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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这无疑体现着历史的进步。
但是，资产阶级的离婚自由，是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所决定的，有突出的个
人主义的阶级特征。例如，近代资产阶级的著名婚姻问题专家爱伦凯认为，婚烟为
两性间依自由意志所结合之共同生活，以恋爱为基础。所以主张夫妻间失去爱情，
即应离婚，且必须绝对自由。资产阶级“离婚绝对自由”的理论，和资产阶级宣扬
的其他自由一样，只是少数有产者的自由，即以离婚为手段，遗弃妻子，玩弄异性，
破坏家庭的“自由”。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离婚法大多是不能
实现的，因为被压迫的女性在经济上是受压迫的，因为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
妇女在任何民主形式下，始终是家庭的奴隶。不过列宁并不同意因此而得出结论说：
“离婚自由有什么用？”他在1916年的同一篇文章中指出：“离婚权也象所有其他
民主权利一样，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很难实现的，是有条件有限制的，是极其表面
的，但是尽管如此，任何一个正派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不但不能把否认这一权利的人
叫作社会主义者，甚至不能把他们叫作民主主义者。”＇注＇谁不要求立即实现离婚
的充分自由，谁就是把被压迫妇女置于惨遭蹂躏的境地。
我们党在领导中国革命一开始，就注意领导妇女解放斗争和改革旧的婚姻家庭
的问题。1931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婚姻条例》。毛泽东在他签署的有关决议中指出：“在封建统治下，男女婚姻
野蛮到无人性，女子所受的压迫与痛苦，比男子更甚。只有工农革命胜利，男女从
经济上得到第一步解放，男女婚姻关系才随着变更而得到自由。目前在苏区，已取
得自由的基础应确定婚姻以自由为原则，而废除一切封建的包办、强迫与买卖的婚
姻制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的公布，标志着中国婚姻家庭制度大革
命的开端。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是我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婚姻家庭
问题的学说，具体运用来解决中国婚姻家庭问题的最初的法律文献，为我国的新婚
姻家庭制度奠定了各项原则基础。上述决议还特别指出：“关于婚姻问题，应偏于
保护妇女，而把因离婚而引起的义务和责任，多交给男子担负。”这在当时历史条
件下是完全必要的，它对于保障妇女的离婚自由有着重要意义。
离婚问题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有其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从根本
上说，婚姻关系的矛盾是社会矛盾的反映；婚姻纠纷的性质、内容也必然为社会的
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所决定。同时，随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道德等
各方面的发展，婚姻纠纷的内容也不断变化。
北京市婚姻家庭研究会的调查表明，1949年到1987年，北京市的婚姻家庭经历
了三个时期和两次大冲击。
北京和平解放后的第一个月（1949年2月），人民政府就根据解放区婚姻条例开
展婚姻登记与管理工作，明文规定：“本条例根据自愿，一夫一妻之婚姻原则制定
之。”“禁止重婚、早婚、纳妾、蓄婢、童养媳、买卖婚姻、租妻和伙同娶妻。”
1950年4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后，北京市主要开展三项工作：1．
确立新型婚姻。1950年5月到1953年2月，在49734对申请结婚者中，有1。1％由于包
办、早婚、重婚等原由而未被允许结婚。2．初步解决了旧社会遗留的婚姻问题。1
950年到1953年，民政局与法院准予离婚的对数与当年结婚对数相比，为25％到35％
之间，其中妇女提出离婚的占80％左右。这种较亭离婚率是破除封建婚姻的必然结
果，是社会的历史性进步。3．家庭的结构与内部关系初步改善。1954年调查表明，
对自己的婚姻与家庭生活表示满意或比较满意的人已占80％。
1954—1957年，婚姻家庭稳步发展。离婚率稳定在9％—10％之间。但1958—1
962年，婚姻家庭受冲击。“大跃进”中大批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到1960年职工总数
纯增57％，到1962年又纯减20。3％。这种罕见的城乡人口大对流和工资收入者的剧
增剧减，使本已有所削弱的城乡差别和金钱地位结婚观念重又突发。此外，由于不
正常的政治气候，在押犯人家属提出离婚的也增多。因此，全市离婚率1959年增至
12。3％，直到1964年才降回到与1957年大体持平的9。8％，形成解放后第二个离婚高
峰期。1964年第一次冲击过去，刚要喘气，“文革”的第二冲击波又铺天盖地而来，
婚姻成了政治附属物，每个挨整或出身不好的人都可能遇到离婚。强权婚姻、谋取
政治利益的婚姻等等写在这些年的历史上。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1981年新婚姻法的实施，北京市的婚姻关系
发展到新的阶段，离婚出现了新的趋势。需要指出，与社会上的普遍印象相反，北
京近些年来的离婚数是不但增加极少，而且大大低于50年代和60年代，甚至可以说
还根本够不上什么较大社会问题。从离婚率变化来看，1977年为3。9％，1979年最低，
为2。5％，1981年仅次于1979年，为2。6％，1982年为4％，1984年最高，为5％，但
1985年又降为4。4％，如果离婚率还不够精确，那么每万人口中的离婚对数以1985年
最高，为6。2对，但这与1956年相等，而且低于1950—1964年间的任何一年。即使从
离婚绝对数来看（且不论人口增加多少），最多的1985年达5。874对，但仍与1964年
持平，而且仅是第一次大冲击的1962年的68％。因此，任何夸大近年来离婚问题严
重性的说法都没有根据。总的趋势表明：爱情对维系婚姻的作用越来越大并越来越
被人们理解和接受。这无疑是实现恩格斯预言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巨大社会进步。
＇注＇
从微观上看，婚姻关系的破裂以及在离婚中所持的观念、立场和方法，与婚姻
当事人的道德素质有着密切的联系。
八十年代初，遇罗锦诗蔡钟培离婚案曾一度引起社会的颇大关注。在案件尚在
审理期间，两家发行量超过百万份的杂志公开组织了倾向于遇罗锦的大讨论。此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却播发了新华社记者的一则报道：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重
新审理遇罗锦蔡钟培离婚案。性伦理学应该对此做出怎样的评价呢？笔者受中国伦
理学会的委派，对这一离婚案展开了广泛的调查，并于1981年6月14日以蔡钟培代理
人的身份出席了法庭的重审。笔者以为，这件离婚案的确给人以深刻的道德启示。
正如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在《审理遇罗锦诉蔡钟培离婚案的经验教训》中所指出
的：重审抓住了案件的焦点——离婚的真实原因，并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分清了是
非，经过调解达成了离婚的协议。当事人双方和他们的三位代理人都在协议书上签
了字。协议书说：“遇罗锦与蔡钟培于1977年7月8日恋爱结婚，婚后夫妻感情融洽
和睦，后由于遇罗锦自身条件的变化、第三者插足、见异思迁，因此使夫妻感情破
裂。本院受理后判决双方离婚，因事实审查失误，经蔡钟培上诉后，北京市中级人
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裁定发回，本院重新审理。现蔡钟培亦坚决要与遇罗锦离婚，遇
罗锦仍持原要求离婚意见。经本院审理中调解，双方达成协议”，“自愿离婚”。
按照一审的判决，遇、蔡的结婚和离婚，责任在双方，是草率结婚的结果。这是不
符合事实的。重审查明（遇罗锦自己也承认），遇罗锦由于作风上的不检点，与第
三者的关系失去控制，加速了与蔡钟培感情的破裂。不难看出，遇罗锦在离婚案中
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而查明有关事实真相，对于我们正确理解离婚中的道德
也是有益的。
离婚中也能表现出崇高的道德情操。例如白求恩与他离婚妻子的关系。诺尔曼
·白求恩与弗朗西丝·”坎贝尔·彭尼曾两度结婚而又离异。然而，在白求恩的心
目中，弗朗西丝毕竟是少数几个真正了解他的人之一。离婚后，他仍然管她叫“我
的妻子”。白求恩对他离婚的妻子的信任、友谊和关怀一直持续到生命的最后时刻。
1939年11月的7个夜晚，生命垂危的白求恩在中国北方的一家农舍里躺了好久，沉重
地呼吸着。然后他勉强坐了起来，背靠着墙，抽出胸袋里的自来水笔，用右胳臂把
纸压在膝盖上，开始写了起来。他一再让胳臂垂下去，把头向后靠在墙上，等有了
力气再往下写。他是在给军区司令部写他的遗嘱，其中有这样一段：“请求国际援
华委员会给我的离婚妻（蒙特利尔的弗朗西丝·坎贝尔夫人）拨一笔生活的款子，
或是分期给也可以，在那里，我对她所受的责任很重，决不可为了没有钱而把她遗
弃了。向她说明，我是十分抱歉的！但同时也告诉她，我曾经是很快乐的。”这就
是白求恩和他离婚妻子的故事。从中，人们不难体会到他处理离婚问题时的真诚、
崇高的道德。
第五章 婚前关系中的性伦理
婚前关系，在其较严格的意义上，是指未婚男女以结婚为目标所结成的特定的
关系，在其较广泛的意义上，则指未婚男女之间所结成的以性为核心内涵的特定关
系。
婚前关系中的性伦理涉及多方面的内容。本章拟从恋爱与伦理谈起，进而着重
研究婚前性行为和试婚中的性伦理问题。此外，还准备就婚前关系的特殊形式——
独身中的性伦理做些探索。
一、恋爱
爱情要经历一个萌芽、开花和结果的过程。男女双方培育爱情的这个过程，就
称之为恋爱。
在本世纪初，西方有一种流行的看法，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