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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对我们说来，天真不就是属于头脑简单之流，是该否定的特质吗？苏格拉底让他的灵魂随普通百姓而动：某农民如是说；某妇人如是说……他的推理和类比都是从最普通的、尽人皆知的人类活动中来；任何人都能理解他的话。在这样一种平常的形式下，我们今天绝对不会看出他惊人的理念之崇高和辉煌；我们把任何没有以博学的形式吹大的事物都视为卑下和平庸；除了大肆炫耀的浮华之外，我们看不到其他的财富。
这是一种呼吁，要我们对那些明白晓畅并不唬人的书也要认真去读，引申下去，我们如果因为财力或教育中有缺陷而穿着朴素的外衣，说话的词汇超不过巴黎中央菜市场的摊贩，也不必认为自己是傻瓜。
聪明人须知
他们应该知道事实，假如他们不知道，而且还傻到从书本中获得了错误的事实，那么他们就不要怪学者对他们不留情，把他们一巴掌打倒，傲慢而彬彬有礼地指出，有个年代错了，引文有误，一段话断章取义，或是重要的资料来源遗漏了。
但是蒙田设计的聪明的要素是：一本书的重要性在于它对生活有用和适宜；准确地复述柏拉图或伊壁鸠鲁的话不如判断他们所说是否有兴味，并能早日帮我们克服焦虑和寂寞来得有价值。人文领域的作者的责任不是表现出“类科学”的准确性，而是带来幸福和健康。蒙田对那些拒绝这一观点的人发牢骚：
那些专注于评判书本的学者除学问外不承认其他价值，除了钻研学问使自己知识渊博外不承认其他智力活动。把这西庇阿错当成那西庇阿（18），那你就再没有值得说的了，难道还有吗！在他们看来，不了解亚里士多德，就没法了解你自己。
《随笔集》本身就经常出现引语错误，出处不对，论据不合逻辑以及用词缺乏定义。作者丝毫不以为意：
我是在乡间家里写作，无人可求助或为我纠错，我通常来往的人也没有会拉丁文祷词的，更不用说正确的法文了。
当然书里有错误（“我书里充满错误”，他夸口说），但是这不会使《随笔集》一败涂地，正如准确无误不见得保证其价值。写一些无益于智慧的书，比混淆西庇阿·埃米利亚努斯（前185—前129）与西庇阿·阿非里加努斯（前236—前183）罪过更大。
聪明人的思想从何处来
从比他们更聪明的人那里来。他们应该花时间在引用和评论那些占据知识之树的高枝的权威的作品上。他们应该就柏拉图的道德观或是西塞罗的伦理学撰写论文。
蒙田颇得力于这一想法。《随笔集》中经常出现评论的段落，还有数百处引语，因为蒙田觉得这些作者一语中的，能比他自己更优雅而精辟地表达出来。他引了柏拉图128次，卢克莱修149次，塞内加130次。
当别的作者以我们达不到的明晰和心理准确性表达了先得我心的思想时，我自然会情不自禁地直接引用他们。他们比我们自己还了解我们。我们尚欲言又止，说不清楚的想法，他们已说得那么清晰，遣辞那么优美。我们在他们写的书上划的铅笔道和作的眉批，以及借用的话，都标明我们是在何处找到了一小块自己，或是找到用自己思想的原料构成的句子——如果这些话写于穿托加袍、用动物作牺牲的古代，竟然与今天的我们不谋而合，那就更加了不起。我们把这些话引进自己的著作，表示对他们的敬意，也提醒自己有自知之明。
但是伟大的著作除了照亮我们的经验，激励我们自己去发现之外，也会构成麻烦的阴影。它们可能使我们对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弃置不顾，就因为关于这方面还没有足以证明的文字。它们不但没有扩大我们的视野，反而错误地划定了界限。蒙田认识一个人，他似乎为自己的引证狂付出了太高的代价：
每当我向这位熟人问起他对某个问题知道什么时，他就要给我看一本书。甚至他要告诉我自己屁股上长了癣，都得先查字典找到“屁股”和“癣”的含义之后才敢说。
其尽信书而不愿信自己也如此！假如书能表达我们所有的潜能，连我们长癣都知道，那我们也就无可抱怨。然而如蒙田认识到的，伟大的书本对那么多题目都避而不谈，所以我们如果听任它们来划定我们好奇心的界限，就会阻碍我们思想的发展。在意大利的一次聚会集中体现出这个问题：
我在比萨遇到一位举止得体的先生，他是亚里士多德的信徒，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他的基本理论是：考验一切良好的思想和每一项真理的试金石和度量计就是看它是否符合亚里士多德的教导。除此之外，一切都是无意义的、虚妄的：一切的一切，亚里士多德都已经见到了、做到了。
当然他见到了、做到了很多事。在所有古代思想家中间，可能亚里士多德是最全面的，他的著作覆盖了广阔的知识面（生物的生成与腐化、天、气象学、灵魂、动物的器官、动物的行动、诡辩术、与尼各马可谈伦理学、物理学、政治学）。
但是亚里士多德的成就的规模本身就给后代留下了问题。有的作者太聪明，对我们并没有好处。他们说得太多，好像对所有的事物都有最后发言权。他们的天才禁止其后代有任何心怀不敬，而这正是创造性的工作所必不可少的。亚里士多德的悖论在于他恰恰阻止了那些最崇敬他的人学习他的榜样。他是由于怀疑其前人已经建立的知识而成就其伟大的。他并不拒绝学习柏拉图和赫拉克利特的著作，但是在赞赏他们的力量的基础上，对他们的弱点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要真的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亚里士多德的信徒，就意味着允许凭自己的思考与成就最伟大的权威也能有所分歧，这是蒙田认识到，而那位比萨的先生没有认识到的。
不过，宁愿引用和评论别人的话，而不愿自己思考、说自己的话，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评论一本别人写的书，虽然在技术上很费力，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研究、注释，但是可以避免受到新创作的作品常会经受的那种残酷的攻击。人家可能指责评论者没有正确反映伟大作者的思想，但是不会要评论者为那些思想负责。这也是蒙田《随笔集》中有那么多引语和评论的原因：
我有时让别人说我要说的话是因为我自己的语言修养不足，有时是由于我的智力不逮……而有的时候是为了制服那些轻薄之徒，他们对一切写作，特别是活着的人的近作，都急急忙忙地进行批判……我需要以别人的盛名来掩护我的软弱。
人往往在死后几百年受到比生前更多的重视，这种现象实在令人震惊。同样的说法，出于古人笔下就被接受，而由当代人说出来就会招来嘲笑。评论家不会拜倒在他大学同学的豪言壮语面前。这些人是不允许俨然像古代哲学家那样说话的。塞内加写道：“任何人都逃不掉因出生而受惩罚”。但是，后人也有类似的想法时却最好不要这样说，除非他有自取其辱的偏好。蒙田没有这种偏好，于是就寻找庇护。《随笔集》结尾有一段自白，流露出感人的脆弱无奈之情：
如果我有信心做我真正想做的事，我就会不顾一切，彻底地自说自话。
他之所以没有信心，是因为时间、空间离得越近，他的思想就越难受到像塞内加和柏拉图的思想那样的待遇：
在我家乡加斯科涅的氛围中，人们见我印出来的文字感到滑稽。我的名声所到之处，离我家越远，评价越高。
他的家人和随从听到过他打鼾，见过他换床单，在对待他的态度中绝没有他在巴黎所受到的敬意，更不用与他死后相比了。
一个人可能在世人面前奇妙非凡；然而他的妻子和随身仆人看不出他有什么过人之处。几乎没有人在家里被当做奇人。
这句话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本来就没有人真的是奇妙非凡的，但只有家人和随从能从近处看到令人失望的真相。或者，有人的确很有意思，但是他的年龄和居处都离我们太近，我们往往不当回事，因为人有一种奇怪的排斥身边事物的倾向。
蒙田并不是在自怜自艾；他只是以一些对当代陈义较高的作品的批评为例，说明一种有害的症状：本能地认为真理总是在远离我们的地方，在另一种气候中，在古代图书馆，在很久以前的人写的书中。问题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否为生于巴特农神殿落成和罗马陷落之间这段时期的极少数天才所专有，还是如蒙田大胆提出的，它也向你我开放。
他指出了一种极为奇特的智慧来源，比皮朗的那头航海的猪、图比印第安人或是加斯科的农夫还要奇特，那就是读者。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经历给予适当的关注，学会把我们自己当作可能参与智力生活的一员，那么，蒙田认为，我们大家都可以达到不亚于古代巨著中的真知灼见。
如此想法洵非易事。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以遵循书本权威为美德，而不是遵循我们自己凭感官每天在内心记录而成的大书。蒙田努力要我们回归自我：
我们会说：“西塞罗如是说”；“这是柏拉图的道德观”；“这是亚里士多德的ipsissima verba（19）”。但是我们自己要说什么呢？我们作出了什么判断？我们在做什么？鹦鹉学舌也不比我们差。
用鹦鹉学舌来形容写评论可不是学术语言。可以提出一连串的论据说明注解柏拉图的思想或是西塞罗的伦理学多么有价值。而蒙田却偏要强调这种学术活动的怯懦和沉闷。进行二手创作要求不高（原创性的发明比引用他人的话所需要的条件不知高多少），这种工作的困难仅仅是技术性的，耐心加一间安静的图书馆足矣。再者，学术界的传统鼓励我们去学舌的许多著作本身并没多大意思。它们之所以被放在教学课程的中心地位只是因为出于名家之手，而许多同样的、甚至更有价值的课题无人过问，就因为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