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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我给你讲个故事
“在苏联莫斯科的红场上，有一次举行盛会。人山人海，十分热闹。有一个老婆子，满脸麻子，鼻子又高又长，比我的还高，眼睛比我还蓝，长得丑极了。她穿了一件毡子大衣那是贫苦人穿的硬硬的呢子做的那种大衣带了一个小男孩，把他裹到大衣里。小男孩想看热闹，自己钻了出来。红场上十分拥挤，那是莫斯科最热闹的地方。小男孩挤丢了。找不到妈妈，他大哭起来。
“警察跑来帮助他：‘孩子，怎么了？’
“他说：‘我的妈妈找不见了。’
“‘你的妈妈是什么样的呢？’
“‘我的妈妈非常好看，是世界上最慈祥的女人，穿一件毡子大衣。’
“警察带着他首先去看那些红场上的贵妇人：
“‘这个是不是呢？’
“‘不是。我的妈妈比她好看。’
“又看一个：‘这个呢？’
“‘不，我的妈妈不穿这毛茸茸的大衣，穿漂亮的毡子大衣。’
“找来找去，天快黑了，小男孩终于看见他的妈妈正在哭。小男孩立刻扑了上去喊：‘妈妈’他对警察说：‘这就是我妈妈。’
“警察一看：‘天哪’接着他说：‘孩子，你说得对，你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女人。”
讲完这个故事，大妈说：“孩子，你妈妈是好看的。以后不许你说她不好。你说她不好，我会难受的。”
这个故事进入到我的内心里。我的俄罗斯大妈使我在人世上获得了两个母亲。
我九岁上学，大妈死后，我更加强烈地鲜明地爱了自己的生身母亲。随着年事增长，我看到生母的艰辛。她一生所做的事情就是生养抚育九个孩子。我对她的爱甚至超过了爱我大妈。大妈使我敬慕，因为大妈是个刚强能干的女人，虽然平生坎坷，但在生活上并没有受太大的罪。我的生母却始终在贫寒中挣扎，善良柔弱。
我用从俄罗斯妈妈那里承继下来的刚强和深厚的爱心，用成年女儿的心疼爱着母亲所生的异父的兄弟姊妹。继父后来对我也很好，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供我上了初中。直到今天，凡有事情，退休，买房子，找女婿，他都要写信来跟我商量，把我看作这个家的长女。
母亲如今早已过世，兄弟姊妹们有的很淡漠，有的对我还好。做女儿的过了四十岁，这时候娘家也不再像家了，对我像客人。我早已不回哈巴河。但隔段时间，我总寄点钱给继父，让他在晚年感到女儿的孝意，在邻居面前也有个话讲，报答他抚养前夫女儿的厚道。弟妹们有了困难的时候，也爱来找我求援。我感到这是他们把我当作一个姐姐。如今在人世上，他们就是母亲留给我的亲人。
生长在哈巴河，我七八岁才看见汽车。我是先学会俄语，然后学汉语，学哈萨语的。几十年前，“杀回灭汉”的时候，我们家是哈巴河惟一的一家汉人。哈萨人抢走了我的姐姐，就是我的苏联大妈的亲生女儿卡秋莎。听说卡秋莎非常漂亮。“二转子”就是汉族和其他民族生的孩子，总是非凡的美丽。她面孔又红又白，金头发带着光泽，眼睛一看，你就会被她勾住。是别克的哥哥们把卡秋莎抢走的。提起这段往事，别克说我是他的“库达夏”。“库达夏”的意思就是小姨妹。哈萨克只要是有亲姻的部落，称女方部落里的未嫁女子都是“库达夏”。
别克说，那时他还很小，只听见人们说抢了一个俄罗斯姑娘来，大家都围住了那个帐房子。他只看见两个哥哥扶一个戴红面纱的女郎下马来。
我的卡秋莎姐姐嫁给了这哥俩中的一个。这个哈萨女婿后来也来认门，但我大妈终是不喜欢他。因为他们在抢我姐姐的时候，把我的生身父亲杀了。这就是为什么大妈总说我在娘胎里受惊。就这样，牺牲了一个姐姐和我的生父，我们成了哈萨的亲戚，才在这哈巴河留下了惟一的一家汉族。
我的那个俄罗斯姐姐其实和哈萨是早就相好了的，但她拿准我大妈不同意。我大妈开初曾希望回苏联，把女儿带回故国去。卡秋莎就串通了让哈萨来抢。他们是专门拣了个家里没人的日子来的。不料回去的路上，刚巧碰见我父亲了。可怜我的生父，不知道侄女儿的心意，他上来拚命阻拦，被随行的哈萨杀死。
从此，我的卡秋莎姐姐也觉无颜回来看我们。不过她还是过了一段幸福的生活。后来哈萨姐夫在混战中被人杀死了。那阵阿勒泰很乱，那姐夫又是一个强悍好斗的人。我姐姐守了一阵寡，就直接跑到苏联那边去了。她就在边境上一个集体农庄里嫁了一个拖拉机手。我大爷后几年一直庆幸她娘俩的“命好”一个跑了，一个死了，没有等到后来时局那样的变化。
再说我大妈，俄罗斯老婆子教育孩子就是有一套。冬天，每天晚上临睡前，用热水洗了脚后，大妈都要叫我到屋外去，坐在台阶上，抓起大把的雪来擦自己的双脚，直到发红发热，才许进屋上床睡觉。开始怕冷，后来习惯了，她不叫，我自己也乖乖地坐到台阶上去，抓雪擦脚。就这样，我的手脚在阿勒泰零下四十度的时候都不会冻坏，严寒中也不会缩手缩脚的。
我本来最怕吃牛奶面条，每次说“不好吃”，就要挨打：“什么不好吃？你不吃，你吃饱了，就说你不吃。家里的东西不许说不好吃。”吃来吃去，我本来瘦弱的身体就好起来。
大妈强迫我吃生鱼子，使身体壮实耐寒，为我度过这一生做了准备，令我终生感谢她。她死后，我九岁，生活就能自理，自己会补袜子，裁衬裤，不受委屈。
每天晚饭后，搬一个小凳子坐下，我就问：“妈妈，пＯＴＯＭ？俄语：后来呢？”大妈就用俄语给我讲故事。长大后我读了俄文的小说，才知道那就是《无脚飞将军》、《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复活》，等等。
我大爷在旁边说：“她那么小，能听懂吗？”
大妈说：“不管她听懂听不懂，我用俄语说说，心里好过。”
她怀念她的祖国，连我这不懂事的孩子也感觉得到。
我大妈可能也不是斯拉夫民族，也是苏联的一种少数民族：褐色头发，棕色眼睛，皮肤也不是那样白得可怕，一般的白，她在苏联的丈夫大概是被那边的什么政治运动牵连而失踪，两个十七八岁的女儿偷偷跑到中国来。我大妈为了寻找两个女儿来到中国，也许她以为丈夫也在这边。好容易找到了女儿，不料一夜之间，两个女儿又都离她归国。这种转瞬千变的动乱生活，大约跟我们中国后来的那十年相似。我总感到，我的祖国和大妈的祖国是这样相像；两国的人民跑过来跑过去的，彼此庇护，彼此避难。
我大妈没有找到她丈夫。当时她考虑啥我也不知道，反正她没有走，于是找了我大爷这个天津货郎担。
我大爷是个大老粗，只会骂：“老毛子洋老婆子不是东西。”大妈将屋子弄得干净泥滑，烧壁炉。门口放张破羊皮，进屋要换拖鞋。我们，包括邻居来玩的孩子都遵从她的苏联风俗。从小这样惯了，觉得挺好。老头子总是穿着布鞋就走进屋去。大妈就骂：“чёртчёрт老鬼老鬼”然而夫妻感情还是很好。他们那种相依为命的状况，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使我一直坚信，国籍、民族、文化水平的差异并不能禁锢住人的感情交流和天伦关系。
我大爷只知道一句俄语“ложка”勺子，一句哈萨语“阿克夏”钱。他上一辈是天津港的商家，忌讳“搁浅”这个意思。我们吃饭的时候，筷子和汤匙不许搭在碟子边沿上，因为那象征船只搁浅了。我大妈也很尊重这个习惯，并不因自己的文化而蔑视自己的丈夫。
我大妈自己盖了洗澡的棚子，教我和我大爷按苏联人的样式洗澡。一块大石头用火烧得滚烫，一桶水泼上去，就散发出水蒸汽，把人蒸透了，又用桦树条子往身上打。洗惯了很舒服，感冒啊腰疼啊，一洗，一个冬天没有病。我大爷在洗澡的事上倒从没骂过“洋老婆子”。
我小时候有一件印象很深的事。那是我跟我大妈坐汽车从哈巴河到阿勒泰。
那时候到这里来跑的都是破破烂烂的车子，我们那辆车半路就在戈壁滩搁浅了。司机搭上一辆便车回哈巴河去取零件，一车人就撂在了戈壁滩上。
天黑了。幸而是夏天。忽然，来了一些骆驼。原来是住在附近的蒙古人听说这里有一辆车出事，有老人和孩子，他们便骑了骆驼来送奶子。他们说，“帐篷里有炒面，你们没有骆驼走不了，不要见怪。”
一壶奶子大妈只喝了一点，全都让我喝了。第二天早晨，他们又来送热茶，并安慰我们不要急。只要我们不走，他们会把自己的每一餐饭分送到这里来。后来司机回来了，我们开车了。
大妈抱着我坐在车上。戈壁滩上的骆驼已经看不见了。她说：“孩子，要记住这些人。”
事过多年，那些骑骆驼的蒙古人忽然出现在黄昏的戈壁滩上的情景，以及大妈牵着我和一车人在黎明中翘首盼望他们的场面，在我记忆中却越来越鲜明。
我是在大妈死后许多年才理解她的。
《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第三部分唱着来唱着去（10）
一个被迫流亡中国的俄罗斯女人，在我们阿勒泰生活下来。她深爱着这里的人民。
尽管后来人家逼我和我的塔赛娅妈妈这个“苏联间谍”划清界限，我却一直像石头一样倔。柯莉娅小石头，鹅卵石。
俄罗斯妈妈是在合作化的前一年死的。边疆地区一直都搞单干，什么都比库里晚，但人们提心吊胆的，都估计阿勒泰也要“没收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