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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终于讲席的教师——记朱东润先生（2）
朱老身体很好，走路做事总是精神抖擞。有些老先生是病病歪歪活到老，朱老则是健健康康活到老。70多岁时还能与孙子赛跑，而且跑赢了；90岁还在写大部头的著作《元好问传》。他是92高龄患癌症去世的，倘非患上此种绝症，还可活得更长些。但是，平时却并不见他锻炼身体。我问朱老有什么养生之道，他说，他严格遵守作息时间，再就是每天练字，也是一种运动。朱老的遵守作息时间，严格到机械的程度。他说，晚上休息的时间一到，只要时钟的指针指到此时，他就停止工作，决不拖延，如果在写文章，哪怕只写了半个字，也一定搁笔，另半个字到明天再写。但是，他并非一开始就养成这种生活习惯的，年轻时倒是另一种做法，即规定好每天的工作量，做完了才睡觉。他说，他在武汉大学教书时，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讲义，每天是要写一定的字数的，但有位高邻喜欢聊天，常常过来闲聊，他只好奉陪，有时电灯熄了，那位高邻还不肯走，——那时学校的电灯到12时就熄灭，不能亮通宵，于是他只好点起蜡烛来陪着聊。等这位高邻聊得够了起身之后，他再坐下来编讲义，一定要把当天的任务完成，这才睡觉。但不久，有一位年富力强的同事突然死亡，这对朱先生刺激很大，于是就改为准时睡觉的生活方式，并且坚持到老。 朱老虽然很严格，但是并不严厉，有时还很幽默。他老人家是一切都讲准时的，开会从不迟到早退，我则自由散漫惯了，除了上课决不迟到外，开会是老迟到。有一次，因为头天晚上开了夜车，午觉睡过了头，下午开会照例又迟到。正好是朱老主持会议，见我进来，就说：“吴中杰，你家有闹钟没有？”我照实说：“朱老，我睡得太沉了，闹钟没闹醒我。”朱老说：“好，我明天再送你一只闹钟，下次一定把你闹醒。”这样就算批评过了。1970年代末，我请朱老写字，他给我和内子各写了一幅行书，我挂在书房里，很是得意。后来一位行家看了，说：“朱老的行书虽好，但他写得最好的是篆字，你为什么不请他写篆字？”我就跑到朱老那里说：“朱老，人家说你的篆字写得最好，我要你的篆字。”朱老笑着说：“写篆字吃力，我年纪大了，一般是不给人家写篆字了，现在你老兄把机关枪架在我面前，我只好给你写喽！”不久就给我写了一幅篆书，这就是后来收入《朱东润先生书法作品选》的那幅“燕赵悲歌士”，落款还特别署上：“东润时年八十有三”。 朱东润先生逝世多年了，但他给复旦中文系打下的坚实基础，至今还起着作用，大家在遇到什么事时，也还经常提起他。他的精神一直在鼓舞着我们。
第一部分岂好辩哉，不得已也——记陈子展先生（1）…（图）
陈子展先生一生都过得不顺遂，建国前一直受到国民党的迫害，建国后又受到共产党的错误处理。但是，他从来没有屈服过，也不肯放弃真理违心认错，而是挺直脊梁，一争到底，在斗争中表现出他的人格力量。若借用孟子的一句话，可以说： 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若排起履历来，子展先生可以算是中国共产党的老革命战士了。他在1922年就住进了湖南自修大学，这家自修大学是毛泽东别出心裁的创造。在这里，子展先生先后与李维汉、李达、夏曦、何叔衡、谢觉哉等早期共产党人同事或同住过，并与毛泽东相识。马日事变后，被悬赏通缉，一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前一个月，他的名字还列在黑名单中，国民党军警还到复旦大学搜捕过他。他是在1927年秋天，共产党处境最困难、许多党员纷纷退党时，加入共产党的，谢觉哉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据说，因为来不及宣誓，还不能算是共产党的正式成员，但国民党却已将他作为共产党要犯加以通缉了；而因为躲避通缉，他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但这无损于子展先生的革命积极性和坚定性，他一直在做革命的文化工作。他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发表了很多揭露性的杂文，是1930年代重要的杂文家。如《正面文章反看法》、《读书作文安全法》、《不要再上知堂老人的当》、《湖南精神与广东精神》等文章，写得相当泼辣。他那时通读了二十四史，又深入于现实斗争，所以能写得一手好杂文。 子展先生是1934年到复旦大学任教的，后来又担任了中文系系主任。讲堂是传道、授业、解惑之所，除了传授文化知识之外，教师们常常要发表对于现实的见解，表明自己的人生态度。子展先生的见解和态度，必然要触犯时忌，而当时的教育界则是在陈果夫、陈立夫的CC系控制之下，双方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听说，抗日战争中复旦内迁重庆北碚时期，子展先生与CC系就斗得很厉害，以致听命于CC系的学校领导要解聘子展先生。正在危难之际，冯玉祥将军得知此事，特制了一张特大的大红拜帖送到复旦，上书“太老师陈子展先生启”，下面署上冯玉祥的名字，还特意要摆在门房里给大家观看，这才吓退了CC系及其喽啰，没有敢下解聘书。盖因子展先生的一位学生曾教过冯玉祥读书，故有“太老师”之称，而冯玉祥此时虽然已被架空，手中没有了兵权，但名义上还是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与蒋介石也还没有彻底闹翻，而且又算是结拜兄弟，这一点威慑力量还是有的。 子展先生就这么一直斗到新中国成立，应该说，他在文化教育战线上的斗争是不屈不挠的。但学校的情况也极为复杂，这么一路斗下来，总难免有些恩恩怨怨，而这些恩恩怨怨，也难免会延续下来。再加上子展先生虽有湖南人“扎硬寨，打死仗”的精神，但缺乏讲机变善妥协的灵活性，这就难免要吃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