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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可以说，一般政体所建立的各种法制，其本旨就于谋求城邦的长治久安；大家拥护这些法制，一个政体可得维持于不坠。 这里，我们前面曾屡次讲到保全的重要办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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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保证一邦之内愿意维持该政体的人数超过不愿意维持的人数。还有一条绝对不该忽略的至理，而今日正是已被许多变态政体所遗忘了的，就是“中庸之道”。许多被认为平民主义的措施实际上是在败坏平民政体，许多被认为具有寡头性质的措施实际上是在损伤寡头政体。 坚持这两种政治主张的党人，各自都以为他们的政体的类型是唯一合理的，于是变本加厉地各自趋向极端。他们忽略了一个政体需要保持平衡，恰像——试举一物为例——一个鼻子应该保持其匀称。 人的鼻子要是在某种程度内偏离了正直的标准，而近似钩鼻或塌鼻的畸形，看起来仍旧不失为一个像样的鼻子。 但是过度的畸形变化便同脸上其它部分渐次失去匀称；如果畸形尽量发展，终变得极度的钩或塌，最后看来就竟然完全不成其为一个鼻子了。就鼻子而言是如此，就人身其它部分而言也是如此；再就各种政体而言也是这样。 寡头和平民政体两者虽然都偏离了理想的优良政体，总之还不失为可以施行的政体。 但两者如果各把自己的偏颇主张尽量过度推进，这就会使一个政体逐渐发生畸形变化而最终完全不成其为一个政体了。所以立法家和政治家应认清民主主义的诸措施中，哪些是保全民主主义的，哪些却恰好足以破坏一个平民政体；类似地，也须知道寡头主义的各种措施中，哪些是可以保全的，哪些却恰好足以破坏寡头政体。 如果不兼容富户和穷人，这两种政体都不能存在或不能继续存在。 因此，要是实施平均财产的制度，这两个体系都会消失而成为一个不同的新政体；过激的法律往往企图消灭富户或排除平民群众，然而以贫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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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存为基础的旧政体从此也必与之同时消失了。 平民政体和寡头政体中的政治家们［对这些失于计虑，］往往铸成错误。例如，在群众意志超越法律权威的平民政体中，平民英雄们便习惯于将城邦分裂为两方，率领着平民这一方，攻击富户那一方。 他们所应取法的政策实际上恰好相反：随时出而为富户辩护。 在寡头政体中，也应采用相似的政策：寡头们应随时为穷人的利益辩护；他们所宣布的誓言恰好应该反过来。有些城邦的誓言就是这样的：“我深恶平民，当尽我力之所及，惩罚他们，以消除其祸害。 他们的思想实际上颠倒了；应该把誓言改为”我绝对不加害于贫民（平民）“。
可是，在我们所曾讲到的保全政体诸方法中，最重大的一端还是按照政体的精神实施公民教育——这一端也正是被当代各邦所普遍忽视的。 就算是完善的法制，而且为全体公民所赞同，要是公民们的情操尚未经习俗和教化陶冶而符合于政体的基本精神——要是城邦订立了平民法制，而公民却缺乏平民情绪，或者城邦订立了寡头法制而公民却缺乏寡头情绪——终究是不行的。 就城邦而言，它也类似个人，可能缺乏纪律而失于放逸。［所以它也好像个人那样需要教育。］这里所谓的按照政体的精神教育公民，并非说要公民们学习寡头党人或平民党人的本领。 应该培养公民的言行，使他们在其中生活的政体，不管是平民政体或者是寡头政体，都能因为这类言行的普及于全邦从而收到长治久安的效果。 根据这个宗旨说来，现今各邦的实际情况都不相符合。 在寡头城邦中，执政人员的子弟都竞尚奢华，正当他们陷于浮夸的时候，平民的子弟却因劳作和锻炼而志气日强，体力日壮，一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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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乘，就会奋起而实施变革了。 在极端平民政体中，处处高举着平民的旗帜，而那里所行使的政策实际上恰好违反了平民的真正利益。这种偏差的由来在于误解了自由的真正含义。大家认为平民政体具有两个特殊的观念：其一为“主权属于多数”
，另一为“个人自由”。平民主义者先假定了正义在于“平等”
；进而又认为平等就是至高无上的民意；最后则说“自由和平等”就是“人人各行其意愿”。在这一种极端化的平民政体中，各自放纵于随心所欲的生活，结果正如欧里庇特所谓的“人人都各如其妄想”
［而实际上成为一个混乱的城邦］。
这是种卑劣的自由观念。公民们都应当遵守一邦所定的生活规则，让各人的行为有所约束，法律不应被看作［和自由相对的］奴役，法律毋宁是拯救。这里，我已经概括地说明了政体的变革及毁灭的诸原因以及保全和持久的诸方法。
章十 但关于君主政体的毁灭原因及其保全方法还须继续讨论。 一般说来，以前已经讲过的，通涉于诸政体的原因和通用的方法，也同样适于君主政体和僭主政体。 君主政体具有贵族政体的性质，而僭政则为寡头和平民两政体的极端形式的复合；所以它比其它任何统治制度都更加有害于它的人民。 僭主政体由两种恶劣的体系合成，也就兼具了那两者的偏差和过失。 一长制的两种类型根本就各不相同而且简直是相反的。 君主政体的产生起源于君王或其家族的优异的才德和卓绝的功勋，从而树立了他们特殊的地位；建制的用意在于帮助国内较高尚的阶级能够跟平民群众相抗衡；诸王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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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于较高尚的阶级。 相反，僭主出身于平民群众，僭主初兴时，都装扮成为他们的保护人，领导他们对付贵要阶级任何不公道的损害。 历史表明了这一事实；我们可以这样说：大多数的僭主都以“群众领袖”的身分发迹起家，凭借他们攻击著名人物的本领以博得平民的信任。 但是，在各城邦人口繁庶以后，许多僭主的来历虽然的确是这样，另一些古代僭主却还有不同的途径。其中，有些本来是王室而野心特大，不以传统的职权为满足，因此建立了较为专制的统治。 另一些是曾经起先被推选为最高机构的执政人员，而在古代，第缪俄古（“民政官‘们）和色乌里亚（”监督“们）这类官职习于久任，就不难有机会窃据而为僭主。 另些则在寡头政体中，利用了那里主政机构并非多数人合议而由一人专管的机会。 所有这些情况都授予野心家以可乘之机，作为君王或执掌着某些其它要职，他就具备了能够进行僭窃的权力。 阿尔咯斯的斐登及其它若干人就初始为王而终于做了僭主。 另些如爱奥尼亚诸僭主和［阿格利根坦的］法拉利斯就是利用其它一些要职为踏脚石。 巴那伊修在里昂底尼，居伯塞卢在科林斯，庇雪斯特拉托在雅典，狄欧尼修在叙拉古，及其它若干人在他们的各邦内，则以群众领袖为其僭业的开始。王制，我们刚才说过，可以归于贵族政体。 王制以功业为基本，同贵族政体的性质相似。 这可以是个人或家族具有优异的品质，或他们的功业曾经造福邦国，或两者兼备而且还具有卓越的才能。 凡受到爱戴而登上王位的人们必定是他们的恩德业已遍及于城邦或民族，或他们的美名已经使大家确信他们能加惠于城邦或民族。 列王，如雅典的科特罗斯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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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全邦从败亡中拯救出来，使人民免遭敌国的奴役，如波斯的居鲁士曾是波斯人的解放者；其它如拉栖第蒙和马其顿的君王，或是［在伊庇罗斯的］莫洛修人的王族，都曾有过开疆拓土的勋绩。 设置一个王位的用意是在给社会安排一个保护人，使各家的产业全都获荫庇而受到保卫，可免除一切欺侮或压迫。 至于僭主政体，我们已经屡次说过，则恰好相反。除了僭主自己的利益之外，僭主政体不关心任何公众的利益。僭主所重视的只是寻欢作乐，贤王所倚重的则是善德。 两者异趣，因此他们所追求的也各有不同；僭主日谋积累他的财富，而贤王只求声名的永垂。 王室的卫队都是本国公民；僭主的卫队则是雇佣外籍军人。僭主政体［既是两者的复合，］显然兼具寡头和平民政体的弊病。 它从寡头政体上承袭了积累财富的目的；一个僭主维持其卫队和豪奢的生活完全依赖财富。僭主，有如寡头们，都不信任平民群众，所以不让他们获得武器。 僭主政体也采用跟寡头统治相同的方针以压迫平民，把他们逐出城市，疏散到乡郊。 它又从平民政体上接受了仇视贵要阶级的气息及或明或暗地损害著名人物的政策；僭主们时常流放贵要，认为他们正是自己的劲敌，留在国内会妨碍着自己的权势。 贵要们的确可以不利于僭主，贵要们或是想自己执政，或是因不愿成为虐政下的奴隶，常常会联合起来进行反抗僭主的活动。 因此伯利安德对另一僭主司拉绪布卢所作摘除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