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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里娅娜
“我是中国人！”一位南斯拉夫诗人带着她来了，她笑着对我们说。
当时，斯特鲁卡国际诗歌节正在德里姆河边的诗歌宫前一个不太大的
广场上举行开幕式。高台上的火炬已经点燃了，火焰在蓝色的夜空中飞腾着。
大会的主持人在致词。他说的是马其顿语，我们一句也听不懂。我们站在人
群中，周围是来自各国的诗人们，还有很多斯特鲁卡的居民。我们是昨天才
飞离北京，在斯可普里过了一夜，今天下午赶到这里的。我有着初次到异国
的那种兴奋和激动。但由于语言的隔阂（我们只带了一位英语翻译），也感
到了一点落寞，一点茫然。而这时候，她来了。她笑着说：“我是中国人！”
是道地的北京话。她有着黑色的头发，披在娇小的身上的是一件蓝底白花的
中式缎袄（后来她还特地让我们看她穿着的中国布鞋，有一只上面已破了一
个小洞）。但是，在朦胧的夜色中，我看到的是一个外国姑娘的脸。大概是
看到了我们困惑的神情，她又笑了。她说她是南斯拉夫人，在北京语言学院
学习了两年，还没有毕业，是放暑假回国的。她的家在马其顿共和国的首府
斯科普里，听说有中国代表团参加诗会，特地赶来看看我们的。“我叫莉里
娅娜。”
我感到分外的喜悦和亲切，忽然想到了那句旧诗：“他乡通故知”。虽
然这完全不贴切，她并不是我们的“故知”。但是，我们是在远离祖国两万
里外遇到了一个会说中国话的外国姑娘，而且，她又是这样的热情。
我和我的三个同伴和她交谈了起来。她也显得喜悦、兴奋，完全没有
初次相识（而且，我们究竟是不同国籍的人）的那种客套和矜持，立刻就成
了我们的朋友。开幕式结束以后，我们一道走进诗歌宫参加诗会的第一次文
学晚会。她很自然地成为了我们中间的一员，除了她回家的四天以外，陪伴
着我们参加了一切活动，担当我们的翻译和联络员，一直到最后，和我们同
机回国。因为，暑假已经结束，北京语言学院秋季开学了。
几天以后，她告诉我们，她原准备只看看我们，玩一两天就回家的。
但是，“一和你们说话，我就喜欢你们了，真的，我太喜欢你们了，所以我
不走了。”
她还是一个二十岁的姑娘，就是我们中间最小的小王，也比她大六岁。
而我、流沙河、汪承栋，都是她父辈的人。我们对她很热情，很诚恳，这当
是她喜欢我们的原因。但是，更重要的，恐怕是出之于她对中国的感情吧。
她不是诗会的工作人员，在开诗会的那几天中，她不能在我们的饭店里住宿，
而是借住在朋友家，深夜去，早晨来；也不能和我们一道吃饭，而是到外面
的小餐馆去随便吃一点什么。有时无暇出去，就饿一顿。她的更大的牺牲，
是她不能回家陪伴父母。在中国学习，她只能在暑假中回家一次。她是独生
女，父母苦苦地盼望了一年，当然是希望她留在身边的，而她自己又何尝不
依恋父母呢！但是，她却将一段宝贵的假日花在我们身上了，只是每天晚上
和家里通一次长途电话。她自觉或不自觉地，将陪伴我们、为我们工作，看
作是她的义务。当我们有几次向她表示感激时，她说：“何必说这些，我也
是中国人啦！”
像她喜欢我们那样，我们也很喜欢她，不，应该是更喜欢她的。这不
仅是因为我们需要她，通过她的翻译，解决了我们许多交往上的困难，也由
于她的性格：热情，坦率，朝气勃勃，是一个有头脑、有抱负的姑娘。我们
平常大都是随随便便地交谈，有时彼此开开玩笑。
但也有过两次严肃的谈话，谈到南斯拉夫在风暴和斗争中渡过的岁月
和它的现实，谈到南斯拉夫青年们的思想和生活，谈到她对中国的观感？ 。
大都是我们提出问题，她回答。她的回答是坦率、诚恳的，而且是那样的激
动，强烈地流露出感情。她还年轻，一直还没有走出学校的大门。然而，她
的知识相当丰富，她的理解力敏锐，有时是深刻的，使我不能不带着惊异的
眼光看她。她似乎已经成熟，就她的年龄说，是过于成熟了。她告诉我，她
不喜欢那些只讲究化妆、衣着，只关心一己的幸福的姑娘们。但我为她过早
地跨越过少女的单纯、美丽、带着梦幻色彩的心境而感到？ 。怎么说呢，感
到有点惋惜吧。她说，她理解我的意思，然而，她愿意如此。她谈到理想，
谈到她自己的前途，她要为她的祖国、为这个世界、为人类的幸福，奉献自
己的力量——一只小鹰望着辽阔的天空在拍击着翅膀，她会飞得很高的，她
会的。
她是有语言天才的。她是马其顿人，也会说塞尔维亚语（那和马其顿
语很有差异）。在中学里学会了英语，能流利地会话。她在中国留学两年，*
Щ崃肆街钟镅浴Ｖ泄？ 。八*得很不错，包括一些土话。她说她不欢喜抽中国
烟：“太冲了。”她形容一个人的风度：“他很帅。”当我们称赞她美丽的时候，
她说：“不要阿谀奉承我。”有一次，她笑着问小王：“你也得了‘气管炎’（妻
管严）吧。”她在中国的同学中，有一个是墨西哥人，他们经常在一起，她
从他那里学会了西班牙语。
大会原指定了一位会说英语的南斯拉夫的女同志照料我们的，她出现
后，就代替了那位女同志，经常陪伴着我们。但那些来自南美洲的诗人们，
来自西班牙的诗人们，以及来自其他各国的诗人们，也常常要请她帮忙翻译
或为别的事麻烦她。当她走动时，常常被某个代表拦住。有时她正在与人谈
话，有人就在旁边守候着。而她看到某个代表需要翻译上的帮助，也会主动
地跑了过去。她几乎成为大会中最忙碌的工作人员之一了。她不得不经常对
我们说：“对不起，请等一会儿。”就匆匆忙忙走了。有几天，她伤风感冒，
头痛，但她还是忙着，唱着，笑着？ 。
她喜欢唱中国的民歌，口中常常哼着“半个月亮爬上来？ 。”、“跑马
溜溜的山上？ 。”。她还会唱两句京戏：“苏三离了洪洞县？ 。”，居然还有
那么一点韵味，使我们大笑着拍手叫好。不过，她就会那两句。她也喜欢跳
舞。有一天，我们住宿在德多夫城附近的一座高山上的饭店中。山上居民很
少。由于这是欧洲著名的滑雪胜地之一，那饭店的规模不小，设备现代化，
建筑格式却又带一点乡村风味。晚上刮起了大风，落着雨。从窗口望出去，
夜色茫茫，这就更显得室内的温暖。餐厅里坐满了客人，喝着啤酒和冷饮。
一个男歌手在五个人的乐队的伴奏下放声唱着马其顿民歌，歌声高亢，欢乐
而又略带苍凉。有几位南斯拉夫客人跳起了民间舞，后来更多的人（包括外
国客人）都参与了进去。莉里娅娜正患感冒，她站起来走了。我以为她回房
休息。不一会，她穿了一套漂亮的连衣裙，笑嘻嘻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好
看吗？”一转身，她也卷入到舞蹈的行列中去了。她跳着，笑着，唱着，于
是，我看到了一个快乐的小姑娘莉里娅娜。后来，我也被她拉进了舞蹈的人
群中，我觉得，我也年轻了。但是，我常常没有能够合上节拍，不得不退了
出来？ 。
在离开南斯拉夫的前两天，她说：“我一辈子都会记得你们的。”她说：
“这次认识你们，会影响我一生。”她要学习和研究中国文学，她认为我们
可以给她具体的帮助。她说：“如果回到中国以后，你们不理我，我，我？ 。
在就要天天骂死你们。”
而我们当然也会记得她的。在南斯拉夫的两个星期是难忘的，而她的
出现帮助我们解决了许多困难。回国的前夜，在为我们举办的一个文学晚会
上，我向热情的主人们告别，最后我说：“没有莉里娅娜，在许多场合，我
们就将是聋子和哑吧。”事实上的确如此。而且，她也为我们这个小小的团
体带来了温暖和增加了色彩。——是的，我们会永远记住她的。只要她需要，
我们也会帮助她的，一如她帮助我们那样。
她和我们同机回国了。南斯拉夫作家协会委托她和一些中国作家联系。
她将作为中国作家和南斯拉夫作家之间的一座桥。
她也将是南斯拉夫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一座桥吧。“一日不见，如隔
三秋。”当她与我们分手半天或一天后再见时，她就笑着这样说。这句话，
她是从我们这里学去的。而现在，我已整整一个月没有见到她了。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１２日
波 芭
我们在贝尔格莱德机场下飞机后，我对来迎接的一位南斯拉夫的女同
志说：“你是波芭吧？”她微笑着点点头，同时用询问的眼光望着我，那意
思是：“你怎么知道的？”
在这次出国前，近几年访问过南斯拉夫的几位友人向我介绍情况时，
都用赞扬的语气谈到了南斯拉夫作家协会的外事秘书——波芭，说她对中国
客人是非常热情的。
现在她就站在我们面前，美丽而端庄。后来我才知道，她已是两个女
孩的母亲，大女孩已有十五岁了，而她依然显得那么年轻。她的明亮的蓝色
的眼睛含着笑意。
在走出机场的路上，她向我们问到了邹荻帆、邵燕祥、骆文这些她接
待过的中国诗人的近况。她的询问并不是礼节性的，而是出于一种真实的关
切。
她送我们到塞尔维亚饭店，陪我们喝了一点冷饮，安排了我们活动的
日程。为了要赶上第二天就要举行的斯特鲁卡诗歌节的开幕式，我们当晚就
要赶到斯科比，她又送我们到机场。和她只相处了两三个小时，她已留给了
我很好的印象。她虽然接待过许许多多外国客人，却一点没有矫揉的热情，
她是诚恳、亲切的。而且我感到，在她的西方的外表下面，有着一种东方人
的气质：文静、含蓄。
几天后，我们再返贝尔格莱德时，又是她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