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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间美好事》）——的外景地原先就设在城堡花园的一个玻璃露台里。如果前来参观的人群实在太多，这个露台会被转移到更靠近萨尔茨堡市中心的场所。（在利物浦斯康城堡外，最靠近街边的墙上有一则用英语写就的告示：“侵入者将被起诉——包括旅游团”。）对肯尼迪而言，这座城堡就是他在萨尔茨堡的第二寓所，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一个能让一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与外国同行们轻松交往的地方。
在欧洲，从乔治·W。布什上台第一天起，他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对国际组织的蔑视，尤其是西部牛仔式的自鸣得意，就一直不招人待见。2001年之后的每个夏天里，肯尼迪从未遇到过一位喜欢布什的人。对他来说，布什诉戈尔案就像一场家庭悲剧，始终是个被回避的话题。对于国际同行们如何看待这位总统，如何看待自己那份把布什送入白宫的判决，肯尼迪内心跟明镜似的。
布什诉戈尔案后的一天，肯尼迪与理查德·戈德斯坦（Richard Goldstone）共进午餐，戈德斯坦是南非宪法法院前任大法官，此次来萨尔茨堡是为发表一次演讲，他与肯尼迪一样，热切期待会见外国同行。俩人在城堡二层一个装饰着镶镜墙板和镀金烛台的房间用餐，许多年前，这里曾经被布置成《音乐之声》中范·特拉普（von Trapp）的舞池。
“您了解俄罗斯的法官吗？”肯尼迪问戈德斯坦，“他们能屈能伸。”
“好的坏的我都遇到过，不过，现在他们的法院归总统管了。”戈德斯坦说道，他暗指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
肯尼迪说，自己曾在美国律师协会一个团体的理事会兼职，这个团体会向中国的法官与律师提供一些咨询意见，所以，他大概每年会去一次中国。“有一次，我被安排与他们一位副总理共进晚餐，”肯尼迪说，“我知道我应该送别人一件礼物，但是，我们的预算中没有这一科目。于是我只好自己来到最高法院的礼品店，在那里发现了其中一本台历。它装在一个精致的皮质盒子里，每个日期上都标注着美国宪法史上一些重要事件及发生年份。在晚宴上，我把日历送给这位副总理，他显得很高兴，我就说，“您生日是哪一天，要不查查看？”然后他把自己的生日告诉了我，并把日历交给翻译。翻译看了一眼，之后就站在那儿，先看看我，再看看四周，一脸茫然，全场一片缄默。很明显，翻译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于是，我说，“念出来，念出来。”结果，那一天的条目上写的是：丹尼斯诉美国案，一桩支持联邦政府监禁11名美国共产主义者的判决。全场又一次陷入沉默。我的警卫向门口走去。接着，那位贵宾开始哈哈大笑。”肯尼迪也大笑，补充道，“我可不是一位世界级的外交官”。
类似交流也在华盛顿同样进行着。由于伦奎斯特或多或少地禁止大法官们在例行午餐会上讨论法院事务，大法官们也很难假装对某位同僚的孙辈保持长期关注，所以他们开始邀请客人来最高法院参观。先后来访的包括科菲·安南、康多莉扎·赖斯、亨利·基辛格、历史学家戴维·麦卡洛（David McCullough）、女高音歌唱家凯瑟琳·玛菲塔诺，以及艾伦·格林斯潘（他也是惟一一位重复受邀者），但最常见的访客还是外国的法官们。戈德斯坦是其中一个，还有以色列首席大法官埃伦·巴拉克（Aharon Barak），以及其他不那么知名的的法学家们。在后冷战时代初期，这样的司法交流可能开启了一条输出美国宪政主义的通道，但在后来的日子里，不同类型的司法理念开始双向传递，并对最高法院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样的双向交流推动着最高法院——尤其是肯尼迪——向左翼靠拢。美国是世界上最保守的民主国家，有着支持有限政府和低税收的举国共识。实际上，世界上其他民主国家——无论在欧洲或在其他地区——都维持着更为强大的公共部门，并且偏好诸如全民医疗保险和高税收之类的公共政策。相应的，这些国家的法官们也比美国同行更为自由。这一对比在死刑问题上尤为鲜明。全世界的民主国家不仅在实质上废除了死刑，更尝试在他们所参加的区域联盟中禁止死刑。所有申请欧盟成员国资格的国家，必须宣布废除死刑。在许多欧洲法官看来，死刑带给他们的感觉已不仅仅是反对那么简单，而是发自内心的厌恶。肯尼迪投票风格的变化也体现在他的眼镜上，他外出时戴一副1970年代流行的钢架飞行员镜，室内则戴一副欧式风格的无框眼镜。
21世纪之后，这种世界主义从几个方向抵达最高法院，新一代的法官助理们也带来了对同性恋的全新态度。当下，同性恋权利运动仍被排斥在主流政治文化之外，但它却彻底改变了法律精英们的世界。在各大法学院和雇佣这些法学院毕业生（其中很多人担任过最高法院法官助理）的大城市的律师事务所中，平等对待同性恋者的事业几乎获得了一致的支持。法学院和事务所宣扬对同性恋者的欢迎态度，以此为荣。大量同性恋法学院学生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耳熏目染，对这类观念习以为常，他们也以法官助理身份陆续来到了最高法院。
同性恋法官助理们改变了最高法院，这并非因为他们宣扬同性恋权利，而是他们的存在本身使然。当然，他们表现优异，和异性恋同事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而这也正是重点所在。文雅而正派的大法官们，毫无例外地对同性恋助理以礼相待。当最高法院一位资深律师相处多年的同性伴侣去世，他收到的第一封吊唁信就来自伦奎斯特。（首席大法官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同样有公开的同性恋者。）托马斯对同性恋法官助理的伴侣们一视同仁，一样说说笑笑，视为家人。有趣的是，他书桌上放着一位单滑板运动员的照片，那是史蒂文斯大法官一位助理的同性伴侣，没有人这样觉得有什么不妥。奥康纳就更有意思了，每当自己的助理喜添新丁，她都会送一件写着“了不起的助理”的T恤。2000年之后不久，她听说她的一位前助理，一位男同性恋者，正准备与伴侣收养一个孩子。奥康纳的办事风格从来灵活而富有效率，这次也不例外，她把头探进现任助理们的办公室，说道：“我应当也送给他们一件T恤，对吗？大家都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没错吧？”助理们点头称是，于是T恤衫很快就被寄了出去。
最高法院内的文化变迁，恰好与许多年前那段司法场景形成鲜明对比。在1986年的鲍尔斯诉讼哈德威克案（Bowersv。Hardwick）中，最高法院维持了对一名与同性发生性行为的佐治亚州男子的有罪判决。拜伦·怀特为这份54判决撰写的法院意见，对同性恋的权利观完全不屑一顾。“说进行这种性行为的权利是“深深植根于这个国家的历史与习俗”或是“暗含在法定自由中”，实在是无稽之谈。”怀特写道。首席大法官伯格也在协同意见及摘要中表示了轻蔑：“认为同性性行为是一项受保护的基本权利的观点，无疑是弃数千年来的道德教化于不顾。”对整整一代同性恋人士及其支持者而言，这一案件依旧是个开放性创伤。
1986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六，刘易斯·鲍威尔大法官与他的法官助理小卡贝尔·奇尼斯（Cabell Chinnis Jr。），围绕鲍尔斯诉。哈德威克案进行了一段不寻常的谈话。那一天，奇尼斯凑巧提到乔伊斯·默多克（Joyce Murdoch）与德布·普莱斯（DebPrice），这两人合著了一本讨论最高法院同性恋权利案件历史的著作。鲍威尔顺便问起同性恋的普遍程度，说根据一份法庭之友意见书的统计，数量大概在10％左右。奇尼斯说他觉得这个数字比较准确。但鲍威尔却说：“我不认为我碰到过同性恋人士。”奇尼斯说那似乎不大可能。同一天晚些时候，鲍威尔回到奇尼斯身边，问道：“为什么（男）同性恋者不与女人发生关系？”“鲍威尔大法官，”奇尼斯回答道，“一个男同性恋者在和女人做爱时无法勃起。”这次谈话显得比较诡异，倒不是因为话题本身的内容，而是因为奇尼斯本人就是一个同性恋者（和鲍威尔此前的几位助理一样）。在这个开庭期早些时候，奇尼斯曾把同居男友介绍给鲍威尔认识，但这位助理从来不敢确定鲍威尔究竟会如何理解他的性取向。事实证明，这番谈话确实影响深远，因为鲍威尔在长时间的痛苦思考后，最终投出了支持怀特在鲍尔斯案中判决意见的第5票。
17年后，当最高法院面对一起新案件，开始考虑是否要推翻鲍尔斯案的判决时，没有大法官敢宣称自己从未遇到过一个同性恋者。但是，就算大法官们都认识同性恋者，也并不意味着他们必然会倾向于推翻这一年代并不久远的先例。
这起名叫劳伦斯诉德克萨斯州案（Lawrence v。Texas）的新案件案情并不复杂，与鲍尔斯案中的事实简直如出一辙。1998年9月17日，休斯敦警察局接到武器走火的报案后，闯进了室内一间公寓，发现约翰·戈德斯·劳伦斯（John Geddes Lawrence）与泰伦·加纳（Tyron Garner）正在发生性行为。两个男人很快被逮捕，原因是违反了禁止“异常性行为”的法条，该法禁止所有口交与肛交。摆在最高法院面前的问题是，一州禁止两个成年人之间自愿性行为的立法是否合乎宪法。
即使在口头辩论过程中，人们也能很明显感觉到最高法院这些年观念的变化程度。伦奎斯特只是用一句“我们所谈论的这种行为已经被禁止很长时间了”，委婉表达了对德克萨斯州法案的支持。即使是当年与伦奎斯特、奥康纳一同加入了鲍尔斯案多数意见的斯卡利亚，听起来也处于守势。“这是在私人场合进行的行为，”他说，“警察们并没有四处乱转，敲开所有卧室的门看是否有人在——我的意思是——这并不是一种警察们每天都在侦查的犯罪。”在向哈里斯郡地区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