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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砰砰砰！打你们，你们好坏，为什么不要我们了？”
父亲跑过去，把他抱进怀里，于是，他也哭了。我跑过去，加入了他们，我也哭了。
我们一家人拥抱著，哭成一团，抱得好紧好紧。什么叫“喜极而泣”？什么叫“悲欢 离合”？我在那一瞬间全了解了。
我们哭了好一会儿，然后，父母拉著我们三个孩子，转身对曾连长跪了下去。这是我 这一生中，第一次看到父母亲这样诚心诚意的跪倒在一位恩人的面前。
我们和弟弟，前后整整分散了七天。在一个大战乱里，分散七天而又重聚，像个传奇 ，像个神话，像个难以置信的故事！后来和曾连长谈起来，我们才知道，曾连长是当天才 到桂林的，如果我们早到桂林一天，碰不到曾连长，晚来一天，弟弟们已被送到遥远的地 方去了！
是谁安排我和父母遇到那热心的老县长？在那小镇莫名其妙的逗留了三天？为什么是 三天而不是四天？是谁安排我哭醒父母，从河中爬起来继续求生？是谁安排我们搭上那班 难民火车？刚好遇到连长的部下？人生的事，差之毫厘，就谬以千里！从此，我虽是无神 论者，却相信“命运”二字！我和弟弟们的故事，我只能说，“命运”太神奇！
所以我常说，人生的故事，是由许多“偶然”造成的，信不信？
十七 、别了！曾连长！
在桂林城中，和弟弟们重逢之后，我记得，我们并没有停留多久。因为战火的蔓延， 桂林城中，早已重兵驻扎，而日军环伺左右，桂林城早晚要成为一个战场，绝不是个可以 停留的地方。那两天，父母亲和曾连长有谈不完的话，我和弟弟们都三跪九叩的拜倒在曾 连长面前，正式认了曾连长为干爹。本来，和曾连长重逢，我们原可以又像以前一样，在 连长保护下往前走。谁知道曾连长奉命“死守桂林”。既有“死守”二字，就等于与桂林 共存亡了。曾连长一面部署他的队伍，一面安排我们全家的去路。他用充满信心和希望的 语气对我们说：“你们先去后方，我们把日本鬼子赶走，胜利之后，再好好的团聚！喝它 两杯酒，来回忆我们的认识经过！”
我不知道父母心里怎么想，我对曾连长，却已有那份孺慕之情，总记得跟著他骑马翻 越大风坳的日子，总记得喝他水壶中的水的情景，总记得他把我失去的弟弟们带回给我们 的那种奇迹！可是，我们终于离开了曾连长！
我们是搭难民火车离开桂林城的。曾连长在找到弟弟们的同时，也找到了被挑夫们抛 弃的行李，所以，我们的行李，又都回到我们的身边了。连长预先派他的部下，在难民火 车的车厢中，给我们占据了一块不算很小的位置，于是，一天清晨，我们全上了火车，倚 著车窗，含泪望著站在月台上的曾连长。车子终于蠕动了，曾连长仍然站在那儿，一身军 装，威武挺拔。他不住对我们挥手，我们也不住对他挥手，车子越开越快，越开越远，曾 连长的影子就越来越小，终于再也看不见了。别矣，曾连长！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曾连 长。在我们以后的流亡生活中，不断打听桂林的消息，知道桂林终于失守。但是，我们都 很有信心，曾连长一定等著和我们“举杯话当年”，只是，茫茫人海，一别之后，就渺无 音讯了。
胜利后，我们曾经多方寻找曾连长的下落，可惜一直没有找到，这是我们全家都引以 为憾的一件事。
和曾连长告别，搭著难民火车，我们的目标是先入贵州，再往四川。当时，是遵照曾 连长的指示，走一条入山的小路，从桂林往西边走。记忆中，这一段路程相当模糊。难民 火车似乎只搭乘了一小段路，就不知道为什么又开始徒步而行了。失去了挑夫，我们不但 每个孩子都要步行，而且，连六岁的我，背上都背著包袱，行行重行行，每日徒步三十里 路。
只记得那条路上，满坑满谷都是难民，拖儿带女，扶老携幼，是一次大规模的流亡。 至今闭上眼睛，还能回忆出那条崎岖山路中的难民群，和那幅背井离乡的凄凉景况。我们 走得苦极了，小弟弟总是哭，可是，我们一家人是团圆的！弟弟的哭声也变得可爱了！我 想，在那么多难民群中，可能只有我们家，在凄凉之余，还有一份劫后重生的喜悦吧！
可是，好景能维持多久呢？喜悦又能维持多久呢？战乱中原就朝不保夕，我们的生命 力，又能有多强？
十八、打摆子
我们沿途的食物和住宿，都是依赖身边仅有的一点盘缠。和曾连长分手时，曾连长又 坚持送了我们一点钱。靠这有限的一点资金，我们流亡到了贵州的融县时，终于分文不名 了。
融县（不知是否如此写法，记忆已经模糊）是个相当大的县镇，当时也挤满了难民。 我们投宿在一家小客栈中，父亲发现城里居然还有当铺，于是，我们的衣物，母亲收藏在 内衣中的一些仅有的小首饰，就一一进了当铺。这样，只能勉强日换三餐，夜换一宿。然 而，就在这最艰苦的时候，母亲终于病倒了。当时，贵州广西一带，都像瘟疫般流行著疟 疾，病势凶猛，患者忽冷忽热。普通疟疾都隔日发作一次，而贵州的疟疾，却每日发作， 来势汹汹，而且持久不退，当时在难民群中，死于疟疾的人非常多。当地的人称这个病叫 “打摆子”，几乎人人听到打摆子就变色，因为这种病可以缠绵数年或数十年，而治疗此 病的奎宁药片，又十分昂贵。我们真是“屋漏更兼连夜雨”，母亲竟染上了恶性疟疾，病 倒在小客栈里了。
没有钱，没有医药，没有食物，举目无亲而前途茫茫。那局守在小客栈中的日子真是 凄惨万分。母亲躺在那张木板床上，终日呻吟不绝，父亲每天抱著一些已没有当铺肯接受 的衣物，出去想办法，只希望能换得几片药片。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那间小木板房，我 每日守在母亲病床前面，听著母亲一声又一声的呻吟，我心中越来越慌张，越来越恐怖。 自从流亡开始，我早就已经体会出“死亡”及“离别”的意义，这时候，当父亲出外奔走 ，而把照顾母亲的责任交给我的时候，我那么害怕，“死亡”的阴影，似乎笼罩在整个房 间里。
一天，我又在这种情绪下守著母亲，那小屋里空气极坏，我一直头昏昏的，心里又急 又怕，母亲的呻吟使我紧张得浑身出汗。忽然，母亲睁开眼睛望著我，含著满眼眶的泪水 对我说：“孩子，如果妈妈死了，你们怎么办？”
我再也撑持不住，“哇”的一声，我放声痛哭，我这一哭，把母亲也吓了一大跳，她 慌忙搂住我，安慰我，不绝口的说：
“别怕！别怕！妈妈吓你！”
可是，我哭不停了。哭著，哭著，我浑身抽搐而晕倒了。等我醒来，医生在屋里，我 躺在母亲身边，头上压著冷毛巾，浑身滚烫……我早已感染了疟疾，只是硬撑在那儿，现 在是完全发作了。这样，在那小客栈里，母亲和我都病倒了。那“打摆子”的滋味，至今 还深深刻在我记忆中，它忽儿热得你满身大汗，忽儿又冷入骨髓，使你周身抖颤，再加上 剧烈的头疼，和浑身酸痛。六岁的我，毕竟无法忍受这些，我开始哭泣，不停的哭泣。“ 后来，这病曾折磨我好几年，忽好忽发，直到胜利后复员到上海，才完全治愈。”
一家五口，病倒了两个。请医生的钱再也筹不出来了，客栈的住宿费也欠了很多，客 栈老板生怕我们母女死在他的客栈里，不住催我们搬走。到了这步田地，真正是已经山穷 水尽，一家五口，挤在小房间里，彼此面面相觑，不禁都凄然泪下。这时，我们全家，除 了身上的衣服之外，都早已典当一空，再也没有东西可以卖了。
眼看全家要结束在这小山城里，母亲显然已放弃了希望，她常常和父亲谈起死亡。我 病得昏昏沉沉，总是回忆起在东安河中的情形，当时何以不死？今日难道会死？这样，“ 奇迹”又再度来临了。这天，父亲和往日一样，又出去“想办法”。我和母亲都躺在那暗 沉沉的房间里呻吟等死。忽然间，门开了，父亲带著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兴奋的对母亲 嚷：
“你瞧！我遇见了谁？”
同时，那年轻人直扑床前，激动的喊：
“陈师母，你们怎么会狼狈到这种地步？”
原来，这是父亲教过的一个学生，姓萧。（名字叫什么，我已记不清楚。）当时，萧 先生正在广西大学当助教，而广西大学正好疏散到融县。父亲满街乱窜时，竟遇到了这位 萧先生！当时，萧先生一看我们母女都已病得半死，弟弟们也都饿得半死，他毫不迟疑， 立即跑出去，请医生，买药，买食物，结清欠客栈的钱……他马不停蹄的为我们全家奔走 ，那份热心及热情，真令人感动。我们一家，总在危急关头，有这样的奇遇，也实在是很 费解的事。或者，患难之中，人与人之间，更容易发挥潜在的互助之情吧！
我们的难关，终于在萧先生的全力协助下度过了。疟疾也被药物所控制了。但是，我 们已身无分文，而前面的路还长著呢，如何继续下去呢？为了解决我们以后的问题，萧先 生又把父亲介绍给广西大学。当时，广西大学的教授职员，都已经走的走了，散的散了， 学校当局，正为师资缺乏而焦虑，虽在战争中，学校仍有复课的信心。当他们和父亲一谈 之下，认为父亲是难得的人才，立刻聘用了父亲。于是，我们做梦也想不到，在融县那个 小地方，只因我们母女一病，父亲竟进入了广西大学，有了职业，有了薪水，解决了我们 以后许多困难。于是，我们跟著广西大学，集体行动，继续往贵州撤退。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