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是希望我能畅所欲言吧。
第一次会面，感到有些意外，她竟是一名年纪颇轻的女子，而且这么巧，也是来自台湾。这下好了，我不仅与我的忧郁症乡愁重逢，还了了乡亲的重逢。
她建议我从童年的记忆说起。总结初次会面的印象，我只像是在作一场不痛不养的口头报告。一周后，又到了预约的时间，我不仅兴味索然，还有点失却了信心，想到她那么年轻的样子，其人生阅历果真足够到能为我操刀，割掉我心中那颗早已与我结为一的陈年肿瘤吗？
我一直在耳边敲着退堂鼓，想要缺席，但当快到了约定时间，仿佛觉得亏欠了谁似的，所以还是勉强打起精神赴约。幸好那趟去了，才有机会掘开一个密封的泉眼，内心的诸多症结，如汪汪泪水，汩汩涌出。
第二次会面，在她的提问下，我讲起了一段遗忘的往事。那是念小学二年级时，我当选了模范生，按照校方惯例，必须请全班吃糖。但因童年家境清寒，作为苦哈哈公务员的爸爸只买得起很普通的糖果，跟上学期与别班的模范生请吃的高级糖，品质很明显差了一截。
我当时窘得难以自支，抬不起头，这种本该是鹤立鸡群的骄傲，却一下沦为一种悲下的伤感，这从此也滋生了我的自悲心理；糟糕的是，在后来这又被我的父母无意地一再捅大。因为每学期我品学兼优领了一大堆奖状回家，他们也许内心甚为欣慰，却鲜少流露喜色，这就更加证实了我的想法：“成绩好或表现出色都没什么用”。
长久以来，我因此有深深的挫败感，认为自己当模范生、领奖状等荣誉的纪录，都不值得一提，不但毫无成就与喜悦，反而与羞耻、落寞的感觉纠缠不清。
我的父母跟许多上一辈的人一样，不善于也无能力去对子女表达亲热，我做得再好，他们反应冷淡，充其量平心接受，视为理所当然，不然就是将欢喜硬生生地遗弃在内心的暗角。我记得当年幼小的自己何等伤感，如同一株成长中的幼苗，渴望象征日光的父母给予我奖励，哪怕是说一两句鼓舞的话，或摸摸头递给我一个微笑，但都没有！
爸妈也许是谨记祖宗的训谕，人要保持谦逊，所以从不会让我受宠而又得意忘形。可是，当年身心发育都尚未茁壮的我，在表现良好的时候，却未获得主人“奖赏的零嘴”，心里就始终无法建立起“好行为就有好心情”的自信，以致长大了，只感到自己的不断努力只获有“好行为”这前半段，却没有获得有成就感的“好心情”这后半段，这样有出无进地下去，有朝一日终会掏空了自己，遭到忧郁症的伺机侵入。
谈话间我才惊觉，那桩模范生请吃糖的往事，在被唤醒之后，显得历历如昨，羞耻心仍像是墙上一块丑不拉几的污痕，年久了反倒无比清晰，原来它影响我那么深刻。
年轻的治疗师笑道，“我知道我的一些病人的思维模式是这样的：哼！因为我是模范生，所以就算我请吃的糖果不怎么样，可我还是全班楷模。但你的思维模式则完全相反。”
我无奈地回答：“唉，是啊，作为一名受害人，也许这样我才比较心安。”
她很惊讶我能一下子亮出“受害人”的观点，因为其他病人都是在经过了很多次晤谈后，她才能让他们稍微了解到他们正是处于一种“受害人”的位置。
我还因此记起了另一道心灵疮疤，那是小学五年级时，全班有一半的人会在放学后留下来补习，一个月缴二百元。那时我们刚搬了家，每天要背着大书包坐公车上学。有一次，我的补习费迟交了，某天补习时，导师就当着众人的面，神情悍然地质问我：“为何不交补习费？”又以一副嫌弃的嘴脸说：“你不是搬家了吗，那为何不转学呢？”
我当时既是班长，又是个名列前茅的好学生，只因为当公务员的爸爸手头拮据，势利眼的导师就如此羞辱我，并似乎在逼我转学，此举重创了我小小的心灵。从此，我认为品学兼优有什么用？人品端正、学业优秀，到头来竟还比上区区的两百块钱！
第一章从现在起，做自己的父母（2）
那位导师无疑是向我展示了他最糟的人生价值。我这一辈子，什么成就都有一点，就是没什么钱，以致我现在还常常觉得人生空空如也。没想到，当年一个年轻老师的谬误言行，竟铸成了一个学子一生的痛！
治疗师对于这位导师的行径频频摇头，大呼怎么可以这样？但这已改变不了它在我心灵上烙下丑疤痕的事实。
到了第四次会谈，依据心理咨询的理论，我的“核心思维”（Core Belief）越来越明朗了。这次，她很有兴趣延续上周的主题，想进上步听听我对“受害人”更深一层的说法。
我回忆道，自小到大好像有一个“至高的自我”一直在不时监督着自己。在我的思维中，人类就分为两种，一种是加害者，另一种是受害者。而扮演加害者的人，虽然相较之下属于强势的一方，但必须承受道德谴责，乃坏人的代名词。因此，在那个“至高的自我”监视下，我不敢作恶，比较安心去扮演受害人，心里也常常祭出一项自卫的法宝：“我都已经受害至此了，你们还要我怎么样嘛？”
说穿了，我是“习惯性受害”，扮演受害人才让我有安全感，觉得不至于太强势、太招摇、或过于被千夫指。
我一直被受害人意识操弄，因而不自觉选择了受伤、受创的角色，以求自保。久而久之，我的内心世界遂百业萧条，一片凄凉。
治疗师试图解开我的偏执，她说：“不过，人生不是只有这么两极啊！”
我一步步趋近，感觉已经踏进了核心思维区，回答道：“是啊，但我的一生好像就被两个极端绑死了，许多事物的价值观都只呈现两极，黑与白、好与坏、对与错，至于中间便都没有了。”
她拉开抽屉，拿出了一张要病人带回家作的功课表，叫做“认知扭曲”（Cognitive Distortions），并且出示一份附图，就是“认知模型”（The Cognitive Model），以帮助我了解我们现正进行医疗方案和它的理论架构。
在那张功课表上，列出了十二项条目，第一项映入眼帘，就让我心头一震。它写着“全有或全没之思想”（All…or…nothing thinking），天哪！这不正是我的人生观写照？要嘛就全赢，不然就全盘皆输！
回想年轻时，我在谈恋爱的过程中不就是如此偏激吗？“如果我不是你的最爱，那我宁愿不要，无论要付出多大的痛苦，我都选择撤退”，而我偏偏把“最爱”的定义标举得过高，甚至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超现实意味，所以才会一而再地在爱情场上摔得伤痕累累，原来这都是自讨苦吃。
这种“全有”和“全没”的大赢大输法，忽然使我想到了它的另一个形容词，应该就是我们挂在嘴边的“完美主义”，黑白分明，不容许有一丝灰色的杂质渗透其间，坚持而不妥协。
推到极致，将“全有vs。全没”的生命哲学摊开来，那“全没”的这一端，终将会演变为“大不了一死了之”的全面牺牲概念，这正是自杀念头孕育的温床。
一路细腻去抽丝剥茧，我寻到了多年以来那个自杀想法的窝身巢穴，心中顿时昭然若雪了。这么多年来，自己都被这套“完美主义”的念头搞得鸡犬不宁，做事极极，却自以为不会轻易随波逐流，在执着着一份了不起的美德呢。
“你这样不是过得很辛苦吗？什么都那样强烈地分成两极，会很累的，不是吗？”治疗师似乎在用默哀的言语抚慰我。
我叹了一口气，淡淡地回应：“是啊！是很累。”
接着，她马上提醒了我：“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假如完美主义会造成你那么痛苦，那么它一点也称不上完美，你说是不是？”
我被问得一下子愣住了，对哇！自认聪明的我，怎么从来没想通这一点呢？我坚持了大半辈子的完美主义，其实正是我痛苦、烦恼、折磨的根源，所以它分明就带有一个很大的瑕疵，又何来完美之有？我干嘛要紧抱着它，把它当成一条不敢撒手的救生筏？
这时，她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会不会国为你的父母是那种极端的典型，所以才影响了你一生的行事风格？”
我沉吟了一阵，暗想确实如此，不仅我的父母如此，就连我跟我姐姐也是两个极端的代表，我的一生简直就是在两极里打滚，所以才转不出它的行为模式。
治疗师后来又解释了这种“全赢”和“全输”的人生观，她举例说，有个学生一直考一百分，有一次突然考了九十九分，他就以为全世界都垮了。因为在他心里，那不是一分之差，而是“全输”了，他当然会受不了。
我茅塞顿开，心疼地说：“以前看社会新闻，看到有的学生因为考不到第一名，或是没考到一百分，竟然选择跳楼自杀，觉得怎么这样想不开！现在，我终于明白他们的心情了。”
All…or…nothing，说得好听，确实是完美主义。有如走在一条高空的钢索上，技术高超，很容易获得底下万头钻动的喝彩；但这毕竟太危险了，代价也太高，一稍有差池，就会摔得粉身碎骨，没有第二次试身手的机会。
我的背脊忽然一凉，因为想起了最近才在网上看到的一条新闻，根据有关方面对五千九百六十八名初中学生的调查，目前在青少年中忧郁症的发病率约为百分之十点五七；也就是说，每一百个青少年之中，有十个关之强罹患了忧郁症。
另外，国外的统计也显示出，青少年忧郁症的发病率约为百分之二～八，换算一下，那光是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