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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似乎有点不同了。眼下，如何活下去已经不再构成最紧迫的威胁，爱的对象又是那么现实，她巳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活生生的生命具体。爱的潮汐来得又是那样猛烈，他常常被弄得寝食不安，坐卧不宁。饭后课余，他在校园里散步，常常情不自禁地朝张兆和住的学生宿舍跑去。他渴望着再见到她，并当面向她倾诉点什么。可是，他在人前却是个不尚健谈、口齿朴讷的人，每当他来到张兆和面前，总是愣愣地站在房间中间，不知说什么好。他本想向张兆和倾吐自己的爱恋之情，即便是一点模糊的暗示也好。可是及至说出来时，却成了问她的功课，读什么书，以及家里的情况。到后见她喜欢什么话题，就谈什么。看他站着说话，张兆和请他坐下，他却不坐也不走。见他这副呆相，张兆和心里觉得有点好笑，又从他的神色中，隐隐约约感到几分蹊跷，反倒有点不安起来。
笔谈远胜于言谈的沈从文，终于用他那支笔，给张兆和写起情书来了，而且一发而不可收。据说那第一封情书，“仅只一页，寥寥数语而分量极重”。①虽然，它连同随后而来的一大堆情书，在经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后，早已荡然无存，可是在《新废邮存底》中仅有的一封，从中依稀可见这些情书的大致轮廓。
我还要说，你那个奴隶，为了他自己，为了别人起见，也努力想脱离羁绊过。当然这事作不到，因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使你感到窘迫，使你觉得负疚，我以为很不好。我曾做过可笑的努力，极力去同另外一些人要好，到别人崇拜我，愿意作我的奴隶时，我才明白，我不是一个首领，用不着别的女人用奴隶的心来服侍我，却愿意自己作奴隶，献上自己的心，给我所爱的人。我说我很爱你，这种话到现在还不能用别的话来代替，就因为这是我的奴性。
××，我求你，以后许可我作我要作的事，凡是我要向你说什么时，你都能当我是一个比较愚蠢还并不讨厌的人，……一个月亮不拘听到任何人赞美，不拘这赞美如何不得体，如何不恰当，它不拒绝这些从心中涌出的呼喊。××，你是我的月亮。你能听一个并不十分聪明的人，用各样声音，各样言语，向你说出各样的感想，而这感想却因为你的存在，如一个光明，照耀到我的生活里而起的，你不觉得这也是生存里一件有趣的事吗？
……一年内我们可以看过无数次月亮，而且走到任何地方去，照到我们头上的，还是那个月亮。这个无私的月不单是各处皆照到，并且从我们很小到老还是同样照到的。至于你，“人事”的云翳，却阻拦到我的眼睛，我不能常常看到我的月亮！一个白日带走了一点青春，日子虽不能毁坏我印象里你所给我的光明，却慢慢的使我不同了。“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但诗人他自己却老去了。”我想到这些，我十分忧郁了。生命都是太脆薄的一种东西，并不比一株花更经得住年月风雨，用对自然倾心的眼，反观人生，使我不能不觉得热情的可珍，而看重人与人凑巧的藤葛。在同一人事上，第二次的凑巧是不会有的。我生平只看过一回满月。我也安慰自己过，我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我应当为自己庆幸，……”这样安慰到自己也还是毫无用处，为“人生的飘忽”这类感见，我不能忍受这件事来强作欢笑了。我的月亮就只在回忆里光明全圆，这悲哀，自然不是你用得着负疚的，因为并不是由于你爱不爱我。
……我现在，并且也没有什么痛苦了，我很安静，我似乎为爱你而活着的，故只想怎么样好好的来生活。假如当真时间一晃就是十年，你那时或者还是眼前一样，或者已做了某某大学的一个教授，或者自己不再是小孩子，倒已成了许多小孩子的母亲，我们见到时，那真是有意思的事。任何一个作品上，以及任何一个世界名作作者的传记上，最动人的一章，总是那人与人纠纷藤葛的一章。许多诗是专为这点热情的指使而写出的，许多动人的诗，所写的就是这些事，我们能欣赏到那东西，为那些东西而感动，却照例轻视到自己，以及别人因受自己所影响而发生的传奇的行为，这个事好像不大公平。因为这理由，天将不允许你长是小孩子。“自然”使苹果由青而黄，也一定使你在适当的时间上，转变成一个“大人”。××，到你觉得你已经不是小孩子，愿作大人时，我倒极希望知道你那时在什么地方做些什么事，有些什么感想。“萑苇”是易折的，“磐石”是难动的，我的生命等于“萑苇”，爱你的心希望它能如“磐石”。①这封信写于１９３１年，距第一封情收已经两年有余了。而在最初，张兆和收到沈从文的情书时，紧张得有点不知所措，还稍稍起了一点反感；一个老师，给学生写这种东西，真稀罕！可是，一个少女的羞怯心理，却使她害怕这事张扬出去，弄得满校园飞短流长。她只得听任沈从文一封接一封给她写那没完没了的情书，却一概置之不理。
张兆和的不予理睬，真差点要了沈从文的命。他当然希望能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可是结果非但不能得到她的只言片语，连再去看她也不能够。他爱她到了快要发狂的程度，一想起她，全身的血就奔窜得快了许多，浑身发热作寒，十分痛苦，仿佛人生的一切都与他作对，爱情、幸福都与他无缘。他真想从自己所住的楼上一跃而下，在死亡里求得人生烦恼的解脱。
沈从文的烦躁不安，不知怎样一来，很快在校园里沸沸扬扬传播开去，说是沈从文爱上了张兆和，张兆和却不予理睬，沈从文急得要自杀。张兆和的一位女友，听到这消息后，赶紧找到张兆和，对她说：“你赶紧给校长讲清楚。不然，沈从文自杀了，要你负责。”张兆和也紧张起来，她带着沈从文给她的一摞情书，急忙找到校长胡适，怯怯地说：“你看沈先生，一个老师，他给我写信，……我现在正念书，不是谈这种事的时候。”
她希望得到胡适的支持，出面阻止这事的进一步发展。
可是，结果与她预期的相反。在听过她的陈述后，胡适却微笑着，带着这事不值得大惊小怪的神气，对她说：“这也好嘛，他的文章写得蛮好，可以通通信嘛。”
听了胡适的话，张兆和脸上不免有些尴尬。与胡适谈了一会儿其它事情后，就告辞走了。
自此以后，她既无从拒绝沈从文的来信，心里又没有作出回应的欲望。只好抱定你写你的，与我无干的态度，听任这事的自然发展。
张兆和对沈从文的冷淡反应，并不涉及她对沈从文值不值得她爱的估价——这个问题还压根儿没有被她放在心里掂量过。这既与她当时的年龄还小有关，也与她所受的家庭教养相联系。
张兆和出身名门贵族，原籍安徽合肥。张家为本地声势赫奕的大族，拥有良田万亩，在肥西筑成围子，人称“张家老围”。曾祖父张树声，为同治年间李鸿章统率的淮军中著名将领，曾领兵转辗江苏浙江一带，与太平天国起义军作战，为清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１８７９年至１８８４年间，出任两广总督和直隶总督，于淮军中称儒将。祖父也曾作过管司法的四川臬台。父亲张武龄，字绳进，是过继给祖父的，祖父死后，承继了一份厚实的家产。由于受近现代新思潮的影响，嫌自己名字太封建，自改名为冀牖，又叫吉友。最初，想投资办实业，因不知如何经营，遂迁居苏州，独资创办平林中学和乐益女中。后因苏州男校太多，便结束平林，专办乐益。凡贫寒人家和工人女儿，一律不收学费。聘用教师也不拘一格，教师中很有几个著名共产党人，张闻天、侯绍裘、匡亚明等，都先后在乐益女中任过教。张兆和有兄妹十人，在她十岁那年死了母亲。张武龄不准自己女儿穿戴耳环，在张氏家族中，张兆和与二姐允和、妹妹充和也是最先进新式学校读书的女孩子。在乐益女中读书时，张兆和兄妹就喜欢新文学，家里订有《小说月报》、《新月》等刊物，还自办了一个刊物，取名为《水》。可是，由于母亲去世较早，张兆和从小又是保姆带大的，一份旧的家庭教育反由家里的保姆实行，逐渐培养起张兆和一份大家闺秀气质，雅静、平和、沉稳。长大后也接受了时代的洗礼，向新思潮认同，却终不能成为大胆、泼辣、热烈、敢于向一切传统挑战的“新女性”。
因此，写情书一事，反倒在她与沈从文之间筑起一道无形的高墙，使她时时像山羊躲虎似的避开沈从文。当时，新月书店的会计肖克木，身材长像酷肖沈从文。一次。张兆和去买书，一走进新月书店大门，猛然间见到肖克木，以为沈从文在店里，吓得她掉头就跑。
然而，在她眼里，沈从文的情书写得实在是好！一方面，她害怕这骤然而来的求爱，另一方面，一份秘密的好奇，又使她无法推开这些充满情感的文字的诱惑。她从头到尾读完每一封情书，随后轻轻吁一口气，将这些信藏进一口小箱子里去了。可是，信中那些充满爱慕、混合着忧郁的言语，层积在她的心里。时间一长，却被沤热、发酵。不知不觉中，她已习惯于那些起初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