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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出了车站，立刻有一些蹬人力三轮车的人过来揽客，我们回绝了，沿着一条脏兮兮的马路朝前走。马路年久失修，有的地方坑坑洼洼的，一辆汽车驶过，扬起一片灰尘。街边大多是陈旧的矮楼房，丑陋晦暗，其间还夹杂着一些青砖灰瓦的老式平房，房顶上长着瓦楞草。店铺一家紧挨一家，门面都不大，卖什么的都有，还有农民摆着担子坐在人行道上卖菜，小饭馆门前架着铁炉，上面的平底大锅里摊着像锅盖那么大的圆饼。看着街上的景象，我想要是拍一部反映过去年代的影片，这里倒是个不错的外景地。我和龚平边走边谈，他问了我怎么会突然来的，我简单地说了几句。然后他就向我介绍起了这县城的情况，介绍起了这县城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他的介绍明显带有一种故作自豪的味道，好像生怕我看不起他的家乡。按照他的介绍，不难推测，要不了多久——顶多三五百年吧，这县城将成为黄河中下游平原上一个繁荣昌盛的国际大都市。我们穿过这未来的国际大都市的一个十字路口，再往前走不多远，拐入一条小巷。
龚平的家在一个大杂院里，这大杂院以前可能是个祠堂，或是什么大户人家居住的，门楼又高又大，两扇木门油漆剥落，一边还有一个大铁环。院里大约是后来又建了一些平房，再加上有的人家自己用油毛毡子之类的简易材料接出来的小披屋，完全改变了原来的格局。走进去这里拐一下，那里绕个弯，有的地方看看没路了，走到近前才发现旁边还有个小过道。龚平的家是一间长形的房子，房顶是倾斜的，很高，上面还有一扇天窗。房中间用三夹板隔了一道一人多高的墙（没有隔到顶，上边是相通的），把房间一隔为二，外边作为起居室，里边是卧室。屋里很乱，长沙发上扔着衣服，方桌上摆着没洗的碗筷，茶几的上下两层堆满了书、报纸、茶叶罐、烟灰缸、杯子、钢笔、剪刀之类杂七杂八的东西。我走到卧室门口探了探头，里面窗帘拉开了一角，半明半暗，式样陈旧笨重的大衣橱和五斗柜沿墙放着，一张双人床一头挨着墙摆在卧室中央，床上被子没叠。
龚平把长沙发上的衣服捡到一边，招呼我坐下，又把茶几上的东西理了理，空出个地方，给我放了杯茶。他在我的旁边坐下，我们抽着烟，聊了起来。不知是否因为见了我很兴奋，他的话特别多，似乎迫不及待地想让我对他的状况有一个大概的了解。
他告诉我，因为家里地方小，他的孩子住在爷爷奶奶那儿（在县城的另一头），不常过来。老婆项华在县党史办上班，工作很悠闲，是他托一个有势力的朋友把她弄进去的。而他所在的中学，是全县最好的中学，在这所最好的中学里，他是教学骨干，本来去年就要把他提拔成语文组的组长，后来大概因为他不是党员，再加上主管副校长和校长之间矛盾很深（他跟主管副校长走的比较近，别人就误以为他是主管副校长这边的人了），所以没有当成语文组组长，不过组长的位子还是空着的，显而易见是给他留着的。今年初他已经入了党，跟校长的关系也密切了许多，因为在几件事情上他暗中撑了校长的场子，帮了校长的忙，而且也没有得罪主管副校长。他估计自己很快就要当上组长了，只要当上组长，高级职称解决起来也就容易多了，有了高级职称，钱啦房子啦什么的就不用烦了。但是现在他还得小心，注意在主管副校长和校长之间保持平衡，接着他又不厌其烦地跟我说起主管副校长和校长之间矛盾的来龙去脉。我一面听他说着，一面在心里感到无比厌倦，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变化是多么大啊，关心的东西也是如此地天差地别。他津津乐道的这些玩艺儿，在我看来简直一钱不值。还有一点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他怎么变得这么自我中心呢，怎么能断定我会对他的这些琐事感兴趣呢，否则他怎么会不顾我的感受，如此投入地谈上这么半天？甚至当我在他说话的间隙，有意把话题扯到别的老同学身上时，他也只是敷衍几句，又固执地把话题拉回到他自己身上。
门响了一声，打开了，项华走了进来。她上身穿一件红色的毛衣外套，下面是一条黑色的紧身踩脚裤，头发微微烫过了，披散在肩上。虽然她已经四十出头了，可是看得出来，她还是很注意打扮的，这和龚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比过去丰满多了，胸脯耸得老高，大腿也圆滚滚的，在我的记忆中，从前她脸上似乎有一些淡淡的雀斑，现在也不见了。项华也是我和龚平的大学同学，但和我们不是一个系，她是新闻系的。她和龚平是毕业那年开始谈恋爱的，我也就是那时候见过她几次，和她不算太熟，当年她给我的印象好像不太爱说话。毕业时，项华本来是可以留在市里的，有一家她曾去实习过的报纸愿意要她，可是为了爱情，她义无返顾地跟龚平回了他的家乡。
看看谁来了，龚平冲她喊道。什么谁来了，她冷漠地扫了我一眼，显然并没把我认出来。你怎么还不烧饭，她大声训斥着龚平，你不知道我晚上有事吗。
是我呀，项华，不认识了吗，我说。她重新扭过头来打量着我，很快，她的脸上露出了激动的神情。呀，是你，你怎么会来的？真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没有认出你，想不到你会来啊，对不起，对不起。她一屁股坐到长沙发上，急切地询问起我怎么事先连招呼都没打就来了，要不然他们也好准备准备。还没等我回答呢，她又对家里的零乱表示道歉，并再次训斥龚平，也不把家里收拾一下，还有，既然我来了，他为什么不往她的单位打电话通知她，好让她提前回来。她说话很快，我想插也插不上，等她稍微安静下来一点后，我告诉她，我这次是在北京写电视剧本，时间很紧，本来是没工夫来的，可是出于想见见老同学的心情……她对我说的很感兴趣，问我写的是什么样的剧本，里面有些什么样的人物，什么时候开拍，哪个台播放等等。自从项华进来后，龚平就不太说话了，他在一边听我们说着，偶尔给我续茶递烟。过了一会儿，他说，你们聊，我去做饭。项华说别做了，等下去饭店吃。龚平说还是在家里吃吧，菜都是现成的，做起来不费什么事。我也说，在家吃吧，这段时间我在北京吃腻了馆子，真想吃点家常饭呢。
龚平起身出去做饭后，项华又详细地向我打听我的生活情况，写作情况，并一再要求我回去后把我的作品寄来看看。她和我聊了一会儿，又风风火火地出去买了几样卤菜和两瓶白酒，回来后一边和我说话一边收拾家里，她的动作很麻利，一转眼就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她还在卧室里打了个电话，我听到她说，不去了不去了，来了个老同学，我一定要陪的。她从卧室出来，我对她说，你有事就去吧，不用陪我的。她说哪有什么事，是跳舞，我每天晚上都去舞厅跳舞，反正在家也闲着没事可干，今晚上不跳了。
龚平炒好了菜，从厨房一盘盘端了进来，我们三个人在方桌旁坐定，项华给每个人斟上酒，她举起酒盅说，来，干杯。
这时天已黑了。一盏白炽灯悬挂在把房间隔开的三夹板上边，以便同时给两个房间照明。因为房顶高，灯光显得昏黄暗淡，给屋内罩上了一层朦胧的光影。菜不是同时炒的，有的已经凉了，有的略略冒着点热气，外面的院子里传来了放自来水的声音，一个妇女在和谁说着什么……在这陌生的小县城，在这旧式的房子里，和两个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坐在一起，我的心里忽然产生了一丝凄凉寂寞之感，这感觉让我的情绪有些低落。
龚平依然不太说话，似乎是在项华回来以前，他把该说的都已经对我说光了，此刻在饭桌上仿佛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陪客。相比之下，项华显得格外活跃，而且还是好酒量，一盅一盅地和我干杯。她和我谈我们共同认识的一些老同学的情况，谈文学，感叹一去不复返的青春时光。龚平默默地在一边抿酒吃菜，脸上的表情有些木讷，偶尔简单地和我说上一两句话，就又没了下文。看着龚平这么一副蔫头蔫脑的样子，我不知怎么想起了从前的一件事。
上大学的时候，有天晚上，我们同宿舍的几个男生闲着没事，凑钱买了些啤酒来喝。喝到高兴处，我们谈起了女人——这是我们百谈不厌的话题，我们谈到新婚之夜每个人准备怎么过。那时我们都是处男（这在那个年代是很正常的），因而对男女之事充满了向往。所谓新婚之夜，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告别处男的意思。有人说，那天夜里，他要干五次。有人说要干八次。还有人说，要把闹钟拨到半小时一闹，钟一响，就要干一次。轮到龚平说的时候，他说你们他妈的也太没用了，跟你们直说了吧，那天夜里，我放进去就压根儿没打算再拿出来。我们哄堂大笑，天哪，他也太厉害了。
龚平从前就酒量有限，现在还是没有长进，我们三个人，他喝得最少，可是脸已经发白了，站起来准备上厕所的时候，身体还有点摇晃。我站起来，陪着他一起去上厕所。厕所在院子的角落，是公共厕所，里边没有灯，黑乎乎的，臭气熏天。我们并排站在水泥砌的小便池前撒尿，我低声问他，龚平，你和项华的关系怎么样？他扭过头来，目光在黑暗中一闪。挺好的，他说。我没有再说什么。
十点钟我们结束了晚饭，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令我颇为尴尬的事，龚平和项华竟然为我在哪里睡觉争执了起来。龚平的意思，把我送到县教委招待所去，那里条件不错，住得舒服一些，而且又不远。项华却想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