僧侣的祝福，接受神父的祝福，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按照基督教的传统，一男一女之间的结合不仅仅意味着两个人为了世俗的生活，为了生育的目的而做的结合，更重要的是它象征着耶稣基督和教会之间的一种结合。这就是为什么在中世纪的欧洲，离婚是绝对不允许的。一个人一旦跟另外一个人结婚了就从一而终，因为你不可以想象耶稣基督和它的教会可以分离，所以你们俩一定要在一块生活一辈子，而且一夫一妻制也跟这个有关系。天下的教会虽然分布在世界每个角落，但是天下的教会是一体的，是一家的，它只有一个。那么耶稣基督不用说，也只有一个。所以只能够有一个丈夫一个妻子，不可以有更多的。那么这样的一系列的学说不断的延伸，我们的精神生活，比如说我们搞学术研究，我们纯粹精神领域的东西，这个是世俗的君主绝对不可以染指的。
我们想第一个对于世俗的权力形成了非常严厉的约束的因素，那就是基督教，这样的一种宗教的存在。但是到了我们中国，我们这个国家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我们不是一个宗教国家。我基本上倾向于认为，我们是一个反宗教的国家。我们倒是有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是儒家学说，有人说儒家学说就是儒教，儒教就是一种宗教，其实我认为严格的按照宗教本身的道理来说，标准来去判断的话，我们很难说儒家学说是一种宗教。我们看宗教需要有一种非常复杂的神学学说，比如说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这样一种非常复杂的神学学说。在儒家学说那儿，在孔子那儿我们看不到，孔子就像我们邻居一个乐呵呵的老头一样，整天跟你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你看你要好好向别人学习。然后说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定期在家里面检讨检讨自己啊。然后有朋自远方来要喝酒啊，不亦乐乎，不是要喝酒。那么孔子就是这样，我们邻家的一个老人，一个很有智慧的，很关心世俗生活，很喜欢世俗生活的老头。很喜欢人品的培养的老头。但是他绝对不是一个像上帝，像耶稣基督这样一个，几乎可以说是一个超验的存在，他不是这样的。况且我们这样的一个主流的学说，它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它并没有形成一种对于权力进行严格约束的一种道理，虽然孟子讲“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民贵君轻”，这些个道理儒家的先贤们并没有少表达，但是始终给人的感觉像是一个体制内的学者，劝说统治者你要知道啊，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所以这样的一种劝说的感觉特别强烈，它没有办法形成一种对立的，两极对立的这样一种权力结构。我们说中国古典时代，如果说它没有宪政的话，那么这可以说第一个原因，没有独立的宗教，没有独立的教会的存在，使得世俗的权力跟精神的权力在这个国家里面，总是合二为一。最高的世俗统治者永远同时就是最高的精神的统治者。所以我们这样的一种两权合一，使得人民生活在一个，从历史的角度来说，生活在一个非常空前的压制的状态之中，没有办法去在思想方面获得一个独立的自由的空间。
第二个原因我想是一种，我们这个地方没有办法产生宪法，没有办法使得君主的权力受到严格的约束，是因为我们独特的社会结构，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形成一种阶级斗争，阶级冲突这样的一种格局。像我小的时候上学读书，读了太多的阶级斗争学说。我们都知道我们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就存在着封建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就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但后来我发现其实我们对阶级斗争这样一个学说的理解，显然是过分的简单化。我们没有看到了马克思所构想的这样一个阶级斗争学说，建立在西方历史的传统之上，而西方历史上的阶级结构是及其复杂的一个阶级结构，它并不仅仅是两大阶级，我们试看在法国历史上曾经有所谓的三等级会议，三等级会议就是平民、自由民和贵族之间，这样三个等级之间要发生互相斗争。它并不是一个统治阶级，一个被统治阶级。那么我们看到英国历史上，也曾经发生过种种的这样一种，比如说它的议会最早的时候有平民院，有贵族院，现在还叫平民院，贵族院。为什么有平民院，贵族院这种设置？这是因为这个社会中，应当是不同的阶级，它存在着不同的阶级，这种不同的阶级长期稳定的存在。大家到英国去会发现，英国人到现在看报纸时可以分出阶级的。你在他们的地铁上面，你看不同人看的报纸你就知道，出身高贵，哪个人出身高贵，哪个人是下层阶级。下层报纸看的报纸都是特别厚，字印的特别大那种。但实际上它背后折射出英国的这样的一个社会非常复杂的一种社会结构，而且不可逾越的一种社会结构之间的障碍。
我自己有一段时间专门去观察，到底是什么因素使得我们这个社会，实际上不大像是一个具有稳定的统治阶级，稳定的被统治阶级这样一种阶级结构。我认为科举考试这一项制度要承担很大的责任，或者说它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科举考试。世界各个国家在分配官职的时候，都有一个从历史上来说，大多数情况下我看到的早期的国家，做官的人毫无例外都是出身高贵的人，他们是贵族。法国历史上在中世纪的时候，他们的法官们照例是由爸爸是法官的人来担任，他爸爸已经是法官了，所以他就能当法官。所以所谓的穿袍贵族，他们形成了一种穿袍贵族，他们这个阶层垄断了司法的权力。在英国直到今天，他们的法官出身于贵族的仍然占90％以上，而且基本上都出身于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我们就可以说英国的这样一种司法结构是特别阶级化的结构。那么这样的一种，把政治权力的分配完全是依据一种血缘，出身门第这样的一种观念，使得他们的社会中间上层结构非常稳定，下层结构也非常稳定，下层结构通常也不愿意去通过革命的方式推翻上层结构，而只愿意通过冲突妥协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来使得制度能够逐渐的进步。
大家还记得英国最早的宪法性的文件是1215年的《大宪章》，1215年的《大宪章》就是一个英国宪法产生的一个里程碑。这样一个《大宪章》是怎么产生的？当时英国的国王约翰王好大喜功，喜欢对外征服打仗，跟法国打仗，跟教会，跟罗马教廷闹得也不可开交。最后打着打着国库都亏空了，没钱了。大家知道国王打仗也是需要有钱的，于是他就开始想，这怎么办？要加收税，要增加这种新税，要求贵族们承受更大的一种税收上面的一种贡献，然后就跟贵族们要钱。贵族们忍无可忍，怒不可遏，最后在一位贵族的率领之下，集体对国王发难。说是我们不给钱了，以后要增加任何新的税种，必须要经过贵族会议的代表的同意，而且你收了我们的钱，我们要知道你是怎么花出去这笔钱的。我们要审查你的钱怎么去花出去的，逐渐的形成了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在美国革命的时候，演变成为一句口号，叫“无代表，不纳税！”我如果没有在国会里面有代表监督，我交出去的钱是怎么花费的话，那么我没有义务来给你交税，进行一种严格的约束。
大家知道（英国）《大宪章》里面甚至规定了，国王如果，他说每一个人，每一个自由民，都有权力获得跟自己同等人的审判，那就是英国陪审制度，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就起源于这儿。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大家可以发现不同阶层之间的这种相互冲突，相互妥协，居然不断地推动宪法的发展，不断地使得宪法变成一个活生生的，赋予效力的文件。英国的那一批贵族们，并不是说逼着国王签了一个《大宪章》就了事了，他们在后来连续七次要求新加冕的国王，继续在这个《大宪章》上附署，你要签上你的名，表示着你坚决遵循这个《大宪章》。我们都知道正是因为这种阶级之间的一种冲突、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