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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兆和的沉默与退避，对沈从文无异于一种间接的鼓励。
他以乡下人的憨劲，继续着这场马拉松式的求爱过程。在这种不即不离状态中，日子一晃就是四年。
１９３２年复，张兆和已从中国公学毕业，回到了苏州家中。其时，沈从文正在山东青岛大学任教。他想四年来与张兆和的关系，现在已到了有个了断的时候。他决定亲自去苏州看望张兆和，企望能得到她一个明确的答复，一放假，他便取道上海，乘火车再转苏州。
这天，苏州九如巷三号张家门堂里，来了一位戴眼镜面色苍白的客人，说他从青岛来，姓沈，来看张兆和的。可是张家没有一个人认识他。当他得知张兆和这时在公园图书馆看书时，以为张兆和是有意躲着自己，神态窘迫而羞涩，十分不安，正当他进退无策之际，张兆和的二姐张允和出来了。问清了，他原来就是沈从文——他给张兆和写过许多情书一事，对张家姐妹已不是秘密。于是，张允和请他进家里坐坐，等张兆和回来。沈从文不肯，终于回转他下榻的中央饭店去了。
张兆和回到家里，张允和劝她去看看沈从文。在兄弟姐妹面前，张兆和脸上有点挂不住，悻悻然说：“没有的事！去旅馆看他？不去！”
张允和说：“你去就说，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请你来玩玩！”
回到旅馆，沈从文很懊恼，独自躺在床上生闷气：自己坐了３０个钟头的火车，特意来看她，却不想吃了闭门羹。想象中，张兆和收到自己来苏州的信后，似乎漫不经心地对自己说：“你的信我收到了，想来你就来吧。”他在心里自问：我为什么那么傻？为什么人家对我那么冷淡，我反而热情到不成样子？我把这次见面看得那么郑重，人家却看得那么随便？他咀嚼着想象中出自对方之口的“你就来吧”这几个字，心里涌起一阵奇特的情绪，似乎十分快乐，又似乎十分愤怒。
他的眼前又浮现出两人见面时，可能出现的各自碍难开口、言不及义的情景：她的心里一定想说：“你的信我看过了，那些话我全不懂。
我以为你不必那么倾心。我不是你想象中那种人。”自己却想说：“你想想吧，我是想透了，只有你嫁我一件事。能使我幸福，也使你幸福。我想不出还有什么人能像我那么爱你。
她一定明白自己这次来苏州所抱有的希望。她或许会想：“我向他说一点什么好，真有点难于对付。”
如果自己对她说：“我为难得很，因为我爱你。”她会怎样回答？或者说：“不，这是不必要的事。”或者说：“这不新鲜，你信上不止说了一百次。”
如果我说：“你应当告诉我你对这件事的感想和意见，答应还是不答应？”她会说：“我没有什么感想，也没有什么意见。”或者说：“我已经告诉你不必要了呢。”或者因为我愚蠢的发问，她生气了，哭了呢？
——而我真敢说：“你自己决定，或可或不可，当面作一个决断吗？”
我若真敢，她如果说：“不行，”我又敢说：“好，照你的意思办，这是你的自由吗”？
………
正当沈从文胡思乱想之时，有人来敲门了。他起身打开房门。见张兆和正站在门外，仿佛背书似地说：“沈先生，我家兄弟姐妹多，很好玩，请你去玩玩？！”
说完了，再也想不起该说什么。一切沈从文想象中的纷乱，在现实中竟是这样简便。于是，沈从文随了张兆和，一同回转九如巷三号。
沈从文拿出送给张兆和的礼物：一大包书籍，其中有两部英译精装本俄国小说，以及托尔斯泰、陀斯妥也夫斯基和屠格涅夫的作品集。这是沈从文途经上海时，听从巴金建议，并由巴金代他选购的。另外又买了一对十分精致漂亮的书夹，上面饰有一对有趣的长嘴鸟。为买这些东西，沈从文卖掉了一本书的版权。见送的礼物太重，张兆和退还了大部分书籍，只收下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和《猎人笔记》及一对书夹。
其时，张兆和的父亲和继母正住在上海。她的五弟张寰和，从自己每月两元零用钱中拿出一份，买了一瓶汽水，打开了请沈从文。对此，沈从文大为感动，当面许下诺言：“我写些故事给你读。”后来果然写了以佛经故事为题材的小说《月下小景》里的诸篇章，每篇末尾，都附有“给张家小五”字样。
张兆和的二姐允和，是一个心性宽和、厚道的姑娘，专爱成人之美。沈从文对她十分信赖。返回青岛后，他写信给张允和，托她征询父亲对这件婚事的意见。同时写信给张兆和说：“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个乡下人喝杯甜酒吧。”
其实，这反倒是多虑。张兆和的父亲头脑开明，对儿女的恋爱、婚姻，从不过问和干涉。儿女自己中意了，告诉他，他笑嘻嘻接受，不追问对方如何如何，更遑论门户了。张家一位邻居，曾遣媒向他求大女儿，他哈哈大笑说，“儿女婚事，他们自理，与我无干。”从此无人向张家提亲。张家的保姆常对外人说：“张家儿女婚事，让他们‘自己’去‘由’，或是‘自己’由来的。”
在张兆和的婚事上，他自然不持异议。在得到父亲明确意见后，张允和与张兆和姐妹俩，一同去邮局，分别给沈从文拍发了一个电报，张允和的电报上，只从自己名字上取了一个字：“允。”张兆和的电报则说：“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电报员觉得奇怪，问张兆和是什么意思。张兆和不好意思地说：“你甭管，照拍好了。”
这以后，张兆和方始与沈从文通信。至此，这场马拉松式的求爱过程，总算可以望见了它的终点。
沈从文传……“生离”与“死别”
“生离”与“死别”
然而，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２年，恋爱并非沈从文生活的唯一内容。在这期间，正有一些重大事变在他身边发生。１９３０年５月，去山东教书的胡也频和丁玲突然回到上海，在
从胡也频和丁玲的口里，沈从文得知二人离开山东的原因：由于那里风潮闹得厉害，他们不愿受人利用，又不愿让人暗算，所以回来的。胡也频又独自告诉沈从文，他们简直是逃
关于这“另一件事”，丁玲后来有过极明晰的回忆：……等我到济南时，也频完全变了一个人。我简直不了解他为什么被那么多的同学拥戴着。天一亮，他的房子里就有人等着他
我觉得要懂得马克思也很简单，首先是你要相信他。同他站在一个立场。
……后来他参加学校里的一些斗争，他明白了一些教育界的黑幕，这没有使他消极，他更成天和学生们在一起，有些同学在他的领导下成立了一个文学研究会，参加的有四五百人
到后，沈从文自然明白了这件事的性质。对胡也频和丁玲的行动，他并不感到吃惊。
他们把别人认为已经稍过了时的问题，重新来注意，来研究，来认识，推动他们的不是别的，却只是他们几年来对于社会现象认识的结论。……且明白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翻身，
……这个人每日所需要的粮食，已和我的稍稍不同了点，或者这仍然应说是那个南方人性格的特征，耳朵所听到的，眼睛所见到的，有了一些新的机会，给他一些新的注意，因为
我常常心里想：这个人比我年轻了许多，光阴在摧毁我，却成全这个人。②转变后的胡也频，没有忘却曾与他同过患难的朋友，他希望沈从文能和他在同一个方向上前进。一次，
对胡也频的劝告，沈从文没有作出直接的回答。对此，他心里有着太多的顾虑。——这时，随着“左联”的成立，始于１９２８年的以太阳社、创造社为一方，以鲁迅等为另一方
“使一个理想从空虚到坚实，沉默是心愿的一种预备，因此他们沉默了。”胡也频回答说。
然而沈从文仍有些想不通——当初他们的争论是不是出于真诚的信念？如果是，为什么突然间又会言归于好？如果不是，当初为什么又要那样做？——这个乡下人的心里，生出一
他对胡也频说：“文学方向的自由正如职业选择的自由一样，在任何拘束里我都觉得无从忍受。我却承认每一个作家，都可以走他自以为正当的途径，假若这方面不缺少冲突，那
胡也频不想同他就这个问题继续争论，只是充满自信地说：“过半年看，我也不敢自弃，会写一点东西出来。”
沈从文的疑惧，并不涉及对共产党人的评价。虽然，他觉得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目前现实“太相悬隔”，但他佩服那些始终忠实自己的理想，为社会翻身目不旁瞬的共产党人的雄
尽管我从来不觉得我比那些人有丝毫高尚处，而且居多还感觉到自己充满弱点性格的卑微庸俗，可很难和另一种人走同一道路。我主要是在任何困难下，需要充分自由，来使用我
……另外一些时节，到他那里去，也常见他躺在床上，依乎生着一种气。问他“写了什么”时，总说“什么也不写”。似似乎在为人类愚蠢生气，为自己同这愚蠢作战而疲倦了，
其时，武汉正不时有战争发生。沈从文外出时，总要碰上一队队士兵，有时还遇见杀人。每当这时，他就像一个无业游民，傍到街墙脚下去，或被卷入人群，看那不可避免的一幕
他感到极度愤懑，觉得自己也要杀人，杀那些滥用权力无端杀人的人。在偶尔写给胡也频的信中，他毫不隐讳地说出自己的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