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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再把饭担回去，因为不仅羊工要吃饭，看羊狗也得吃，它们晚上是不回家的。于是我饿着肚子，摸黑回去，满足了望财的狼子野心。但事情远不算完，他见我空手而回问道：“饭担呢？”
我说留在卧场了。
“怎么能留在卧场，丢了家俱怎么办？”羊工的午饭总是小米捞饭面条汤，一成不变，所谓“家俱’是指队里的笸箩、饭盆和碗筷，扁担和绳落是个人的。
“丢不了，放羊羔的老汉答应羊工和狗吃罢他负责把担子捎回来。”
“那么多饭怎么能都喂了狗。”田明狐假虎威煽风点火，望财又一次破口大骂：“真他妈的吊死鬼卖B，死不要B脸！”
我饿着肚子跑了半天路，落了一顿臭骂，田明还要我再去担回来。天已大黑，伸手不见五指，我饥肠辘辘，精疲力竭，再没有力气去担了，要杀要剐任由他们，我回家睡觉去了。
哪里睡得着，我翻来覆去想，农村也不是我当初想象的那样安稳平静；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农村照样是烽烟滚滚，一部分人欺压另一部分人，美其名曰“无产阶级专政”。被专政的少数人其实都是些老实的绵羊，他们只能老老实实，那敢乱说乱动；实行专政的则可以恣意妄为，滥施淫威。我曾看过政治作家浩然写的小说《艳阳天》，描写老地主马小辫把村支书田晓峰唯一的儿子推下悬崖摔死，还咬牙切齿地说：“我叫你断子绝孙！”作者想通过一个杜撰的故事说明地主富农多么不老实，多么可恶可恨，他们“人还在心不死”，随时都在伺机复仇，妄图复辟；可见阶级斗争多么激烈，贫下中农对他们实行专政又多么必要。可是我们不妨逆向思维，假如村书记不是对他太苛刻，压迫他太深，让他没有活路，他何必冒天下之大不韪，冒着事情暴露后杀头之危险，做出孤注一掷的绝事。
毛泽东说过，“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不到走投无路的地步，谁也不会拿自己的身家性命作赌注。如果说大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那么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就大多是人为制造的。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究竟是谁在兴风作浪，留给后人评说吧！如果敌人已经交械投降，每天诚惶诚恐、胆战心惊，为什么还要“主动向阶级敌人发起进攻”？联想二叔向人们炫耀的那个强迫肩头生疮的地主担庄稼的故事，那种有悖人道的事难道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那个地主没有实行“断子绝孙”，大约他认为还没有逼上绝路，咬咬牙还可以忍受；如果把他逼上绝路，说不定也会做出《艳阳天》里那个老地主的绝事。
我就曾有过极端的想法，在望财的孙辈身上打过主意，只是没有机会，胆子又小，最终没能成行。在极度困苦中我也有过越境逃离去寻找一片自由天地的念头，只是由于胆小怯懦和软弱无能同样敢想而不敢干。假如那时我“胆大妄为”，采取了极端举动，就不会有现在的我了。
真是：
树欲静而风不止，于无声处起惊雷；
人心思乱不思静，恶者得势善者危。
31。第三十一章 惨淡人生 （四）
六盖房蒙难
一九七二年五月初四小女凤儿出生，四口之家挤在一间屋里，很有必要再盖几间房。早在初回村时我每从板坡回家，远远看见我那孤零零的三间房，茕茕孑立在风雨中摇摆，心中就立好计划，将来一定要续改成五间。村里人们盖新房大都是一扯五间，看着很威风；当初公社也批给我们五间（四分）宅基地，由于杨秀莲阻挠父亲只盖了三间，在东面留了续口，以备将来续盖。东面是单干户王老汉的产粮地，高出我的房基两三米。砌房基时父亲曾要求队长望财在东面空出两间的地基，他不答应，紧靠了王老汉的地堰。他说：“王老汉已七十多岁，还能活几天，他死后你想盖几间都行，不过多切些土罢了。”几年后老汉死了，我就利用工余时间切土，拓宽地面准备续盖。那块地靠我的房角有一株核桃树，我切土刨断两条树根，这下子又惹了祸。老汉死后地和树都归了板坡大队，我刨断树根，又让望财抓住把柄，马上向大队报告，说我未经允许私自切土，快把核桃树刨倒了，大队马上开会批判。会上他说我从来就不把队干部放在眼里，由心自便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招呼都不打一声。接着支书黎孩说：“你刨土切地不向队长请示，还把果木树刨坏，简直是目中无人！”
我说：“本来批的就是五间，当初盖三间房时东边留了续口，队长答应过日后可以起土续盖；核桃树并没有刨坏，只是切断两条侧根。”
望财一声不吭，黎孩接着说：“切断两条根还说没有刨坏，给你去掉两个胳膊行不行？核桃树少了根必定会减产。你听着，房子能不能盖还需上会研究，核桃树减产你要包赔，如果死了由你负全责！”
我捏着一把汗，不知他们将怎样处治，看来盖房的事怕是吹了。这时却听住乡干部张英说：“你这后生起土不和队里打招呼是不对的，以后要注意；不过他一家三口住一间房确实不宽绰，别说盖一间，盖两间也不为多。”有他这几句公道话，队干部们都不吭声了。他也是**党的干部，但能体察民情、秉公办事；按二叔所说，人家是无产阶级，我是资产阶级，只能对我实行专政，不可存怜悯之心，谁表同情就丧失了阶级立场，会滑到“人性论”的泥坑。可我还要说，张英这样的**党员人性就是好！
人从娘肚里爬出来就带着父母遗传的人性，当他长大成人后由于所处的环境地位不同，耳濡目染才逐渐显出本阶级的一些特性，形成所谓阶级性。阶级性是针对一个阶级整体而言，人性则具体到每一个个体。一个人在社会上生存，他的一切言行表现主要取决于人性，阶级性只占次要地位，只有在特定环境里受到外因刺激阶级性才会激发出来，一味强调阶级性抹杀人性实际是滑向了唯心主义泥坑。延安的大地主李鼎铭先生被呼为开明士绅，他不是地主阶级吗，怎么会支持**党拥护苏维埃政权赞同抗日呢？**党的元老十大元帅之一的林彪却要加害毛主席篡党夺权，他应该是纯粹的无产阶级，一生戎马倥偬追随革命，是响当当的革命派。这似乎令人不可思议，其实道理很简单，那是人性而不是阶级性决定的。还有大革命时期的罗顺章和向忠发，因是工人出身被推选为8*党的负责人，后来却当了叛徒，出卖了党组织和革命同志。敬爱的周总理出身地主家庭，一生为革命为人民任劳任怨、含辛茹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些人的作为表现用阶级性无法解释，只能由“人性论”回答。
盖房的木料由大队提供，个人需提前申请，经批准后去指定树林砍伐。那天我和村医庞文——他也是被林彪“一号文件”疏散回村的——跟着李弥去砍树，我不知其中奥秘，走到林边不等李弥坐稳庞文扔下一包烟提着斧子飞跑进树林，选中那株立即劈上记号。我立在原地不慌不忙掏出烟抽出两根递给李弥和林业主任，然后稳步进入林地看树。谁知这个树林已经过多次砍伐，只有不多几株成材树，等我进去庞文已把稍大点的树都劈了记号。我返回对李弥说：“只剩些不成材的树，挑不出来了。”正说着常美跑过来，他是“趁火打劫”来买树，坐下后对李弥说：“这个林子没好树了，等会儿我去孟家沟看吧。”我听到这话就说：“我也去孟家沟。”李弥瞪我一眼说：“你想得倒不赖，不看你是什么人，你能和他比？他可是头上顶着两个字（指“党员”二字）呢。我说你还是老实在这儿砍几颗吧。”
别无选择，我出五十元钱买了七株又细又弯的小树，每株勉强做一根檩子；庞文花五十五元也买下七株，每株能打两根房檩，有一株可做房梁；“头顶俩字”的常美当是然去了孟家沟。
房子盖起后有人心里仍怀不忿，我平反上班后更加忌恨。有一年开春我和妻子从阳泉回来，发现半个院子被人刨过成了种粮的熟地，且变成三角形状，经了解原是新任队长本家二叔带领社员刨开的。我重新整理把院形方起来，周边打起土堰。第二天一大早我还没起床就听二叔在外面吆喝：“生玉，你出来！”我赶忙披衣出去，他说：“你是不是觉得你的院不够大，你想占多大？”我说：“我不想多占，队里规定院宽三丈，我只占够份内的就行，绝不比别人多。”他悻悻地走了，他们前后几任队长的院都超过三丈，他的院足够五丈。他们不甘就此罢休，又报告了大队，黎书记亲自出面干涉；他来看过我打的土堰后说：“你是不是总嫌院不够大就不断扩展，我看你还想把前面十二亩地都占了，一直占到板坡那边。”我说：“我并没有一直扩占，原本就是批给我的院形，他们要刨开种地，只给我留半个三角院；东南角的茅房（厕所）是当初小队给砌的，我只是照茅墙维护院子，没有超出规定面积。”他也悻悻地走了，临行又甩出一句绝话：“我看你是贪心没够，盖房是续了一间又续一间，是不是要一直续到城里？”城在西面，我往东面续，万古千年也达不到与县城相接。
张英助我一臂之力使我能盖成房，我永生难忘。“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然而我却无以回报，连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机会表白。当初不能向他表谢意，如二叔所说，我和他是两个阶级，说了对他不利，他就有包庇坏人的嫌疑；当我从漫长的政治黑沟里终于爬出来时，他已被无情的病魔夺去了生命。呜呼，苍天无眼，造物不公，为什么偏是好人命短，恶魔横行！
真是：
拓基盖房几不成，党的干部有好人；
不忘张英一臂力，阴阳两隔难报恩。
七存款之争
我在盖房过程中还发生一件麻烦事，就是因拿了父亲一张存单而引发的一场争斗。
父亲一年前已经平反办了退职，结算回两千多元退职金；他把一百五十元存在我名下，另给大哥存了二百元，剩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