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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贵的阁下”，但不许直接叫“法官”。工作人员会安排初次出庭的律师先在法庭走位，以消除陌生环境给他带来的紧张情绪。
金斯伯格刚进最高法院时，尽管她与奥康纳并不相像，但出庭律师经常把二人弄混，甚至把名字叫错，奥康纳一度给自己做了个胸牌，上面写着：“我是奥康纳。”她每次出庭都挂着这个胸牌，直到没有人再把她俩弄混才取下来。
漏选票确实有许多形式，如悬挂式（孔芯一角与选票连结，像飘荡的风筝）、摇摆式（孔芯两角与选票连结，状如门窗）、三角式（孔芯三角与选票连结）、孕妇式（孔芯四角均与选票连结，但中心部分凸起，对准光亮处，可见孔芯边缘透过的光线）、酒窝式（孔芯四角与选票连结，只是在孔芯上或孔芯附近有一个尖细的凸点或凹点），这些不同状态的孔芯让人难以判断投票人的真实意图。
阿尔·夏普顿（A1 Sharpton），美国著名黑人牧师，民权运动积极分子，在争取少数族裔权益方面，向来以不遗余力、不择手段而著称，每当有种族纠纷发生，他不但不息事宁人，反而煽风点火，甚至教唆他人做伪证，以扩大影响，争取公众注意。在美国ABC电视台的著名电视剧集《波士顿法律》（Boston 第一季第一集中，阿尔·夏普顿还客串了一个以自己为原型的角色，他扮演的牧师冲进法庭慷慨陈词，讲述了一番关于种族平等的大道理，最终使原告方反败为胜。
第三部
第14章 开放年代
第15章 法律文化
第16章 演讲之前，说点什么
第17章 绿皮意见书
第18章 “我们行政分支不会这么做”
第19章 转折年代
第14章 开放年代
2001年1月，大法官们结束圣诞假期时，本开庭期剩下时间段的待审案件目录终于印证了苏特去年秋天的预测：这是乏味的一年。
布什诉戈尔案招致的批评，曾让一些大法官惊骇不已，剩余开庭期的平淡，或许可以舒缓他们的沮丧情绪。在他们看来，若按人们惯常的批评模式，布什诉戈尔案最多被指责为错误裁判，甚至说是开倒车或右倾，但是，批判声音的矛头所向，却是大法官们的动机与公正。判决被称作一件赝品、一次政治操作、一场政变。
这次判决激起的反响，正以不同方式影响着多数方的大法官们。伦奎斯特比多数同僚年长，也比他们更少介入现实政治，对这些喧嚣纷扰并不以为意。向来好勇斗狠的斯卡利亚，对各种指责自然照单全收。（值得注意的是，斯卡利亚极少为布什诉戈尔案的判决意见辩护，他更愿将之称为对一场失控选举的必要干预——如同用于政治“躯体”的止血带一样。“我们必须做些什么，因为其他国家正在嘲笑我们，”斯卡利亚会这样告诉听众，“法国佬正嘲笑我们。”）托马斯的想法就更简单了，在他眼中，布什诉戈尔案引发的愤怒完全是对方的报复行为。
恰恰相反，奥康纳从不在意自己在这起案件中扮演的角色。她珍惜自己在最高法院内的温和中间派地位，由于卷入一桩被许多人认为充满党派偏见的恶劣判决，她最近一直心绪不宁。像斯卡利亚一样，奥康纳很少为判决本身的价值辩护。面对压力，她有时会援引媒体事后推演的重新计票结果，以此证明，布什诉戈尔案判决的作用并不像批评者所渲染的那么大。奥康纳从未对自己的投票感到后悔——那种触及灵魂的深刻反省从来不是她的风格——但是，这起案件确实是她一段不愉快的回忆。
多数方的五位大法官中，肯尼迪受布什诉戈尔案的影响最大，可以说，那是他一生中最为痛苦的一段时光。他的职业生涯中，绝大多数时间都在担任法官，并对这一职业怀有一种特殊敬畏，“法官行会”（the guild of judges），他有时会这样称呼自己的职业。事实证明，最高法院将出现两个安东尼·肯尼迪——一个是2000年12月12日之前的肯尼迪，以及在此之后的另一个——他的转变，无疑是这起划时代案件留下的最出人意料的遗产。
与各国法律和外国法官的广泛接触，对后布什诉戈尔案时代的肯尼迪大法官产生了近乎脱胎换骨的影响。2000年后，部分为了逃避华盛顿压抑的政治气氛，肯尼迪增加了出行频率，更愿到广阔世界中放松自己，也正是这些旅行，最终促动了他的转变。考虑到肯尼迪在最高法院中的关键作用，法院乃至整个国家，都会受到他这一转变的影响。布什诉戈尔案的悖论就在于，大法官们用判决把总统职位送给了一个保守派，却将最高法院引入了近年来最自由化的方向。
表面上看，近代历史上还没有哪位大法官在进入最高法院前，有着比肯尼迪更为深厚的乡土背景。里根总统1987年提名他进入最高法院时，51岁的肯尼迪还居住在萨克拉门托的祖屋里。
但安东尼·肯尼迪的这幅形象——毕生都在同一个小城范围内活动的乡土律师——绝对来自人们的误解。肯尼迪的生活经历绝不像荒岛居民般与世隔绝。少年时代，他的叔叔，一位石油钻井工，就在夏天雇他去加拿大和路易斯安那的钻塔工作。大学毕业前，肯尼迪曾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过几个月，那里的学生言论内容之丰富，政治辩论程度之激烈，都令他乐在其中。作为一名年轻律师，尽管自己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首府*的律师事务所规模尚小，他却已发展起庞大的国际业务。由于肯尼迪前往墨西哥处理业务的次数太过频繁，以至于成为为数不多的拥有墨西哥律师从业执照的美国律师之一，他帮助客户在墨西哥建立了最早一批“供应地”——美资工厂。
肯尼迪的父亲是萨克拉门托市的一位传奇说客，因代表加州制酒业对各方进行富有激情（而且有趣）的游说而知名。为了打理律师事务所的生意，安东尼·肯尼迪与客户保持了密切关系，不过，他在萨克拉门托当地却树立起另一种不同形象——一位教授，而非一个热情的“人来熟”。1965年，肯尼迪29岁，法学院毕业还没多久，他就开始在当地的麦克乔治法学院教授宪法学。对肯尼迪来说，两大要素对他至关重要，一是对教师身份的自我认同，二是通过法律实现社会价值的变迁。
被杰拉尔德·福特总统提名为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法官时，肯尼迪甚至还未满四十。上诉法院法官的工作本来就很无趣，对他这样的年轻人来说，简直可以用枯燥来形容。法官们的工作内容终日一成不变，不是阅读法律理由书，就是听取法庭辩论，撰写判决意见。所以，当首席大法官伯格委任他担任南太平洋地区美国海外领地法庭主管时，肯尼迪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命，开始奔走于关岛、帕劳、塞班岛、美属萨摩亚、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之间。不过，他并未放弃萨克拉门托市的教席，偶尔仍在法学院执教，也正是在那里，他获得了一次改变自己司法生涯的机会。1987年，麦克乔治法学院提供了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UniversityofSalzburg）为当地法学院学生授课的一个暑期项目，于是，肯尼迪也开始在那里执教，也正是在那一年，里根提名他进入最高法院。1990年，肯尼迪重返萨尔茨堡授课，之后每一年，一俟最高法院每个开庭期的最后一份判决出炉，肯尼迪与妻子玛丽会立刻整装出发，前往阿尔卑斯山麓那个田园风光的城市。
肯尼迪进入最高法院一年后，柏林墙倒塌了，世界政治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发展，对肯尼迪阐释宪法的角度产生了很大影响。几乎是一夜之间，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即将制定真正的成文宪法的国家。这些国家既包括前苏联的加盟国与卫星国，也有亚洲、中东与非洲的部分国家。事实上，这些国家为了寻找灵感与启发，都把目光投向了美国——更确切地讲，是美国最高法院。
肯尼迪十分乐意回应这些求助，并且开始向新兴的民主国家——包括捷克斯洛伐克与俄罗斯——提供宪法方面的建议。1990年代初，为了输出美国的法律观念，有数十个相关项目被创立。多数大法官都参与了一些项目交流活动，肯尼迪与奥康纳则是其中最活跃的两位。1990年，奥康纳帮助创立了美国律师协会中欧与欧亚法律计划（Central European and Eurasian Law Initiative，CEELI），该项目组后来成为同批由公共机构创立的组织中规模最大的一个。CEELI的第一次会议将在萨尔茨堡举行，因为肯尼迪正好也要去赴当地，奥康纳就邀他一同前往。
肯尼迪十分享受在这座城市度过夏日，在这里，每年都有许多重要的国际性法律会议陆续召开。这些活动多由一个名叫萨尔茨堡研究会（Salzburg Seminar）的团体组织举行，该团体由三位哈佛毕业生于1947年创立，他们设想欧洲需要一个地方来研究美国理念。他们募集了数千美元，并租用利物浦斯康城堡（SchlossLeopoldskron）作为主要活动场所，这是一座在纳粹入侵后就久未修缮的18世纪城堡。该研究会后来以“马歇尔思想计划”（Marshall Plan of the mind）而广为人知，时至今日，仍有许多学者和法官来此参加会议。自1971年以来，美国最高法院共有9位大法官来此参加会议，其中多人更数次造访。肯尼迪参加过4次研讨会，即便在他没有正式列席的夏季，他也经常来城堡与外国同行会面。
相对于萨尔茨堡宽松的安检标准，利物浦斯康城堡的安全措施显得颇为严格，这倒不是因为那些法学家们。事实上，这座城堡曾是1965年著名电影《音乐之声》多个场景的拍摄地，并因此吸引了大量影迷与参观民众。两个著名浪漫镜头——一个发生在蕾瑟尔（Liesl）与鲁尔夫（Rolf）之间（伴着歌曲《奔着十七岁的十六岁》），另一个发生在玛丽亚（Maria）与上校之间（伴着歌曲《世间美好事》）——的外景地原先就设在城堡花园的一个玻璃露台里。如果前来参观的人群实在太多，这个露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