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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运乾的《喻母古读考》是上古声母研究的力作，他认为上古不存在独立的喻母，但中古喻母字不是章、黄所说的那样归于影母，而是三等字属于匣母、四等字属于定母。这在学术界有过较大影响，不过后来人们对此有也颇多异议。
在《广韵》音类的研究方面，高本汉曾把《广韵》声母分出四十七个声类；曾运乾《切韵五声五十一纽考》分出五十一个声类；白涤洲《广韵声纽韵类之统计》运用了统计方法，考得《广韵》声类为四十七类、韵类为二百九十类。
2《切韵》音系以外的中古音考证
王力的《南北朝诗人用韵考》以《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里的南北朝四十九家诗人的用韵为对象，把南北朝诗歌韵部定为五十四部，并指出用韵的一些复杂关系。另有于安澜《汉魏六朝韵谱》收集了丰富材料。王越对上古支、脂、之、东、冬诸部在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演变作了分析。
以反切系联法和反切比较法考察音义书、字书的声类、韵类，是这时期一个很大的收获。黄淬伯《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声类考》和《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韵表》，从唐代慧琳和尚所编《一切经音义》反切考得声类三十六个、韵类一百七十三个，跟《切韵》音系出入甚大。此外有严学《大徐本说文反切音系》等。
白涤洲、黄侃、施则敬等人对《集韵》声类、韵类的研究，也有开先河之功。
3开始重视近代音的研究
近代音韵的研究在这一阶段也蔚然成风。钱玄同开始注意到《中原音韵》在普通话语音史中的地位，他的学生赵荫棠以极大的热心，投入很大的精力收集并研究近代音韵的韵书、等韵图。赵氏《中原音韵研究》一书称得上是北音学研究的奠基之作，该书不仅对周德清《中原音韵》的编纂背景、成书过程、历史意义作了周密考证，而且把元代以后跟《中原音韵》有关的众多曲韵派韵书、小学派韵书都作了介绍，其中包含着赵氏对北音学史的刻苦研究成果。书中对《中原音韵》本身音类的分析有些地方并不甚精审，然而它的功绩则不因此而减损多少。赵氏还撰文把数十种从前被忽视或湮没无闻的北音著作标举于世，如《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拙庵韵悟》、《三教经书文字根本》和《谐声韵学》等，使得世人知道有这么丰富的文献可以用作凭借，为北音学的发展打开了门户。而罗常培的《中原音韵声类考》（1932）考订出二十一个声母，在研究方法上为人们作出了示范。
近代音的专题研究也很有成果。白涤洲《北音入声演变考》（1931）从他当时所见到的几种韵书分析入声调的演变规律；龙果夫《八思巴字和古官话》（1930）把碑刻八思巴字所对译的汉字音运用到近代音研究中，丰富了研究内容；张洵如《北平音系十三辙》为清初以来“有目无书”的北曲用韵十三辙编出了韵书，虽然以现代音为依据而归字不尽符合清代十三辙，但对人们了解大致的分部也有帮助。
4等韵学的研究
宋元等韵是旧时代等韵学的“正统”，但其中的规则、术语多有含混难懂之处，几种韵图的作者和产生时代也扑朔迷离，这都成了现代音韵学家的研究课题。罗常培、刘复、赵荫棠、顾实等人在这方面有较多的研究。其中罗常培的《释重轻》（1932）、《释内外转》（1933）、《通志七音略研究》（1935）是他的代表作。赵荫棠的《切韵指掌图撰述年代考》（1934）对题为司马光所作而清人已经提出怀疑的《切韵指掌图》的作者、成书时间等问题作了考证，又把一向被“正统”学者所轻视的明清北音等韵图放到了重要地位。其他还有些解释、考证等韵门法、术语的文章，对祛除传统音韵学的迷瘅、使音韵学走向科学化起了不小作用。
（四）《切韵》系韵书的发现、辑录与汇编
敦煌遗书中《切韵》残卷和字母残卷的发现与整理也是本阶段音韵学的重要收获。清末以前，流传于世的《切韵》系韵书只有《广韵》，学术界未见到五代以前的本子。本世纪初，从敦煌文献中发现了唐、五代写本和刻本的《切韵》类韵书的残卷，但被英、法等国人窃去；国内又有吴县蒋斧所购得的《唐韵》残卷和故宫收藏的《补谬补缺切韵》（“王二”）；这些材料的发现对于了解《切韵》的本来面貌和中国古代韵书的发展过程有重大意义。从二十年代起，到西方各国去留学或访问的中国学者从伦敦、巴黎等地的博物馆中抄录或拍摄了那里所藏的这类残卷，携带回国，加以整理研究并出版。1921年，王国维把伦敦所藏的三种《切韵》残卷按照片抄录印行；1925年，刘复把从巴黎抄回的《刊谬补缺切韵》残卷和两种《切韵》序文编入《敦煌掇琐》；1936年，北京大学出版了由刘复、罗常培、魏建功编纂的《十韵汇编》，共收入了《切韵》、《刊谬补缺切韵》、《唐韵》残卷九种，加上《广韵》，共为十种。
《广韵》是汉语音韵学的经典，但是过去流传于世的各种版本都有较多的错讹。为了纠正它的错误，周祖谟编了《广韵校本》（成书于1937年，出版于1960年）。该书以泽存堂本为底本，参考其他《广韵》版本和已见到的各类《切韵》残卷，校勘订正《广韵》一书的讹误，成为以后最好的《广韵》本子。
（五）其他
现代音韵学的变革还给汉语方言研究带来了重大变化。我国自古就有研究方言的传统，但古代的方言学仅仅在于零散的词汇搜集、记录和对比，缺乏系统性和周遍性。现代音韵学理论使人们认识到方音分歧是历史变化造成的，各方言音系之间有对应规律，这促使研究方法有了改变；构拟汉语古音需要以现代方音为根据，这一来，了解更多的方音又成为音韵学的迫切需求。音韵学家成了方言研究的主力军，他们把方言研究推上了科学化的道路，开辟了调查方言的新途径、新方法。在方言语音的调查上，设计了以《广韵》音系为基础的适用于各个方言的调查字表，从古今对应关系把握严格方言的系统性，对语音的分析描写比较仔细，记音较为准确，能区别同一方言内的读书音与白话音。赵元任的吴方言研究、罗常培的厦门方言研究和临川方言研究、白涤洲的陕西关中方言研究，反映着当时的方言研究水平。中研院史语所于1927—1936年间组织了几次对两广、陕西南部、江西、湖北、湖南等地的大规模方言调查，调查结果后来才发表。
在这个音韵学变革阶段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清华大学中文系和中研院史语所是开拓音韵学现代化的主要阵地，开创现代音韵学的代表人物如钱玄同、刘复、林语堂、王国维、赵元任、李方桂，以及钱、刘、赵的学生罗常培、魏建功、沈兼士、白涤洲、王力等都曾在这几个单位工作或兼职，在学术界的影响最大。北大、清华两校开设的音韵学课程，都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阐释传统音韵学的名词术语和原理，把“绝学”改造成容易掌握的、充满科学精神的学问，培养了不少现代音韵学人才。王力的《中国音韵学》（后来改名为《汉语音韵学》）、魏建功的《古音系研究》是影响较大的教材。史语所则组织过专题的研究，支持了赵元任等人翻译高本汉的著作。复旦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校也成为南方的现代音韵学阵地，张世禄、马宗霍、姜亮夫、黄淬伯等人也起了积极作用，编写出版了一系列教材和读物，如张世禄《中国声韵学概要》（1929）、《中国古音学》（1930）、马宗霍《音韵学通论》（1931）、姜亮夫《中国声韵学》（1936）等。张世禄的《中国音韵学史》是现代最先出现的音韵学通史。另外有几所学校的音韵学课程仍然以传统方式为主，在古音研究方面也有贡献，不过没有达到章、黄的水平。
除了高本汉、马伯乐等西方学者，日本汉学界也开始以现代语言学的路子研究汉语音韵学。仓石武四郎（1897—1975）是日本现代中国音韵学的开拓者。他和他的学生小川环树、藤堂明保等都曾在中国留学，他们的汉学研究在日本有较大的影响。有坂秀世、河野六郎对重纽的研究很值得重视。有坂秀世的《关于朝鲜的汉字音》（1936）及《评高本汉对三四等的拟音》（1937—1939）等文章，根据朝鲜汉字音、越南汉字音及日本译音、福建方言，认为重纽三、四等有读音上的区别，高本汉合三四等为一类是不恰当的，他把重纽的区别归之于介音，三等有“非硬腭性”的介音ｉ，四等有“硬腭性”的介音ｉ。河野六郎《朝鲜汉字音的一个特点》（1939）也提出了跟有坂秀世相同的拟音。他们的拟音在日本被称作“有坂—河野说”。
三战争年代的分散研究
——前期第三阶段的汉语音韵学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转移到抗战的后方西南地区，大多数音韵学教授随之转移，在那里进行教学。音韵学研究处于低潮，但音韵学家利用地理之便，展开了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三十年代初期培养出的一批学者这时成为学术骨干，如董同、严学、周法高、张清常、邢公畹等。也有一部分学者留在敌占区的高校（多为西方教会所办的学校）任教并坚持学术研究，如燕京大学（太平洋战事前）的陆志韦、辅仁大学的周祖谟等，陆志韦培养出了俞敏、林焘等新进人才。
此阶段的汉语音韵学，仍然既有系统的断代语音研究，又有专题的研究。前一类的代表作是董同的《上古音韵表稿》（1944）和陆志韦的《古音说略》（1947）。董书基本上是用高本汉的方法拟测上古音，但材料的运用和观察的深度青出于蓝，通过对谐声关系的仔细分析和用韵的考察，批驳了高本汉的不当之处；又按二十二部、三十六个声母排列出上古音的表�